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威风，这种技术型之士，历来为儒家所轻视，特别是孟子，认为纵横家所为乃是“妾妇之道”，而自己所为，乃是“大丈夫”之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看到这里，不由得让人莞尔，乌鸦落在猪身上——光嫌别人黑，不觉得自己黑。儒家与纵横家，都是游士，都是沿街叫卖，只不过叫卖的货不同罢了。按现在的商业规则，做自己的广告可以，但不能贬低别人的产品。孟子贬低了纵横家，却没想到后世一位伟人说孟子是一位纵横家，而不是儒家。如果孟子泉下有知，说不定会找这位伟人吵去：你才是纵横家呢，你才是纵横家呢！孟子带的好头，导致后世某些知识分子时不时地讥讽纵横一下——明初学者宋濂认为纵横之书《鬼谷子》“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宋学士全集·诸子辩》），清代学者卢文弨说“《鬼谷子》，小子之书也”（《鬼谷子》序）。
要说沿街叫卖的功夫，还是纵横家最在行，卖的是流行货嘛。相形之下，儒家的货就有点压仓了。孔子吆喝了半辈子，也没找到买主，没办法，只好回家写书教学去。孟子步其后尘，也上门叫卖了。孟子首先碰见的客户就是梁惠王。可惜孟子不了解客户的心理，这时候梁惠王刚与齐国交过战，丧失大将庞涓，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也很大，为此不得不迁都大梁，所以，梁惠王一见孟子就不客气地问：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货以利我国乎？孟老头脖子一拧：王何必言利？俗透了，我只卖仁义！为什么后世人总称儒为酸儒腐儒呢？估计跟不懂行情有很大的关系，人家挨打了，想买根棒子复仇，你却要卖给人家一件绣花衣服，谁要？
孟子的第二大客户是齐宣王。不知大家是什么看法，我总觉得齐宣王老在调戏孟子。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乐；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货；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勇；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色，总之毛病大了，看你亚圣咋治我的病。按南怀瑾老先生的看法，齐宣王玩的是太极拳，孟老夫子玩的是“打蛇贴棍”式——顺着上缠上你——你说的这些毛病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只要与百姓同好乐，同好货，同好勇，同好色，就行了。我倒觉得，孟子的仁义有点狗皮膏药的嫌疑，哪里都能贴那么一贴，也像万金油，哪里都能抹一把。不过，齐宣王还有自己的绝招——关键时刻，王顾左右而言他。尽管孟老夫子卖药卖得好辛苦，从四十三岁一直卖到七十岁，但买卖不成仁义在，凭心而论，齐宣王这样的客户，态度都还不错。咱们现在上门搞推销，搞保险，被对方轰骂出来的也不少吧？
孔子、孟子、苏秦之类都是大卖家，事实上，春秋战国时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小本买卖。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们被人称作游士，好比无根之萍，飘到什么地儿就什么地儿吧。有些类似现在的打工者，所以游士，也叫“养士”，游是士们的表象，养却是士们的生存实质。只不过，这种养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战国策》里有个著名的冯谖弹铗的故事——冯谖是孟尝君的食客，有饭吃就不赖了，可冯谖嫌待遇低，就吆喝开了，先是想吃鱼，就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遂有鱼吃。再吆喝“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遂有专车。最后吆喝：“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遂给老母吆喝到了食用之资。冯谖的故事估计会让诸多后世的知识分子羡慕呢，居然能跟上级领导讨价还价，尾巴都翘到天上了，简直太酷了，试想大明以后的任何知识分子，有这待遇吗？你还个价试试，不拍死你全家都算仁义！
【二】古典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学统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那个欢，现在的知识分子都羡慕。这里我想从道统学统方面，谈几家叫得欢、叫得响、叫得长的。
第一家是逍遥派——老庄为首的道家。第二家是仁义派——孔孟为首的儒家。第三家是权术派——韩非子、李斯为代表的法家。
逍遥派
道家老子研究的是道，道是什么玩意儿呢？南怀瑾老先生给学生上课，说“道”在传统古书中有三种解法：（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间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说文》的注释是“道者，径路也”。（二）“道”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性的道。（三）“道”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传》上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至于老子所谓的“道”是哪个解，南老先生耍起了滑头，跟学生交待说：只有亲见老子，来问个清楚。元代刘从益在自己的《题闲闲公梦归诗》开场就说“学道几人知道味”，看来，读懂老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觉得，问老子也不见得能问清楚，我感觉老子也只是在原地打转转：“道可道非常道”，说来说去不知“道”。
老子研究道，本意也许并不是给人间的人儿指条道儿或曰“径路”。司马迁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至于“自隐”，老子做到了，“莫知其所终”，后世人干脆怀疑他得“道”升仙了。但所谓的“无名”却是个悖论。以至于有人谴责老子：既然要隐，何必著书？既著书，便是求名。也难怪，因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有的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把隐当作了扬名的手腕，蹲下，为了跳得更高；隐没，是为了引起人的注意；不仕，是为了要求更高的身价。比如《新唐书·卢藏用传》及《大唐新语·逸隐》载：卢藏用举进士，有意当世而不得调，乃隐迹于京师之终南山，易为时君所征召，果被召入仕，以高士被授以左拾遗。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从京师回自己的隐居地天台山。卢手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乃云：“以仆所视，乃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遂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成语。
