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不是精神分析界的大人物，她在理论上的贡献微不足道。在这个学科刚刚兴起的阶段，女精神分析学家的人数很少，我们只能列举出几个：海伦·多伊奇、卡伦·霍尼、梅拉妮·克莱恩，她们在这个领域露面得更多一些，但谁都不曾在大师身边起玛丽·波拿巴那样的作用。
弗洛伊德尽管从来没有打过露的主意，这是他自己说的，他们之间历来只有纯洁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说，他悄悄地爱着她，并且也很看重她的智慧，甚至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完全同意他那个时代对女人的传统看法。他曾说玛丽·波拿巴“具有男人一样的工作能力”，而露这个容光焕发且聪明绝顶的尤物却使他惊讶。
1912年至1913年间，在精神分析学不再是空穴来风的时期，她是怎样又为什么会被引荐到他身边的呢？
50岁时，她曾思考过自己生存的意义。当时，她第一次———以小资的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和安德烈亚斯住在一起。在格廷根，这对夫妇并不怎么出名。他们不与任何人来往。她继续写作，但她知道自己不是作家，而且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没有任何野心。她最多就是创造一些“木偶”，米开朗琪罗谈起自己的作品时就是这样说的。里尔克借用这个词来形容“只能如此而已”的艺术家的那种忧伤......
每年春天，她都会溜走，在欧洲跑来跑去，后面跟着泽梅克。但有一天，泽梅克不再跟着她了，他不愿再扮演这个次要的角色，他已经明白露永远不会嫁给他的，所以彬彬有礼地结束了这段长达11年的关系。他很痛苦，但他不是那种当她向英俊的小伙子抛媚眼时他也愿意扛行李的男人。
她曾写道：“自然展现的爱情生活，尤其是最崇高的爱情生活，也许是建立在不忠诚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她相信，毫无疑问，与其去创造虚幻的人物，不如去探索如何成为充满活力的人。尤其是性的冲动，那种如此强大的力量......
她就是这样抓住与弗洛伊德建立联系的第一个机会的。卡尔·亚伯拉罕，第一批精神分析学家之一，在柏林一见到她就被她征服了。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聪明绝顶。她今年冬天要来维也纳，想来听我们的课......”露也直接与大师联系。允许。1912年8月25日，她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她将旁听著名的“星期三心理学会议”，弟子们聚集一堂。
几天后，第三届精神分析学大会在魏玛召开———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她在会上被介绍给弗洛伊德。是她当时的情人，一个叫保尔·比埃尔的精神分析学家介绍的。
她的直率和大方很快就赢得了弗洛伊德的喜欢，那个世界上最悲观的人后来曾说：“她没有从事创作，这是男人们的幸运。”露相信生活是美好而幸福的，这种信念深深地吸引了弗洛伊德。据说，当她像孩子一样冲动地说“我想学精神分析学”时，大师笑了。那是一件大事啊！
后来，每个星期三，他都让露坐在自己身边。她也懂得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她。“这位小妹妹被五六位小哥哥接纳了。”弗洛伊德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剩下的就是工作了。她在维也纳度过了一个学期，在这期间，她到处受欢迎。她听了很多课，一边听，一边织毛衣，并恰到好处地插一句，但句句都说到点子上。
弗洛伊德借给了她“一种可怕的智慧”。她也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必要时，她会态度坚决地批评大师本人的观点，但是，尽管她有时激烈地反对他，她却一直得到他的信任。
比如说，在自恋这个问题上，她从不退让。提起这个话题，她总是想起弗洛伊德，而且还写信给他，但在“星期三小组”发生严重危机的那几年中———荣格“背叛”了，阿德勒走了，叛逃、分裂、分手———她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弗洛伊德，鼓励他与叛徒们作斗争。这种壮举使她有一天收到了一枚金戒指，留给心爱的人的5枚戒指之一。
如果仔细查一查当时的会议记录和所立的规章，我们会发现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对她进行过精神分析。但事实还是不很清楚，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散步的过程中，或是在他晚上留她长谈之后徒步送她回家时，或者在星期天的下午......她曾委身于他。总之，她很快就觉得自己可以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了，并且受到了弗洛伊德的鼓励。她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小女孩，诊疗获得了成功。
