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反对把上帝人格化，反对把上帝描绘成一个人形的绝对权威，高高在上地掌管着整个宇宙。爱默生的上帝也就是“真理，生命，良心，道德理想，自我的必然，以及心灵深处的精神悟性”。他认为上帝应服务于人类，帮助人类超越自身，上帝的启示是永恒的，不是通过神迹，而是通过大自然和人的直觉。爱默生颠覆了基督教反自然的传统偏见，他在《自然》中将自然定义为宇宙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从哲学上看，宇宙由“自然（ nature）”和“灵（ soul） ”组成，“自然”即一切“非我（Not Me）”之物，它既指通常意义上的日月山川、鸟兽鱼虫、人的身体，也指人在艺术观念指导下创造出的物质形态，如雕塑殿堂等。这样，自然与灵的关系似乎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且“非我”的自然对于“我”有着重要的抚慰心绪、启示美感的作用。他认为：“世界之所以缺乏统一，而且被支离破碎地堆积在一起，就是因为人没有与其自身统一起来。就这点而论，他不认为人一定要接受那些已经是尽善尽美的由上帝在最初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更倾向于使人类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不断进取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人类能够通过使现实理想化而做到这一点，真正的世界，即在物质图象之外存在的思想领域，是人类想象力的持续不断的集体创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并不仅仅为了被理解而存在，它是一个有机的由人们赋予其意义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人只有把自己从那种束缚于自然的理念中解脱出来，才能开始接受和实现使各种事物都井然有序的高级角色。爱默生致力于建设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使自然的混乱状态归于统一和变得有意义，而且这个理想的世界也会是人们所渴望的精神准则。一位有德的人必与自然的业绩不期而合，因而成为这个清明世界的共仰楷模。
二、接受的语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已经呈现城市化、工业化、机械化的面貌，现代化进程使物质生活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疆域的拓展，财富的积累，科技的成就使人类自我膨胀，以为人类万能，自然为人类而存在。人们盲目崇拜科技，在愚蠢的谋财过程中大量伤害了自然，今天我们已看到人和自然间的关系，人的存在因自然受伤也面临危机，生态平衡的破坏，使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并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
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争夺自然资源，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的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冷漠，心灵孤寂，人们的失落感日趋严重。面对这些问题，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人类要发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共同发展”，而且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行“可持续发展”。爱默生曾上下求索的“作为个人的人的无限性”，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在科技有所发展但又没有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对未来的一个预想。他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以直觉和顿悟的方式而达到人与自然的结合只能是医治人类创伤的一个偏方。根据他的理论，一个人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获神性，直觉是一个人下意识中的道德情绪，是超越他本人的。爱默生在《自然》中描述自己在一个朦胧冬日穿过波士顿公地时所体验到的直觉：刹那间，就像被上帝一击，他的精神升华了，他享受到“完美的兴奋，高兴得近乎畏惧”。他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尽管自身无足轻重，却看到了一切，“宇宙的浪潮围绕着我；我是上帝的一部分。”
爱默生对人性的充分信赖使他的世界带有一种宗教的玫瑰色，这与灰蓝色为主的现代主义《荒原》有感情上、心态上的区别。西方精神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沐浴在人文主义的玫瑰色中，虽然在十九世纪，人文主义的英雄色彩已经从人化了的神形回到了神话中的诸神，用以雕塑辉煌人体的英雄色彩光辉渐失，在现代主义的《荒原》上只有一些灰色的城市工业喧嚣中的小人物和伊丽莎白·毕夏甫的《人蛾》。二战后甚至“人蛾那有自我表现存在意识的最后的冰冷的眼泪”也已蒸发。面对精神的囚禁和自我解放的矛盾，面对工业化、现代化、生态环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挑战，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原因并不复杂，人文精神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所以，在古代英雄时代，产生了悲壮、伟大、崇高、理想、意义等精神追求。在近代，与工业化和科学理性的胜利相对，产生了对规律、秩序、规范等的精神追求。在现代，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世界渐渐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物理学家格里芬所讲的“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根本没有人的精神的位置。