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人格如何显现与我们如何看待或对待人格的态度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人格的展示是我们的自我观念、自我态度的展示，是对自身存在状态或境遇的揭示。所以，我们不是人格的外在旁观者，以一种不参与的身份“指手画脚”，而是人格生成与呈现的参与者。我们就在人格展示的过程之中。
①《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20页。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旦自传形成，人格也就形成，这是自传中呈现的人格。但是该人格是被言说、叙述出来的人格，它的形成与发展是由许许多多不在场的事件、人物促成的。现代中国学者人格的发育就与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在场的事件与人物作为背景，支撑着已经被言说的人格。该人格是一个可以分析的在场的符号。要真正了解主人公的人格，分析自传中的人格只是一个途径，不是唯一的途径，还必须联系不在场的背景，想象那些不在场的人与事。真实的人格就活在这些无穷无尽的背景或场景中。这是不是说自我陈述就不重要了呢？那倒不是。自我陈述自有其解释学的必要性。关键在于不要执著于自我陈述，解释者必须看到有比自我陈述这样的文献更原始的东西，隐着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
要把握在场的东西的意义，必须通过想象等方式把隐蔽的东西带到眼前，使它与在场的东西（自我陈述中的人格）一起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解蔽的过程，领略意义的过程。倒过来也一样，如果把在场的东西（自我陈述中的人格）放回到隐蔽的场所，显隐的各种关系接通了，本真的意义也就澄清了。无论是正面地看，还是反面地看，道理只是一条，那就是：只有领会了隐的东西，才可能了解显的东西（人格）。这种认识强调了不在场、隐的、生活的东西对于在场、显的东西的重要性。
所以，根据自我陈述与人格之间的显隐之辨，我们认识到，在理解现代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人格时，可以参考他们的自述、自传或回忆录，因为自我陈述是表述人格之知的一个直接途径，但是不能过分依赖于自我陈述的材料。真正的途径在于“回复”现代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生活、交往、学术环境，“回复”人格形成时所有不在场的实践背景，也就是“回归”真实的存在。人格在不在场与在场的相遇中、在生活世界中浮现其真实的意义。如果由自我陈述所得的人格认识是“以我观之”（从我的主观立场来考察）或“以物观之”（从客观的立场来考察），那么，由“回归”真实存在所得的人格认识则是“以道观之”。
五、人格紧张与人格的反省
上文分析自我陈述与人格表达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自传之类的自我陈述只是表达人格的一个维度，不能完全表达真实的人格图景。“以我观之”和“以物观之”只局限于意见与知识的层面，还没有抵达智慧的层面，那属于“以道观之”。因此，通过自我陈述来表达人格的认识，其作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我们在此仍然想用自我反省类二陈述作为例子来说明人格的认识问题。必须指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我反省类的自述非常少，尽管自我反省是人格认识的一个基本方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多少是个例外。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篇带有反省意识的文章，是对自身人格的一个彻底反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相比，中国人一向缺乏“忏悔”意识。古代西方的忏悔意识的理论前提是：我所做的一切行为均出自自由意志，不管我本人的出发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①由于自由意志的作用，人人都会犯错。这样，忏悔不仅是对某个具体行为或过错的反省，那只是表面的，更主要的是对人格的自由意志的反思，而且把这一反思最终指向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只有上帝才有终审判决的权力。因此，自我忏悔总是涉及人格的自我认识，尽管带有宗教信仰的影子。与此相比，儒家也有反省的传统，如有“吾日三省吾身”、“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慎独”等说法，但真正的敢于直面自己灵魂的反省个案并不是很多。“中国人不是把自己的罪过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看作与自己的意志和‘本心’相违背的结果，并认为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本心去行动，必然就会有德行。”②这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细微差异。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一篇“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文献。透过这个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紧张的稍微带点分裂的人格呈现于众人的眼前。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政治态度与观点，而是他对自己人格的深入剖析与鞭笞，对待本己人格的态度。他在此文本中深入地剖析了自身人格的紧张与分裂，他对自身人格的反省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紧张人格（自我）特征。
①邓晓芒：《灵之舞》，东方出版社，1995，第35页。
②同上，第40页。
仔细地看，他的人格（自我）紧张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身体的虚弱与精神的疲惫。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虽然出身绅士家庭，但小时候家境贫寒，吃过一些苦，后来得了肺结核，他曾几次休假养病。“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每天用脑两三个小时以上，或者感到十分疲劳，或者感到过分的兴奋，体力的衰弱可见一斑。与此相关，他也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书生，连杀一只老鼠都不敢。虚弱的身体状况自然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他说：“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①在他担任领导职务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一向不太好，常常感到倦怠，有“心中空无所有”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②尽管他内心想多做点事，但是体力已经成为他的一个重要障碍。
