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这一切，一年的工作便打了句号了。春节前夕，乡镇领导大都会送来几十斤腊肉腊鱼几只脚鱼王八给挂点领导过年，懒得熏腌采购的就意思个千把块钱。当然，如果这一年之内挂点领导要是为乡镇或村里搞来了什么项目就另当别论了，他们会另外从项目资金里划个万把块钱，打到市政府办为县级领导设置的专户账上，作为该领导来年的工作经费。具体划多少，视项目的大小，争得多，划得也就多。不然的话，副县级领导来年的日子咋过？
当然，联点工作看似轻松，责任却也不小。诸如计划生育降类、年终评比得不到红旗呀都是小事，最多挨顿批评，脸上无光，要背处分有乡镇和村里的领导来抗，但“山林大火、群体性上访事故、汛期倒垸垮堤、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等等，随便犯上了哪一条都是轻则受处分重则掉帽子的事情。2010年在长湖镇挂点的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熊雄就挨了个诫勉谈话、书面检查的处分。可怜他响应前省委书记的号召，放弃省厅那么神仙的单位来建设江南小县，短短的几年时间为江南争取了那么多资金，就因为长湖的一把森林大火，恰好烧在他挂点的地方，所以给了他一个处分。他着实想不通，见人就“申冤”，颇有一点祥林嫂的味道。
我联点的那个镇叫木杨镇，村叫古桥村。
在江南的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中，木杨镇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这里民风淳朴，山清水秀，各项工作都排在全市前列，几乎挑不出什么缺点，但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优点，属于那种“样样都好没特色”、特别传统的先进。镇里的书记是个男的，四十多岁；镇长是个女的，刚调来。我带着农业局长到古桥村去了解产业情况，镇里的办点干部和村里的支书，把我带到已废弃多年不用的村小学当头号大事向我汇报，希望我能为他们解决五万块钱把村部好好地装修一下，第二件事是把村小学前的一条溪沟护个坡……汇报来汇报去，就是不汇报如何做大做强产业方面的打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把书记、镇长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古桥村的确很贫困，但如果像你们这么扶下去会越扶越贫。古语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像石桥村这样的穷地方，把个村部装修得那么好干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把钱花到面子上还不如花到产业上。老余，是这样的，今年你们农业局安排给镇里和村里的扶贫资金全部要用在产业上，尽可能多给种子化肥，多做技术指导，不要直接拨款。年底我只看产业，产业没有搞起来，我就让农办给你们排‘新农村建设’最后一名！”老余是随我走点的农业局长。
我的话说得直落得重，在场的乡镇、村领导不爱听。我也知道，他们也听不进去。就好像我给老柳建议在赵李村如何建设新农村示范点一样，我坚决反对大包大揽，那样会越扶越懒，如何能成示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又要建设一个有点看相的样板，江南只好采取政府主导、单位“志愿”的办法，把任务细化，按职能分给建设局、交通局、民政局、林业局等几个职能、经济强势局，各负其责。建设局负责粉刷农民舍外墙、安装路灯、建垃圾池；交通局修路；林业局栽花种草；民政局装修光荣院……一年下来，农民的房子统一刷了墙漆，令人赏心悦目；村里家园清洁，路灯明亮，鸟语花香，一派新农村气象。可实际情况呢？红漆马桶外面光。自赵李村被确立为云梦的典型以后，为接待络绎不绝前来视察、参观学习的各级领导和兄弟县市的取经嘉宾，已负债累累。到目前为止，也没看见他们搞成一个什么真正像样的产业出来。
果真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对于我的批评，镇村两级领导都“没有放在心上”。当年年底，我再次来到古桥，镇、村领导第一站就带我参观装修一新的村部办公大楼。上下两层，间间办公室都贴了600×600的瓷砖，屋顶墙壁粉饰一新。我很不高兴，问村支书：“有没有增加新欠？”支书答：“刨去余局长支持的，新欠了一点点。”我回头对老余说：“我们走，不看了。我来是看产业的，不是来看楼的。怪不得你们古桥穷，穷得有道理！”
那天中午，我连饭都没有在镇里吃，直接回了江南。
年底，石桥村在全市新农村建设以及建整扶贫工作中被排在二类倒数第一名。
自我在网上炮轰“高房价”以后，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质疑，认为我并不分管房地产，突然站出来炮轰与自己业务范畴无关的话题难逃炒作之嫌。我给媒体的解释是，思想有多远，出路就有多远。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开来。如果人为地把它切割成许多小的单元孤立起来，就会机理失调。谁说分管旅游的就不能关心“地产”？旅游和地产结合，可以立马让一个偏僻的乡村华丽转身为一座繁华的旅游城市！
