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忍的门徒分布全国，其中在越州（浙江绍兴）也颇有影响。南宗当中的洪州宗道一，其弟子庐江人道通，“游方吴越之间，台、明山谷，靡不登陂”。道一另一弟子为衢州人，唐宪宗诏于安国寺，卒后谥曰大彻禅师。禅宗在晚唐五代时分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个派系。入宋以后，禅宗成为佛门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宗派。法眼宗嗣法弟子永明延寿，浙江余杭人，精通经内，提倡“禅、教并重”，又归心净土，社会影响很大，为宋初一代名僧。北宋时代云门禅宗在浙江颇为流行，重显等名僧都曾在浙江传法。临济宗在浙江亦传播甚广，宗杲与浙江关系比较密切，强烈反对秦桧的投降活动，因此受到陷害，晚年先后主持浙江阿育王寺和径山寺，是江南着名的宗教领袖。从明初开始，浙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的禅宗学者，其中最着名者当数楚石梵琦，时人尊称为“国初第一禅师”，是当时全国一流的佛教思想家。梵琦是宁波象山人，其佛学思想以真心一元论和真如缘起论为主体。万历以后，浙江佛教蓬勃发展，禅者风涌，蔚为大观。
晚明时的禅宗学者，有名的有云谷法会、东溪方泽、无趣如空、云栖蘟宏、藕益智旭等。其中，云栖蘟宏、藕益智旭与紫柏真可、憨山德清齐名，号称“明末佛教四大家”，是晚明浙江佛教界出现的两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师级人物。清以后，禅宗继续发展，在浙江仍有较大影响。
【金华学派】金华学派，指以在金华丽泽书院讲学为基础形成的学统，是以地望为纽带联结的学派。金华学派自吕祖谦开创后，历经南宋、元、明，承袭了４００年之久，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金华）人。吕祖谦与朱熹、陆九渊是南宋中期理学中的三大派，因解决理学中的基本范畴——理气心性的着眼点不同而产生分歧。吕祖谦兼取理学中“理本论”和“心本论”之长，把朱熹、陆九渊的“理”、“心”作为其最高哲学范畴，认为理是无始终、无生灭的永恒存在，天地万物都出于“理”，同时把“心”抬到世界本原的地位，认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吕祖谦赋予“气”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认为“气”有着决定“理”的作用，同时因为“气”乃实体，主张“物得气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全”，提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吕祖谦有弟祖俭、从弟祖泰，子延年，侄乔年、康年；在丽泽书院亲聆吕祖谦兄弟教诲的弟子叶"、葛洪、乔行简、时澜、时少章、巩丰、巩嵘等都是金华学派的最初成员。后人言金华学派，范围远远超出吕氏子弟和门徒。明人郑柏的《金华贤达传》记有自南朝梁至明婺州学者名儒１３３人，在吕祖谦以前的有２８人。吕祖谦以后，宋代３１人，元代３３人，明代４１人，共１０５人，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个学派的特点。首先，金华学派的学者大都博学多识，不私一说而兼取诸家之长。其次，金华学派的学者为学务实致用，不尚空言。再次，金华学者的学者多重视历史，但不以古非今，不少人有历史着作。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叶适等多为浙江永嘉人，故名。
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着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永嘉学派的开创者周行己等人，先在太学接受王安石的新学，后来又接受程颐的洛学，且兼张载的关学。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永嘉学派又在与理学及金华学派、永康学派频繁的接触中，吸收各流派之长而于乾道、淳熙时期形成独具特色的永嘉事功之学。薛季宣、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导源者，批判了离器言道和颠倒道器关系的观点，肯定道器不离，器决定道；反对轻视功利，反对空谈义理，注重在实际事物上的功用和效果。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学者称之为水心先生。他的事功思想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崇尚功利，主张务实，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认为任何事物、义理都要通过功利表现出来，凡是不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都是无用的东西；物质生活和农业生产是整个社会的根本，道德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二是批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主张“农商一体”发展工商业。要求政府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扶持商贾，发展商业。三是坚持抗金，主张守定而后战。认为北伐是头等大事，应该深谋远虑，不能仓促从事。四是着力解决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提出必须提高胥吏素质，主张精简军队。五是重视经世之学，提出“五经皆史”
的观点。用“古为今用”的观点研究历史，把五经都看成是史籍，提高史学的地位。六是重视培养具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的治国人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安国定邦的人才，教育学生既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经验。