第二，爱思考的本性与停止思想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他早年对政治问题有相当的兴趣，他研究俄国的形势，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但是，在他参加了一些实际的政治活动之后，他发现他的性情不适合于政治工作。历史的际会又把他推上领导岗位，他越做越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但是他又不敢公开地表白，于是在很多时候带着消极的、逃避的态度对待工作，觉得开会写宣传文章是很麻烦的事情，是替别人干活。他解剖自己说，他自从1931年开始不再“独立思索”，“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他反省这是最坏的做法。他已经成为一个“十足的市侩”，上面说什么他就照着说什么，“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③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部分丧失自己独立的人格，把自己的个性淹没在社群的声音中。他说：“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④这是一种很消极地对待思考的态度，说明他实际上几乎停止思想，人云亦云。
第三，绅士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之间的冲突。
①③瞿秋白：《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第51页。
②同上，第55页。
④同上，第59页。
他分析到，在他的精神深处存在着绅士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冲突。绅士意识类似于中国的士大夫意识，包含着这样一些思想：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等。对于共产党员的人格来说，这些软弱和卑怯的情感和思想是不能容忍的，他必须“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保持斗争、革命的意识，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①
他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淡薄可能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关。他早年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主要基于社会主义所提供的美好理想，在他眼里，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差别不大。后来他去了莫斯科，他说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差不多是从当时报纸杂志上的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那里学来的，对很多原著都没有细心地研究过。回国后，他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实他说他对这些理论“只知道一些皮毛”。当时编的一些讲义，也是转译的，因而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把它和机会主义等思潮混在一起。他说他年轻时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索却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他的思路一直被这种混杂的局面所缠绕。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多少呈现出某种不彻底性，因而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的确立也就显得很困难。他觉得他最终仍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无法成为一名战士。
①瞿秋白：《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第50页。
②同上，第53页。
第四，人格分裂的自觉意识与表达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二元化人格有着一定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勇气坦白自己的人格意识。他把他对自己人格的认知深深地埋在心底，没有表达出来，甚至对他的爱人也只是露一点口风，没有和盘托出，这反映出他懦弱的性格。他称自己为“脆弱的人”。他的懦怯首先表现在他的自信力的丧失，“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①同时，他的懦怯还表现在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勇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二是“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②
第五，角色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冲突。
他把自己称作“戏子”即演员。“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③其实，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在演角色，重要的是从各种角色中找到自我。可是，瞿秋白意识到其扮演的角色终究不是真正的自我，他似乎最终未能从角色回归自我。他对于这种不属于他自己的角色生活感到十分的“厌倦”。
第六，学者身份与政治家身份之间的冲突。
他把俄国文学研究称作“自己的家”，这是他喜欢干的事情。他曾经忠实地翻译过几部俄国文学名著，这成为他“最愉快的梦想”。他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改。依他的文人性格，从事政治活动实在不是他的兴趣所至，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④“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⑤政治家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他的学者梦想。两种身份在他的人格之内发生冲突，做个学者还是政治家。他一直在抉择，但又一直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摇摆于两者之间。
①②瞿秋白：《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第61页。
③同上，第62页。
④同上，第48页。
⑤同上，第65页。
第七，教条意识与个性意识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