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中有诸多讲究，度假时官员一般都不愿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到了那里就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再想爬就爬不上去了。难怪有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他死活都不肯去。同时，当官要想爬得快，有两个地方不能不去，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延安。
许多人谈到云梦，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的忧乐文化和龙舟文化。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即贬官文化。照理说，云梦作为贬官文化的代表，应该是中国最具忧患意识的一座城市，然而，她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2002年三峡截流以前，云梦的旅游业异常火爆，其主要客源来自于重庆游三峡下行武汉的游客。面对这表面的繁华，没有人去想截流以后该怎么办。果然，三峡截流不仅截断了长江的水流，还截断了云梦的客流，一夜之间，云梦的旅游人气降至冰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大多数人大代表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非典”和日趋衰落的旅游，而是如何串通起来选掉自己的市长。
2003年１月１日下午，云梦市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选举中未能超过半数而落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非典”事件。非常凑巧的是，那一年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局长章文雄把我调到旅游局，经局党组研究，任命我为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章局长找我任前谈话的时候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一是高层领导缺乏旅游意识，口号喊得凶，就是没行动；二是积重难返，旅游市场极为混乱。
最嚣张的是，前任质监所长去旅游码头执法时，被强收码头费的涉黑势力扣为人质长达五个小时。我当即向章局长表态，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让旅游市场“政通人和”。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只要敢于首先拿旅行社协会的会长开刀，谁还敢乱来？但对于第一个问题却有些难办。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给领导洗脑，洗得好还好，万一洗不好，惹恼了领导，脑壳上的官帽都不保。况且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市长都还没能从两次选举才当上市长的阴影中走出来，哪儿还有心思去理会旅游？所以我劝章局长说，急也急不来，还是慢慢来吧。
机会终于慢慢地来了，官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对我敞开了逼仄的小门。2004年5月，省委对云梦的领导班子做出了重大调整，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文昊调任云梦市担任市委书记。博士书记的到来，让求变心理强烈的云梦市民充满了期待。我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位文官的到来，让我感到云梦旅游的春天就要来了。但激动的同时，我对他也充满了质疑，一个文弱书生能驾驭得了官场诡异的云梦吗？
其实我多虑了。上天好像有意考验他一样，刚一到任就让他遇到了村民堵桥事件，省际交通命脉因此中断。事情的起因是，河东区的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将摩托车交通管理费的征缴承包给了地方涉黑势力。有位村民不肯缴费，遭涉黑收费人员殴打致死。村民的亲友们为讨回公道，联合上千村民拦路堵桥，酿成了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张文昊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亲自上桥与村民对话，并保证：严惩凶手，凭公理，还公道，该赔多少，一分不少；严追责任，不管牵涉到谁，一查到底。他当场宣布，河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停职。同时，他还宣布，不能因为求公理就坏了法理，对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该关多少就关多少，一个也跑不了。当天下午，他亲自将赔偿款一分不少地送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手上，同时下令将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全都请进了派出所……一场冲突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此化解。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让张文昊看到了云梦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他便下决心要肃整公安队伍。没多久，他就下令将市公安局长调离公安局，公安局长不愿离开，便冲进市委要和他理论。政法委的领导吓得脸色苍白，请示张书记要不要调特警来先卸了他的佩枪。张文昊镇定自若地说：“不用。”话音刚落，公安局长就闯了进来。张书记凛然地对他说：“组织的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服从安排，就地免职！”就这一句话便镇住了他。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为他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那局长发傻气把枪掏出来一枪把他打落了看怎么得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胆识且很开明的书记。”我对章局长说，“给张书记写一封信吧，先入为主，说不定能引起他对旅游的重视，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听得进正确意见。”
章局长心里没底：“写给书记的信要过秘书那一关，书记能收到吗？”
“我试试？”我试探性地征求他的意见。
章局长回答：“试一下也没坏处。”
得到了章局长的支持，我旋即回到办公室，顿时文思泉涌，仅花了三个多钟头便写下了那篇让我后来意外步入官场的“牛文”——《张书记，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文章写好后，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张书记看到这封信。我想，网络是最好的平台，于是就把它发在了红网和云梦网上。因为担心书记不上网，为保险起见，我又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形式给他寄了一份。为防止秘书截留，我还将文章分别投给了《云梦日报》和《云梦声屏报》。打铁趁热地做完这一切，我便开始了忐忑而漫长的等待。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反应。对此我很失望，开始不抱希望了。就在我强迫自己快要遗忘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接到市委政研室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市委的《领导参阅》内刊上，刊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才知道我给书记的那封信，竟然费尽一番周折才摆到了张书记的案头。
