本章是结语。结语常常有两个作用，一是终结，二是启新。本章结语也有相应的两个内容：一是总结现代平民化人格话语框架结构，分析人格范型的现代转换，对全书的论述做一个总结；二是分析当代人格危机的实质与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启示意义，开启当代中国人格建构的可能性视域。
一、平民化人格范型的现代转换
人格的心理学、价值观、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超越论等六个维度的依次展开，立体地组成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的可能性话语的理论架构。这一话语的最终成果定格在理想人格的范型上。人格范型或模式是一个综合的形象，内聚了心理气质、价值观念、自我体知与精神旨趣等多重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外显的规范、制度、习惯、实践经验等方面。现代中国哲学家在塑造理想人格范型上做了不少探索，不过这种探索是以具体的、多方面的人格意蕴的阐释为基础的。
中国古代哲学家（以儒家为主）大多把圣贤人格或圣人人格作为理想人格的范型。孔子有自知之明，不敢自称为圣人。这是高远的、超越的、纯粹的、完美的理想。后世儒家对圣人人格理想作了很多阐发，但是基本的模式没有变化：“仁”与“智”结合是圣人人格的主要特征。“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仁体现完美德性，智体现德性之知。朱熹以“醇儒”解释圣人人格，进一步强化理想的德性特征，使理想人格成为“无欲”、“忘情”、“无我”之人。明清之际，开始出现淡化圣人人格的理想性和纯粹性的迹象。黄宗羲等不少哲学家赞赏“豪杰”人格。圣人人格的理想之网逐渐被戳破。进入近现代，圣人人格理想范型受到各种形式的怀疑、批判，也受到一些哲学家有限度的赞同。现代理想人格范型的总体趋向是圣人人格形象日渐陨落，平民化人格日益升腾。人格中心词之一由“圣人”转换为“平民”。正如冯契所说：“从人生理想来说，近代哲学家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来取代封建时代二圣贤”。①
近代最著名的理想人格范型是梁启超的“新民”人格，是他在《新民说》中提出来的。在梁启超之前，就有不少近代思想家提出类似的“新民”人格理想。但是，梁启超是将之系统化的第一人。
严格地说，“新民”概念古已有之，并不新鲜。《大学》里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作“新”解）民，在止于至善”、“作新民”等说法。朱熹解释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按此解释，“新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主体自身的道德不断更新；二是指使他人的道德得以提升，两方面的目标都趋向“至善”。传统儒家立足于道德更新层面理解“新民”。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论述显然已经超出传统儒家的“新民”理路，尽管还使用“新民”这样的概念，但是其观念已经融入现代人格的内涵。他的新民说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层面，而是有了更为宽广的现代人格视野，力量、权利、进取、自由这样一些现代元素被注入进“新民”的人格形象。所以说，“新民”概念并非梁启超所创，但是，关于“新民”人格的现代观念却是梁启超等近现代哲学家的贡献。
进入20世纪以后，新一代启蒙思想家在梁启超的新民说等人格理论的影响下继续描绘着现代理想人格的图像。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都绘就了各有特征的现代平民化人格范型。
自由主义者胡适代表了其中一支重要的进路。胡适的理想人格范型学说集中体现在“健全的个人主义”上，娜拉是这种主义的人格范型。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胡适设想的平民化理想人格称之为娜拉式人格。
①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580页。
其实，娜拉是个虚构人物。她是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一出戏剧《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作为妻子什么都可以牺牲，而丈夫是用不着牺牲什么的，做妻子的完全成为丈夫的奴隶。毫无疑问，这样的家庭是对个性的极大压抑和摧残。戏剧中的娜拉是一个有鲜明个性、勇敢的人，她最后抛弃丈夫儿女毅然弃家出走，“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自己是台上做戏的猴子，她既有胆子，又不肯装假面子，最终跳下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①把自己铸造成器（人才）。与此相反，在易卜生的另一台戏《群鬼》中，剧中人阿尔文夫人就没有娜拉的胆量和魄力，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继续在家中守她的妇道。在胡适看来，娜拉是现代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范型，她有个性，这种个性是独立的、创造性的，“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敢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娜拉类似的范型人物还有斯铎曼医生，他是易卜生的另一出戏《国民公敌》中的主人公，胡适称赞他“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②也是一个个性化人格代表。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胡适的娜拉式理想人格无疑是对梁启超“新民”人格理想范型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的《新民说》对少年胡适影响至深。胡适指出：“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③可以说，胡适对娜拉式人格的设计多少渗透着梁启超新民说的印迹。同时，娜拉式人格又和梁启超的“新民”人格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如在价值观上，前者侧重于独立品格，后者侧重于责任品格。可以说，娜拉式人格完全取得了平民化的资格。因为娜拉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性，而不是贵族或道德精英。
