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别，并不是一出生给你个瓦片与美玉就完事了那么简单，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瓦片与美玉必须做到“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分分讲，秒秒讲”的高度。《礼记·曲礼》中规定如下：
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叔嫂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翻译过来，大致意思是，男女不能杂坐一处，不共用衣服架子，不共用梳洗用具，不亲手递交东西，小叔子与嫂嫂不能互相问候，不得让庶母给自己洗下衣（中国古代上衣下裳，分得很清的，不像咱们现在，一律衣裳了，上下不分，不成体统的），外面的事不得传入闺女内室，内室的言谈也不要说出去。女子订婚，脖子上要带个此货已订的彩带标志。没有大事，比如地震杀人啦什么的，不要进入女孩子的房门。已出嫁的女子回娘家，不能与兄弟同席坐，同盘子吃饭，火锅更是不能吃了，呵呵。
宋代以后，男女授受不亲规定更严格。《司马氏书仪》规定：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事。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内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
看看这规定，就明白古代男人之不易了，一门心思要把老虎们关到内笼里去，比动物园的园长还要费心。当然，同学们私下里可能有疑问，这能执行下去吗？单说司马光他家吧，如何不共浴堂不共厕的？我猜他家可能是有男女厕所与男女澡堂的，好歹他是当官的，家当厚实点，可对于老百姓，那就惨了。我觉得，这么一种高标准，也只是希望罢了，咱们当真就不好玩了。当然了，司马光可能是以身作则的，比如他砸缸救小朋友的壮举，我就一直怀疑，为什么他不用手从缸口往上拉，而是费力吧叽地用石头砸呢？怀疑的结果，我猜可能那缸里的小朋友是个女孩子，而司马光本人，可能是接受教育早了点。
男女之别，我们的祖先在搞建筑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古代家庭营造房屋时，一般分着内室外室两部分，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我觉得，美国人聪明，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可我们中国人更聪明，认为女人是靠不住的，男女更是不能碰面的，一碰面可能就坏事的，阿Q就是这么认定的：呸，凡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所以，男子盯女人五秒钟就算非礼，而女人，干脆不能看男人。像潘金莲，武二一进门，这厢就高喊叔叔回来了，真是不要脸哪。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长嫂如母（比如包老黑和其嫂嫂）。那潘金莲勾搭武二，更是不成体统了。早先的时候，我老是纳闷：《西厢记》何以在明清被视作黄书？后来一学习这些闺媛礼的素质教材，才明白，那西厢可是黄大了。至于黛玉偷看黄书，堪称早期女革命家了，宝钗偷看黄书却装着没看过，相当于敌后武工队了！
贞节，是传统社会衡量一个女子品行的最基本标准。每一块贞节牌坊的竖立，其背后不知道有这个女子多少的辛酸和眼泪。【二】惟务贞节之贞操礼
贞操，是中国传统社会衡量一个闺中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标准。对少女的贞节的重视，正如对于集权的重视，也是始于始皇的秦帝国。在此之前，男女尚有部分恋爱自由，可参看《诗经》。始皇关心女人贞节问题，汉代更是关心，贞节女人，会像现在的模范一样，戴红花，上国家光荣榜，谓之“表贞女”。西汉刘向煞费苦心编《列女传》，闺女贞节遂成当时时代的主旋律。范晔在《后汉书》里首创“列女传”体例，从此，历朝历代史书都跟着来，这旋律，一下子旋了两千年。
当然，反叛式的白卷英雄也有，但却犹如孔先生盘子里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这其中，卓文君那小寡妇表现得不错，跟司马相如私奔了，成为千古美谈。晋朝的贾午也不错，把皇帝老儿晋武帝赐给她老爹的香袋送给了自己的相好韩寿，遂成“偷香”之美谈。而且，魏晋时的中国女人，似乎掀起了一场世界上最早的女权运动，魏晋名士们带头冲击礼教，女人在后头也摇起了小旗，贞节观受到了冲击，女人在社交方面也很活跃，但是由于只限于贵族女人名士之妻，犹如教材上评价那辛亥革命：脱离人民群众，最后导致失败！
魏晋女人的活跃，掩盖不住主旋律之背景音乐——西晋裴作《女史箴》，曰：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一句话，女人就是男人桌上的一道小菜，图的就是新鲜和清洁！