原来，地方党报《云梦日报》收到稿件以后觉得题材太敏感，居然没做出任何反应，倒是《云梦声屏报》认为这是一篇好稿，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刊发，迅速报送到了市委审批。就这样，费尽周折后张书记才看到了那篇稿子。书记阅后非常重视，当即做出批示，以《领导参阅》的方式发放至每个地市级领导。云梦市委其他领导阅后相继做出批示，要求市委督察室组成专门班子，对旅游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专项治理。没过多久，云梦市委政研室按照张书记的指示，迅速成立了课题组，对如何壮大云梦旅游产业，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书记的重视与支持，让我对云梦旅游更加充满了激情。考虑到旅游业投入大，而云梦的财政并不富裕，资金瓶颈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政府如何“生钱”投资办旅游的妙方，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做参考。
我和章局长到河南濮阳考察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时，濮阳介绍了一条“政府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将机关自有绿地转化为社会公共绿地”的经验，我从中受到了启发，再次向张书记建言：拍卖行政私产，打击行政腐败，凑集50亿巨资，建设云梦大旅游。通过一番调研后我发现，城市的黄金商业地段基本上被权力部门所霸占，一个局一栋高楼，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商业门面和多余的写字楼，对外出租获利却没有上缴财政，全部用作干部职工的福利发放下去。行政资产的私有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衍生成了另一种腐败。
我给书记算了一笔账，如果将全市职能部门（特殊部门除外，如法院）集中到几栋高楼内办公，然后将其他所有楼堂馆所全部拍卖，不仅可以获得50亿元的财政收入，而且老百姓办事也愈发方便，将会大大地提高办事效率。最关键的是，如果有了这50亿，何愁没有资金来投资旅游？没想到，张书记收到我的建言以后再次做出批示：请政研室展开调研，将调研结果报我。尽管后来这个建议由于牵涉面太广、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没有被采纳，但我知道，我的观点在书记心目中还是得到了认同。
两次建言以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2005年4月11日，张文昊书记到云梦市旅游局专题调研旅游工作，上楼梯时他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块“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的招牌，突然停下脚步问身边陪同的旅游局章局长：“哪一位是宁致远？”正在拍照的我赶紧迎上去和书记握手。书记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很有思想。”
大约三个月后，旅游系统和市委机关举行篮球友谊赛，我和局领导站在体育馆篮球场迎候书记的到来。书记和局长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径直经过我的面前去换衣服。他走了十几步后突然回头，返回来和我握了手。
两次正面接触以后，我心里泛起了涟漪，总幻想生活会发生一些改变。机遇像个幽灵，时刻在你的周围神出鬼没，你想抓它的时候怎么也抓不住，一旦抓住，却又是那么的令人猝不及防。2005年春节前夕，章局长突然接到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要来考察我，全局上下感到非常意外。通过好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是张书记给市委组织部发了指示：“我们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倡导一种风气，爱思考，勤学习，不跑不送为官，清清白白做人……宁致远同志很有思想，可以考虑放下去锻炼。”
就这样，一个在学生时代连班干部都没当过的高考“落榜生”，一个连任命书还没有下达就被免职的报社广告部候补主任，不跑不送，仅靠建言居然当上了一座拥有50万人口县级市的副市长。这在中国吏治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没进入官场之前，就听说了官场有许多讲究。
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许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某某领导，挖苦他怎么怎么无能，批的字解决不了问题拿不到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该领导签字是有玄机的。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比如，领导打牌也很有讲究。有一位局长到八景洞去视察，当地乡镇领导隆重接待，邀其参观某著名作家的乡村别墅。参观完毕，局长一行回镇里打麻将。那位名作家一想此局长是宣传部门出来的，肚子里有些墨水，于是赶紧从家里拿了几本自己写的书，气喘吁吁地送到镇政府。局长客客气气地接过书，待那位作家刚一离去，便提起书撕得粉碎，边撕边骂：“妈妈的，怕是读书读迂了，打牌的时候送么子输（书）唦？”也难怪，那天下午，他一个人输了好几千。
再比如，县长或县委书记调离，该向纪委交多少“红包礼金”，更是大有讲究。某县的县委书记升职调离，调离前夕仔细一回忆，任职期间最多的一笔收了九万。第二天他主动向县纪委上缴了当书记几年来“无法拒绝”的红包礼金十万元。后来某局长东窗事发，交代曾给书记行贿八万元，上级纪委找书记核实，书记很坦然：“是啊，我交给县纪委了，这不，收据还在这里呢！”假如下次还有局长点水，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十万的收据来搪塞……
像如此的讲究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老百姓是不太讲究这些的。偶尔讲究讲究，也只是当做笑话图个乐乎。有一次我听一名导游说，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到三亚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天涯海角。到了天涯海角意味着到了天的尽头，想爬也爬不上去了。难怪有一次我邀一位官场中的朋友去三亚度假，他死活都不肯去，原来是有讲究的。
在组织部门考察我以后，等待“发配”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从内心来讲，我魂牵梦绕最想去挂职的地方是蓝墨县，因为那里旅游资源丰富，有我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把这个舞台给我，我有信心唱出一台好戏，很快就可以干出政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文学界的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劝我：“既然张书记做了决定，你又有这个想法，那就应该到组织部门去活动活动，不然的话恐难如你所愿。”
朋友的规劝当即被我一口回绝：“张书记如此看重我，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平台，我还跑到组织部门去跑官要官，要是张书记知道了，他会怎么看我？”朋友笑曰：“你太迂，不适合做官！”事实上，朋友们的建议是正确的，当初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的副县长生命会提前并延长三年。
但我选择了迂迂地等待。
一直等到了7月中旬，还不见任何要将我送到县里去挂职的迹象。此时，市委政研室为了完成张书记交办的“如何做大做强云梦旅游”调研课题，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到西北去考察，章文雄局长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行前有朋友开玩笑说，莫往那边去呀，往那边去称之为“走西口”，不吉利呢。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不信邪，也没多想就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