①《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457页。
②《胡适文存》第4集，黄山书社，1996，第456页。
③《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56—57页。
此处有一点值得注意，胡适特地以一个女性人物来标识理想人格范型，彻底地掀翻了纯粹的圣人人格形象。从《论语》中可知，妇女地位较男子低微。到汉代以后，在三纲五常的礼教束缚下，女性在人格上存在着被奴化的现象。在阳尊阴卑的思维模式作用下，女性以顺从为德性。“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圣人人格理想之外。胡适却破天荒地奉女性为人格理想范型，这是对传统男权话语主宰之下的人格理想的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凸现现代理想人格的平民化特征。
和自由主义者胡适推崇平民化的娜拉式人格范型有所区别，现代新儒家一系对传统的圣贤人格形象多少有所眷恋与保留，如贺麟提出儒者人格气象说、梁漱溟和冯友兰提出现代圣贤人格的思想。尽管以冯友兰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设想的圣贤理想人格在价值取向上抬高道义原则和群体原则，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圣人（醇儒）人格学说有较多的一致性，是对传统理想人格理论的继承，但是，这毕竟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想人格范型，具有明显的现代平民化色彩。
从理想人格的价值设定上看，冯友兰所说的圣贤人格是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为标识的现代人格，其平民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代圣贤人格并不是高高在上，超越于现实生活的，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和常人的区别仅在于觉解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不同。其二，在价值原则上，现代圣贤人格并没有一味地拒斥功利原则和个性原则。冯友兰在人生境界说中保留了功利境界，功利原则在现实的人格中得到了明确的认可，而这是道德境界提升的现实基础。同时，他认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是自作主宰，富有个性化的，个性原则在群体原则的旗帜下得到曲折地肯定。功利与个性原则是平民化人格的价值取向之一。
由此可见，尽管冯友兰仍然使用圣贤这样的传统概念，但是其内涵有了较大的改观，强调精英性、纯粹性的传统圣贤人格已经转换成现代平民化的圣贤人格。从字面上看，平民化的圣贤人格这一用语是自相矛盾的，但这恰恰体现出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试图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挖掘传统理想人格理论的价值资源的努力。一方面，他们没有放弃圣贤人格的承诺；另一方面，积极吸纳现代人格建构中的平民化、世俗化取向，显露出将传统理想人格范型作现代转换的有益尝试。
在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之外，像鲁迅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也提出了现代理想人格范型。他的理想人格学说主要建立在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之上，批判孕育着重建的可能。他构建现代平民化人格主要呈现为一个先驱者或革新者（猛士）的人格范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①用张灏的话来说，这种先驱者人格形象可称为“志士”。“志士”人格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并且敢于为此信念而献身。“它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形成的使命感，认为人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思想而活的，必须把生命无条件地奉献出来，透过政治去实现道德理想。”②“志士”人格与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形象有切近之处。