隋唐时期，皇室宫廷生活奢侈糜烂，宫妓流行。上层社会的风流韵事，那是层出不穷哪。唐高宗敢娶爹的妃子，唐玄宗就敢抢儿媳妇。如果说，长孙皇后作《女则》还算以身作则的话，那面首众多的武则天同志发布《内训》号召别人都守节就堪称以身作贼了。唐代最重要的一本关于闺媛礼的著作是宋若华的《女论语》，号召大家能依了其书死学死用，就会成贤妇，独美千古。
宋代，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女子守贞，寡妇守节，严打形势越来越紧张。程颐先吓唬女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回头又吓唬男人：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这下就坏菜了，面临着男人们集体约好都不娶你的危险，女人们谁敢不老实？不老实也得装老实，如那宝钗似的。
【三】女性之美仪
传统女性之美，可用柔、顺、轻、怯四字概括。王夫人之相中宝钗，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标准要求的。黛玉除轻字符合标准外，其他三个方面都难以及格。现代的女孩子，见了老鼠就夸张地叫唤，不害怕也要叫唤，假装胆小，实在是心底里想向传统美女的标准靠近，而中国男孩子，平日表现不了自己的威风，一般在老鼠面前是很风光的。有些小家子气的男生，干脆用毛毛虫代替老鼠来唬女孩，侧面却是要证明自己的雄风的。
传统中国女人以胆小为美，跟中国第一任妇联主席的班昭倡导有关。她在《女诫》中说“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生女如鼠，犹恐如虎”。
唐代的《女论语》更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女孩子：
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班昭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导致女孩子有才华被视作不幸。这种陋习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有所转变。到了宋代，审美情趣更加趋向病态。南唐后主李煜给自己的舞女窅娘做莲花座，窅娘妹妹“以帛缠足”，在莲花座上起舞，“屈上作新月状”，端的漂亮极了，引得女孩子纷纷效仿。到了明代，缠足遂由时尚上升为道德规矩，女子人人缠足，不缠就嫁不出去，当然也有穷家女儿破瓦破摔坚决不缠的，可能是为了干活劳作之方便。至于元璋的元配夫人马皇后，更是由于没有缠足而被时人戏称为“马大脚”。大脚就大脚吧，反正人家一不小心嫁给了一位开国皇帝。可无聊之人不甘心，非得讽刺一下这大脚，灯谜上画个马，马上一女人，大脚，怀里抱个西瓜，以影射淮西马氏大脚为乐，元璋也不傻，一看就雷霆震怒。文人们敢如此漫画皇后，估计不是吃了豹子胆，而是背后那根以“德”治天下的小棍子撑的。
有人说，中国与美国的生活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达到生活的方式不一样。美国为了生活，不断地改造思想，而中国为了思想，却是不断地改造生活。要我说，一句话可概括，人家削履适足，我们是削足适履。缠足即是一例。总之，中国女人除了精神的不幸外，从此有了肉体的痛楚，女人，正犹如她的三寸金莲，都成了男性把玩和欣赏的艺术玩具。当然，缠足不光光是为了女性美，《女儿经》里说：为甚事，缠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明白了吧，还是怕女孩子都学卓文君，见个男人就跟人私奔呢。
【四】无才是德的妇德礼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明末后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谚语，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妇女道德的期望和要求，是对妇女才华与能力的否定，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古代妇德的高度概括。班昭在《女诫》中说：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班圣人这么一倡导，导致女孩子有才华被人视作不幸。仅举一例，唐朝女道士李冶五六岁时，作《咏蔷薇》一诗，内有“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之句，其父一看，却不像现在的父亲一样，大呼孩子神童，同时牵着孩子上有关部门要求测量智商，以期证明自己一不小心生了个神童，恰恰相反，其父“大恚”，曰：此女狡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而李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长大后成女道士。唐时的女道士，好多都是半文半娼式的，比如众所周知的鱼玄机。
女孩子不需要聪明，更不需要才华，笨笨的反而好。聪明至少要装傻，不笨也得装笨，比如花袭人与宝钗。可惜的是，有些女孩子，本来傻得可以，却要装聪明，本来笨得要命，却要装作不笨，比如晴雯与黛玉。如此，她们的命运就很不一样了。