男人们呢？她丝毫没有放弃“爱情的盛宴”，那是青春的酏剂。既然她的胃口没有受到破坏，她又为什么要放弃它呢？她的年龄，谁也没有在乎，因为她像一个知道别人会喜欢她的女人那样，充满了自信。
在泽梅克之后，跟她一起同居的男人，据说是个瑞典的精神分析学家。那个人长得很英俊，一头金发，很有教养，第一次遇到她时才34岁，娶了一个比他大17岁的女人，那个女人后来由于得了梅毒，慢慢地瘫痪了，但他对她很忠诚。这个叫保尔·比埃尔的精神分析学家在斯德哥尔摩名声很好。
他们是在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家里相遇的，露在《色情学》中写道：“性爱是一种神圣的疯狂......肉体之爱触及到了生命的核心，应该被当做是一种宝贵而神圣的东西。”
一切都表明她和比埃尔在一起的时候体验了这种“神圣的疯狂”，至少在几个月内是这样。和泽梅克一样，在露的《回忆录》中，比埃尔也没有被提及，但比埃尔却永远没有忘记她。晚年接受《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他曾这样说：
“人们很快就会觉得露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人。她有这种才能，能完全地深入到她所爱的男人的心中。她巨大的凝聚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吸引了同伴的精神之火。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别的人能如此迅速、如此深刻、如此完全地理解我。她的意志非同寻常，喜欢战胜男人。尼采曾说，露是个魔鬼......我觉得他说得对。她可能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和婚姻，但和她在一起是令人振奋的。人们可以感到她才华横溢。和她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更加伟大。她渴望摆脱自己强烈的个性，但没有做到。露是一个没有解脱的女人。”
比埃尔也不比她更“解脱”！他的太太很妒忌，这种妒忌不可避免地影响他和露的关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治疗它，而她则不愿听别人谈到他那个多余的妻子。
在她的《日记———与弗洛伊德在一起的一年》中，她把比埃尔描绘成一副神经质的样子，容易冲动、胆怯、敌视社会、缺乏内心自由、渴望他拒绝承认的虚荣心。尽管如此，她还是留了他两年。
弗洛伊德对比埃尔没有太多的评论。在比埃尔的请求下，弗洛伊德接见过他两三次。那个瑞典人从斯德哥尔摩来跟弗洛伊德唱反调。事实上，他并不赞同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鼓吹他自己所谓的精神综合论。他承认无意识的存在，承认梦的重要性，承认神经官能症，但把治疗精神错乱的希望寄托在大自然的力量上。而弗洛伊德却从来就不相信大自然对治病有什么用处！比埃尔永远也忘不了弗洛伊德看他时的那种冰冷的目光......
当他离开维也纳回斯德哥尔摩时，露已经给他判了死刑。换人。换了另一个瑞典精神分析学家格布萨特尔。
此人比她小22岁，疯狂地爱上了她。
关于那段关系，人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事情发生在1911年到1915年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交换了许多信件，信中语气的变化（比如说，1913年左右，双方开始以“你”相称了）表明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格布萨特尔是个非常出色的人，但后来也偏离了弗洛伊德的艰难道路，弗洛伊德却不能原谅任何人当逃兵。因为那些动摇精神分析学这棵还很脆弱的小树、被弗洛伊德一一开除的异端分子，他们所做的或是要做的就是完全彻底地把性排除在外！“性是一种无聊的小事。”阿德勒如此说。
而且，看看那些有教养、接受过科学知识的文明人是怎样被精神分析学中的新东西所吸引也挺有意思，因为他们首先是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性的无处不在使他们深感震惊。这表明他们的性生活不是太和谐。总之，他们是跑着退出自己的工作和实践的。
露马上就与荣格保持了距离，但她还是去参加阿德勒组织的会议，尽管弗洛伊德因此而生气。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不过，双方都同意让露参加两个小组的工作会议，除了她没有人能得到这种待遇。