许多人指责我不务正业，这都是传统的官场习惯思维在作怪。如今的官员们脑子里始终被一种思维定势锁定着，管什么就想什么，甚至管什么守什么都懒得去深想，缺乏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和胸怀。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倒，就在于封建社会选拔启用的官员们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既懂宏观经济，又谙微观经济，文武双全。他们懂政治、懂经济、懂司法、懂军事、懂哲学……既是县长，又是财政部长，还兼公安局长、检察长、大法官、发改委主任、教育部长等，哪怕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是“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滕子京无疑是这些官员中最出色的代表。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经济依然一窍不通，还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来摸去的恶果是，让市场经济滑入了“市长经济”的泥潭。
什么叫“市长经济”？“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市长脑袋一拍铁板一块”，简称“市长拍板”。市长是拍板的，不是挨板的，万一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的身上。在江南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可悲的事情。
比如，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南响应上级号召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蓝田集团合作，强迫农民不种粮食种黄李，结果蓝田神话破灭，黄李价贱伤农，政府不得不买单。直到“博士市长”来了，还在为“黄李市长”擦屁股。
又如，早些年为搞活城市新区，市长们不考虑江南人的消费习惯，头脑发热，决定在京珠连接线旁边建一座现代化的汽车新站，结果，新站建成了，客车业主们硬是不肯从老站迁过来，气派的站房空空荡荡，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再如，省里为打通省际通道，决定投资改造江南至通城的S301公路。江南的市长脑袋一拍：“不用省里投资，我们招商引资自己建，等路通了设个卡子几年工夫成本就收回来了。”结果招来个骗子，把路基挖得个稀巴烂，没得钱再铺路面，本来还跑得了车的，最后连走人都困难。烂尾路一直烂了好些年，直到老柳来，才把这块乱屁股给擦干净了……
这就是“市长经济”！
“市长经济”让市场受伤，让纳税人很受伤，让投资商更受伤。我到江南来接触的第一个外地投资商是江南商业步行街的老板鲁文化。那个时候我给向前副市长挑土管城建，他的步行街刚刚落成准备开业。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和我聊起这个项目眼泪都要掉出来。当初江南引他进来时，前任市长给他表了硬态的，江南不再建第二个服装市场。在这个条件的诱惑之下，鲁老板选中了紧靠最大的城市广场又临商业主街的一块黄金地，在土地竞价中又中了圈套，每亩地价竞拍到了100多万，以高出周边正常地价每亩70万元的价格，风风光光地当了一回江南的“地王”。直到现在，这个记录都没有被刷新。
就在他的江南商业步行街即将开盘之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政府同意浙江古老板在不到800米远的地方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地理位置比步行街更便捷、更繁华，其建设成本只有步行街的三分之一，商铺价格便宜。这样一来。鲁老板的商铺无人问津了。没办法，他只能改变策略，以半年不要租金的方式将商铺贱价出租，先做人气。四千多万的投资被套，让老鲁很不甘心，想找政府的麻烦却又无从下手：当初领导的承诺都是口头承诺，作不得法律依据，打起官司来，他并无胜算。
我很纳闷，问他：“你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难道就不知道‘市场’是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市长’说了算吗？”
鲁老板叹了一口气道：“刚下海的时候地价、工程、优惠税率……哪样不是市长说了算？过去的市长那么一言九鼎，现在的市长表态怎么就那么不靠谱了呢？”
“难怪，你是尝了‘市长经济’太多的甜头。”我若有所悟道，“你以为还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年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市长已无法操纵市场。如果‘市长’胆敢再肆无忌惮地玩弄‘市场’，就会遭到‘市场’无情的报复。”
他不服气，问：“市长是人民的父母官，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表态呢？”
我觉得他又可怜又天真，怒其不争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话有几句能当真？你自己没长脑子？他市长说不准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就不建了？只要市场有需求我投资商有势力，市长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为。你是呷市长的好处呷习惯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切记，不管是什么食物，甜过了头总是有毒的。”
老鲁点点头，觉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