女子嫁人之前要守的妇德比较简单。一是孝亲，二是持家。所谓的孝亲，《女论语》交待：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每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所谓的持家，《礼记·内则》教导：女子10岁学纺织，操持家务等。司马光在其《居家杂仪》中把这项工作往前提了一下，要求女子：六岁时习女红之小者，十岁后习女红之大者。所谓的女红，主要指各种家务活，后世主指刺绣等巧线活。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人物，还时不时地操心小女人之女红，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宰相来说，也真不容易啊。
为人妻之后要守的妇礼
【一】三从四德之礼
《礼记》首先确立了妇女“三从”的理论基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子家语》交待：“女子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如此，就确立了女人的从属地位。班昭则犹如现在的舆论权威，对四德作了具体的发挥与解释：其一，妇德——不需要才能出众。幽娴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其二，妇言——不必利言善辩。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其三，妇容——不必颜色美丽。洗净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其四，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洁齐酒食，而奉宾客。
【二】夫死无再嫁之礼
上古时代，礼制即要求女人从一而终，比如《礼记·郊特牲》规定：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但这只是道德要求，犹如政府号召我们排队上车，我们要是愣不排，那政府也拿我们没办法。春秋时期，女人改嫁尚是自由的，比如孔子的儿媳妇，伯鱼的妻，也就是子思的娘，不但改嫁，而且走的是涉外婚姻，嫁卫国去了。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前对其妻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虽然二十五年的等待有点长，但是能如此许诺的，也不愧为伟丈夫了。到了秦朝，改嫁就没有恁自由了，生了儿子的寡妇不得再嫁，《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云：“有子改嫁，倍死不贞。”汉代老儒董仲舒《春秋繁零》中言：“夫死无男，有改嫁之道也。”老董如果还算有点人味的话，那班昭就没了，曰：
夫有再娶之义，妇无再嫁之礼。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衍，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主同也。
看看小圣人这话，说得多精彩。女人事夫，犹如忠臣事主。无独有偶，何清涟女士在其文章《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北大外语系一个女生的豪言壮语：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绝对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读到这个细节，我以为班圣人她复活了呢。
不过，中国的道德似乎向来只对傻瓜有效，据《中华新报》载，1918年，北京尚有一姓唐的妇人在丈夫死后98天内，先后投水、绝食、服毒九次寻死殉夫，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获得成功。如果说这事儿是爱情闹的，那还会成为千古美谈，问题是，女人把这当做自己的最高道德境界了。另外，我怀疑，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上层人士可能根本不当回事儿，比如，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回，蔡文姬也是三回，至于汉代名相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人了。再比如，东汉光武帝的姐姐刚做了寡妇，就看中了朝中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没想到宋弘像头倔牛，拉不过来，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拒绝了。皇姐带头当第三者，插足别人家庭，百姓要是学会了，那还了得？至于唐宫室，公主改嫁的就不少，太平公主即是一例。南朝宋之山阴公主，更是跟哥哥讨价还价：你女人数千，缘何我只有一个男人？其哥一听，不好意思了，一下子给妹妹批发三十个面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