于是陆游就可以潇洒地表示对隐士们的藐视了：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严光，字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做了皇帝，希望自己的这位同学出来助一把。刘秀可能希望同学自动找上门来，奈何严光不报到。刘秀就令全天下找，这一找，严光可是出名了，而刘秀也没吃亏，新皇如此礼贤下士，民众那个敬仰啊。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想被人找到，那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儿。我儿跟人捉迷藏，老是能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谁都找不到他，在里面睡个觉都行，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等于自动出局，玩久了很没意思的。而有些参与心特强的孩子，会在自己所藏的地方故意闹出点动静来，不是咳嗽，就是踢石子儿。总之，我在这儿呢！带头搞这个的，是直钩钓鱼，钩离水面老高，且是没有鱼饵的姜太公。严光也学会了这一手，他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羊裘一反披，就够令人注目的了，可是严光还放声高歌唱个不休，以至于被现代人猜测他的歌可能还经常跑调来着。总之，严光被刘秀捉到了。
难怪后世有人批评严光“一着羊裘不蔽身，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我觉得这个写讽喻诗的人，跟我儿子五岁时一个水准——不知捉迷藏的真谛！陆游不屑于批评严光，倒是对巢由意见挺大。传说巢由是唐尧时代的隐士。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载：“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呵呵，许由矫情，巢父更矫情，怪不得陆游讥之。我只是觉得，这些所谓的高士行径很眼熟，比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所谓的上古高士行径，都是后世受道家隐世思想影响的文人们杜撰出来的。杜撰归杜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子之“道”，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后花园。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后世读书人把它改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到了庄子，“明老子之术，诋訾孔子之徒，剽剥儒墨，虽当时宿学不能自解免矣。”司马迁评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句话，光顾着自己写文章痛快的批判与批判的痛快了，体制内当然拒绝接纳你。现代社会也有一些文士，本是以批判出名，却又忽闪着小翅膀愣要飞进体制内，就有点摸不着北了。与庄子比起来，高下之别立现：庄子视体制内如腐肉，根本上拒绝进入：“终身不仕，以快吾志”；而现代某些文士，却拿批判当作了闯进体制的敲门砖，这种做法令人起疑！
依现在的眼光，对道家的逍遥，批评是很重的，避世自保，作为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成为社会前进的领头羊，反而引导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那个时代，固然没有安全感，但是为什么不去营造安全的堡垒呢？最先清醒，却不负责任，由清醒到糊涂，这是道家的学统，这学统引导后人跟着糊涂。百姓绝圣弃知，安居乐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帝力于我何有哉？逍遥得有点过了。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道家是不可原谅的。相形之下，苏格拉底也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他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同胞们，如果我参加了政治活动，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一个人如果刚直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想为正义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
苏格拉底拒绝了公职，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政治，他要当的是牛虻。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动物！”那么，道家逐渐抛弃政治，是不是把人的本性也给丢了一半？
仁义派
也许是受鲁迅之《狂人日记》的影响，反正我一看仁义二字就浑身发冷，想起“吃人”二字。孔子可能是无辜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他所谓的仁义，说穿了，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那些狼变得温情一些；希望下层统治者——那些狗变得规矩一些。按狼和狗的本性，当然反对这些温情的东西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发现这些伪装很能迷惑小羊般的民众——狼外婆的故事就是咱民族典型思维特色的再现。最终，在孔孟之家的教唆下，最高统治者变成了狼外婆，下层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那些读书人，则变成了狗姨妈。儒家的诚实被人怀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