加上由于现代化运动导致的竞争加剧，使得人们社会压力加大，人们变得更为现实、更为实际，对物质的关注，使得人们渐渐淡忘了或顾不上精神的需求。贝洛在《挂起来的人》中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那位内向的日记作者一开头就攻击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这个时代笃信行动而毫不相信自我意识。面对生活的压力，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的地位无足轻重。难怪海明威笔下的巴内斯感慨：“人人都是这样，什么事也不懂。（Nobody ever knows anything）”。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没有了家园，只能冷冰冰地面对无情的客观世界。
三、批评的语境
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认为：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并且作为一部作品一直存在下去，其原因在于作品要求解释，需要在多义中解读。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本质也呈现在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启蒙运动以前，人们眼中的世界是神秘的，人的命运被一种陌生、万能的力量统治着，上帝便是这种力量的象征和体现。作为凌驾于人之上的最高存在者，上帝为世界和人的存在的意义和秩序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和保证。那时，神性的维度是人观照世界的最高尺度，一切人间的苦难，世界上的不合理，统统被看作上帝的意志和安排，而脱离这种苦难，消除不公正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神对人的拯救上。
启蒙运动导致了对神的存在的怀疑和人的价值的发现。到爱默生的时代，理性和人性高扬，上帝的统治动摇了，具有理性的人取代了神，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理性作为普遍适用的原则，为人解释世界和自身存在提供了新的尺度和依据。正是在它的光芒照耀下，世界变得明晰了，人也被赋予了认识一切、支配一切的力量。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理性的绝对权威、超时空的普遍性和万能力量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怀疑。科学技术的日益扩展以及对人的生存条件的灾难性破坏，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现代物质文明导致的人的物化，使一度被理性之光所照亮的统一、明晰的世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人对世界和自身生存的认识发生了危机。一度由理性为现实制订的形而上的法则，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连续性、同一性、主体性、结构、系统、中心、逻各斯等等受到怀疑，理性为世界建构一种统一的秩序、目的和意义的梦想成为泡影。如果我们走出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打破静止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对爱默生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我们就能透过文本的语词层面，领悟爱默生超时代的陈述。爱默生世界观的核心是“超灵”，他视宇宙为统一体，其中包含着每个人的具体存在，并通过它与其他所有人合而为一。超灵就是统辖宇宙的唯一心灵，唯一意志，万物从中产生并相互配合，只有一个心灵，每个人都是通向它的走廊，祈祷是它的地址，宗教是这一心灵的自尊。爱默生在《自然》中希望人们通过超灵与自然相结合，使自然成为超灵向个人灵魂说话的工具，若不与人的心灵相结合，自然便毫无价值。
显然，二十世纪的现实已证明，人类的私欲并没有听从“超灵”的召唤，爱默生浪漫主义的理想破灭了。但对和平的追求，对人道的维护象火种一样保存在人性深处，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开创人类和地球美好未来的愿望仍在为人类的灾难呼喊，与社会的邪恶斗争，同人类的愚昧抗衡。这岂不和爱默生的“想象”和“精神升华”有血缘吗？ 只是它没有爱默生的想象力所依据的柏拉图式的“神圣”起源。这个愿望存在于每个人的本能中，只是由于思维某些先入为主的框架，使它在一些人的身上被扼杀，而在敏感、真挚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身上得到保持和开拓。愈来愈多的人走出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愚昧的宇宙观，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为人而存在，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就要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盲目破坏自然环境最终是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中国在实行西部开发战略中强调环境保护是发展经济的基础，这不禁使人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爱默生就提倡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尊重和拥抱自然，提倡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方式。