在现代理想人格范型的探究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在吸取了同时代哲学家关于平民化人格的理论成果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人格学说。用这种学说来塑造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他们的先驱者就是共产党员。白求恩式人格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范型，这种人格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精神。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对类似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精神特征有过论述。最重要的是，这一人格形象在现代中国革命与解放事业中感染和鼓舞了许多仁人志士。在实践唯物论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契对现代平民化的人格范型特征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范型理论，并阐述如何培养自由人格的方法论。
近代以来，梁启超设想的理想人格范型是“新民”，胡适（代表自由主义）设想的是“娜拉式”人格，冯友兰（代表现代新儒家）构想的人格范型是“现代圣贤”，鲁迅（代表激进主义）设想的人格范型是“先驱者”，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是“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冯契提出的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尽管称谓不同，有的用词具体，有的用词抽象，但是在这些现代平民化人格范型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理想人格范型统称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当然，在这些人格范型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笔者从现代人格的可能性话语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对这些共同特征与差别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和概括。
①《鲁迅杂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第65、69页。
②《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304页。
从心理学的维度看，平民化人格的总体倾向是知、情、意的统一，理性、意志和情感都得到充分发展。但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各有偏重。胡适比较重视理想人格构成中的科学理性之维，冯友兰重视实践理性，张君劢、熊十力相对重视意志之维，而李大钊等人对理性、意志和情感品格都予以一定的关注。
从价值观的维度看，平民化人格强调竞争、能力、功利、个性、自由等价值观念。在共同特征的背后也存在深刻的分歧。同样是讲人格的事功追求，梁启超强调“新民”人格的进取、冒险精神，胡适侧重从科学的工具价值层面论证理想人格的事功特征，毛泽东等人强调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同样是讲个性化人格，梁启超、冯友兰侧重于责任品格，胡适侧重于独立品格，鲁迅更多表现出责任、独立与创造品格三者统一的致思趋向。
从社会学的维度看，不少现代中国哲学家都注意到平民化人格与现代性制度的相互作用关系。梁漱溟认为习惯（人格）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而习惯的养成也有赖于制度的规范作用。胡适和陈独秀深入地讨论了传统妇女制度对女性人格的压抑现象。金岳霖和冯友兰等对现代教育制度对于人格的负面影响有所提示，而陶行知、胡适等人对平民教育制度和男女同校制度对于人格的解放作用有所肯定。梁启超和张东荪提出人格不仅有道德的向度，也有权利的向度。
从认识论的维度看，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大多对人格认识的可能性持肯定态度。冯友兰的觉解论从理性主义、冯契的转识成智论从理性的直觉、杜维明的体知论从默会知识等不同的视角讨论人格认识的可能性话语。人格认识的问题还和表述有关。现代思想家的自传或自述等自我陈述是表述人格之知的一个直接途径，但是自我陈述有其局限性。真正的人格认识更应该将目光伸向生活世界。
从方法论的维度看，大多数现代哲学家承认平民化人格的培养途径是多样化的，龚自珍提出“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培育人的人格培养总原则。现代人格可能有缺点，有偏胜，并非全智全能，因此培养的方式和途径不能划一，要根据每个人的“才情性质”来培养，促进潜在个性的自由发挥。自由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在人格培养的方法论上，熊十力的“性修不二”思想、冯友兰的“觉解”与“用敬”思想、胡适的教育和科学实验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冯契的“化理论为德性”的思想等都是有创见的思想，融合了传统的道德实践论与现代的多样化实践论。
从超越论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的哲学家在回应西方宗教超越性追求的挑战和发掘传统儒家人格哲学的现代性的努力中，提出以人格关怀求安身立命的思路。他们贡献了四种典型的人格关怀论，即蔡元培的美育化进路、梁漱溟的道德化进路、冯友兰的哲学化进路和冯契的智慧化进路。他们拒斥西方宗教式的终极关怀，但承认终极关怀之精神诉求的合理性，提出人格应该在精神上有超越性的关切。他们没有走宗教的外在超越的路子，而是走“即内在即超越”的路子，把人格的现世性与超越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意义的无限性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