在那些不安分的弟子中，有一个出色的克罗地亚人，35岁，一头金发，是个医生，他不时地借维也纳医院的神经科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因为该科的负责人十分大方。那个医生叫维克多·托斯克，露听他的课，精神分析入门。他提出要她早上陪他一起出诊。我们说这个人真是聪明到了极点。他比露小16岁，但他没有因此被吓倒，露也没有。他们没有时间去玩恋爱游戏。
托斯克的生活一团糟。他当过法官和记者，后来开始学医，历尽艰难。当他遇到露的时候，他刚要进行毕业考试。他一接触精神分析学就产生了兴趣，也许是希望能借此解决内心的冲突。在工作会议上，弗洛伊德觉得他太生猛了，好像要去历险———“一头猛兽”，他曾说。而露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托斯克身上的“野兽”与精神分析的斗争。她希望她的爱能使他得到平息。
“爱情干得了的事，爱情会干的......”匀援云援彼得斯说得好。
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两人相敬如宾。他们经常去乌拉尼亚电影院去看哑片的首映。和许多知识分子不同，露预言说这种艺术将得到很大的发展。他们谈论哲学———这个词会让弗洛伊德大叫起来———托斯克的理解能力使她大为震惊。这个有过一次不幸婚姻的克罗地亚人，平生第一次找到一个能使他心平气和而又美丽聪明的女人。
弗洛伊德想让托斯克离开，他觉得这个人对精神分析学很危险。但露替托斯克说情，说那个年轻人比他以为的要有价值得多，好得多，于是他便留下了托斯克。
后来是露不留他了。她结束了在维也纳的漫长的进修期，可以像专业医生那样执业了，她决定回到格廷根......托斯克感到很不安，在理论上，他明白什么是爱情，露曾试图用爱情来安慰他：爱情是一种基本的激情，人们无法延长它的时间，它就像暴风雨，一下子就过去了。托斯克知道她没有错，但所有的人都希望爱情能够长存，他也不例外。他还爱着露，关系这样中断，他深受打击，于是整天埋头工作，成功地通过了各种考试，在战争期间成了军队医院的主治医生。极其艰难的时刻过去之后，和平终于回来了。在结婚前夜，他阉割了自己，自杀身亡。
露的悼词是这样写的：“我想，他死得像个暴徒，也像个病人。”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他的弱点。
于是，露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在格廷根当精神分析医生。1911年，内心的痛苦曾使她一度消沉，但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母亲在圣彼得堡去世了，她年轻的时候曾把那个和蔼的母亲气成那样！另一个人的去世也对她打击很大：她的密友弗莱达·冯·比洛。稍后，他的一个哥哥亚历山大又自杀身亡。但她没有消沉太久。
她喜欢她的屋子，从窗口看出去，景色非常优美，花园、树木、连绵不断的小树林，还有她的狗。她丈夫不怎么碍她的事，她在《日记》中没有提到他。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说。安德烈亚斯曾跟女佣玛丽·斯蒂芬生了个孩子，但那场风暴早已过去，况且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安德烈亚斯很快又生了一个，露一直没有原谅那个当母亲的。直到她死，露还指责她“让我少活了20年”。但露喜欢上了留下来的那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小玛丽”。那无非是一个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在自己老了的时候，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母爱，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爱的东西。看看西蒙·波伏瓦就知道了......露非常喜欢小玛丽，小女孩也对她非常忠诚，她最后收养了她，并把自己的遗产传给了她。
她慢慢地有了病人，那是弗洛伊德和别人介绍给她的。她和大师保持着通信联系，起初间隔时间很长，后来频繁起来，露的信越写越长。我们现在还可以查到：它们已经用法文出版了。传记作者所谓的“交换照片”就是从那里开始的。1913年10月29日，露写道：
“亲爱的教授，几天前，我在艾廷贡医生那里看到了您的一张照得非常好的侧面像，那是您儿子替您拍的。我忍不住想向您要，或者说向您请求：您能不能给我一张？”
弗洛伊德回信说：“亲爱的夫人，我同意（有所修改）您的请求，条件是您也满足我的一个要求，即，如果我能用我的照片换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