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时代，西方思潮中出现了一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的潜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儒家的修身理论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在冲突不断、战争此起彼伏的世界上，儒家的仁学思想也许值得发扬光大； 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天人合一”，也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二十世纪后半期，解构思维反对定型僵化的系统，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始”、“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以疏浚西方崇尚物质的倾向，以恢复西方文明在古希腊时期的创造性。这与爱默生所祈求的想象力的创造性和人性的崇高异曲同工，都在于反对分析逻辑的垄断所引起的思维的僵化。人类的智能有两种主要倾向：分析的、重实的和综合的、超越的。在爱默生的时代，还未经历现代科学化理性化的阶段，对细部的兴趣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因而保持着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整体性。当然，这种自然的一体化缺乏科学上新发现新发展所具备的多层次性，但这种整体性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如果人类忘乎所以，反本为末，舍弃了矿源还有什么金子可采呢？ 富强和高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自然地进入和平、幸福的文明时代。人们在经历了各种世事变迁之后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也许这就是人们认识自然的历史的循环，尽管其认识方法不尽相同，但热爱自然和将人类自我认同于自然也应当是人的本性。
在新的世纪再读爱默生的《自然》，以历史的观点给它以现代意义的诠释，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爱默生所提出的人应与自然在和谐的基础上驾驭自然的观点，更有助于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开辟路径。
§§§第五节 《论自然》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然观
爱默生于1836年发表的《论自然》，被认为是超验主义信条的概括。超验主义在美国思想文化史上意义重大，而超验主义者是反传统、反权威、反物质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也是关心政治平等与社会公益的人道主义者。在书中爱默生提出，自然是规律，是最后判决的话，是最高法院，自然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方式。
《论自然》的开篇段落标志着爱默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美国文学的转折点。它记录了他从传记、历史和评论转向自然作为他的起点的时刻。在阅读《论自然》的开篇语时，很多读者都经历了相似的激动，爱默生引导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该同样地保持一种与宇宙的原始联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种非传统的，而是有关洞察力的诗歌与哲学，拥有并非他们的历史，而是对我们富有启示的宗教呢？接着自己提出的问题，爱默生开始陈述我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的益处。
在第二章《商品》中，他考虑了自然是如何为我们建造的、种植的以及吃的一切事物提供原材料和能量。任何人都会对这些陈述印象深刻：“我们在这个负载着人类飞越宇宙的绿色地球上尽情地开采稳定而丰富的资源。”当他赞赏潮汐动力的磨坊时，爱默生想到的是大自然的有用性，他认为，将机器放在海岸上，利用潮汐的冲力转动轮子碾碎谷物，所以这其中有了月球的帮助，像一个雇佣的帮手来碾磨、摇动、抽水、锯开树木或劈开石头。而且他典型的思维跳跃就是从这一活动迁移到他经常重复的训谕：“将你的马车拴到星星上。”但是自然作为物品只是最明显和有形的益处，很快爱默生转移到自然的非物质方面的特性。
在第三章《美》中，他概述了以自然为根据的一套美学理论。“这便是所有事物的构成之法，或者说是人类眼睛所具有的塑造力量——它使得天空、山峦、树木、动物这些基本形态，都以其自在自足的方式令人赏心悦目。”他认为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美的第一和最可靠的标准。“大自然是一片贮存着形式的大海，”他说，而且“美的标准在于自然形式的全部轮回”。这是一个基本命题，一个假设的，一个“首要的结果”。“至于心灵为何要追寻美——在此问题上没有理性的提问或回答，”爱默生说。这不可解释，但其本身却是其他事物的解释。
正如自然提供给我们美的标准，《语言》篇给了我们关于语言及语言用途的解释。爱默生更进一步提出，自然就是语言。“自然是思想的承载体”是他的观点。一开始，爱默生解释了为什么“词语是自然事物的象征”。从最简单的看，“苹果”这个词代表了苹果这种事物；但其实大多数的抽象概念，如果追溯其来源的话，都会发现是来源于可见的、具体的、有形的事物。“Sierra”意思是锯子，“supercilious”（目空一切的）来自拉丁文super cilia，意思是扬起的眉头；“experience”要追溯到拉丁词periculum，是指从危险中赢得或夺取的东西。所以爱默生在他后来的散文《诗人》中说，语言是化石的诗歌。爱默生下一步的论述是最局限于哲学方面的，也是最难的部分；然而对于作家们来说，这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指出，一位作家知道，“并非仅仅只有词语是象征性的；具有象征性的是自然界中的事物。”他还举例论证，“当一个人在寂静之中凝视滔滔河水时，他怎能不联想到世上万物的变动和流逝呢？往溪水中扔一块石头，那不断增加的波圈就是世事变幻的生动证明。”作家们理解语言直接依赖自然的这种属性，他们所做的是把外部现象转化为人类生活中某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