【永康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学派，为浙东学派之一。因陈亮为永康人，故名。又因学者称陈亮为龙川先生，故亦称“龙川学派”。陈亮，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陈亮一反程朱理学讳言功利的倾向，理直气壮地举起了功利主义旗帜，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把功利与仁义统一起来，并以功利作为衡量仁义的标准。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提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醇儒自律”并不是“成人之道”，“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主张“人生只是要做个人”，所谓“做个人”就是要做一个“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做一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英雄豪杰，志在天下，为国家、社会建功立业。在认识“道”与“物”的关系上，陈亮反对在形而下的具体事物之外，还有一个形而上的理的世界，提出了“盈宇宙间无非物”的命题，只承认一种存在，即客观世界的事物，道或理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在历史观上，陈亮反对有一个离开人的活动悬空独立存在的“道”，“夫不为尧存，不为桀死，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他还认为天理即存在于人欲之中，“天道岂有他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提出了着名的“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的结论。主要人物还有陈亮门人喻南强、钱廓、凌坚、吴深等。
【甬上四先生之学】南宋时期，浙江学者对陆九渊创建的象山学派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尤以明州人杨简、袁燮、舒瞒、沈焕四人最为突出，因明州境内有甬江，故称为“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瞒、沈焕四人都师事陆九渊，其中杨简对陆学的贡献最大。杨简把陆九渊的“本心说”发展成为“唯心”之论，明确地把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及其法则皆收归于一心，使“心”成为无所不包的最高实体。在修养方法上，杨简认为陆九渊的“剥落”而去蔽去病、“发明本心”的修养功夫无益，认为人生之恶不是由于“私欲”或意见之障蔽，而是源于人心之起意，提出“勿意”
之说，作为他的功夫论之法门。袁燮的学术思想，还受到浙东之学的较大影响，他把“本心”看成是道德行为的根源，而且扩而大之，把“本心”看成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源，他更多地表现出向朱学靠拢的倾向，在道德观、修养方法上都与朱派接近。舒瞒的学术思想以“平实”为特点，认为只要明白“本心”之明善，即可足以治身处事，以刻苦磨砺为修养方法。
沈焕所谓的为学要先识“肩背”，就是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但在修养方法上，主张“慎独”，他还接受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的治学方法，从事“周览博考”之学。
【《全芳备祖》之植物学】南宋浙江黄岩人陈咏辑录的《全芳备祖》，是我国古代的植物学名着。陈咏自序云：“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集凡四百余门”，称“全芳”，涉及有关每一植物的事实、赋咏、乐府，必稽其始，故称“备祖”。这就概括了这部着作的内容和命名大意。
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花部，着录植物１２０种左右；后集为果、卉、草、木、农桑、蔬、药凡７部，着录植物１５０余种，两集合计，为数２７０余种。
如此荟萃数百种植物资料于一书，除《本草》一类药书（多数是野生植物）外，在当时实属创举。后来如《群芳谱》、《广群芳谱》、《采芳随笔》
诸书，即以该书为蓝本。《全芳备祖》着录植物，各分三纲：一是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着三目；二是赋咏祖，下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凡十目；三是乐府祖，收录有关的词，分别以词牌标目。这三组旨在“物推其祖，词掇其芳”，从其篇幅多寡说，略于事实而详于赋咏乐府，描述自然、多识草木、探求生物原理的用意就蕴藏于赋咏诗词的描绘之中。
该书对各种植物的形态、性味、生态、分布、用途以至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往往具有较深入、细致、真切、生动的描述，是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所辑集的资料，不少是世间罕见或不传的珍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绝迹人间或已乏传本，因此该书也可作为重要的校勘工具书。
【朱丹溪“滋阴派”医学】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义乌人，因其居住地有河流名叫丹溪而被称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他在元代医学领域取得很大成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撰着的医书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还有经门生整理的着作如《丹溪心法》、《丹溪治法心要》、《金匮钩玄》等。朱丹溪在医学理论研究方面既借鉴前人经验，又能够推陈出新。他精于朱熹的性理之学，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以自然界中天地、日月、阴阳的变化来分析人体生、长、壮、老的生命运动，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认为人体的阴气常处于“难成而易亏”的状态。在临床治疗上，他创用了滋阴降火的重要治法，认为“补阴即火自降”，而泻火也即可以补阴。因其善用大补阴丸等滋阴降火之剂，被后世称为“滋阴派”。朱丹溪对“火”的病因病机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发挥，提出了“相火论”：“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动，皆相火之为也。”他十分强调“相火”对维持生命的重要意义，说“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惟有衬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才是人体生理机能、生命活动的根本。朱丹溪的学说对后世医学影响很大，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被日本医家奉为“医中之圣”。
【王士性之地理学】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台州府临海县人，是在徐霞客之前的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研究祖国地理，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反对“藉耳为口，假笔于书”的空疏不实之风，主张研治地理应以实地考察为基础，故其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从考察范围看，明代分全国为两京十三布政司共十五省，他到过１４个省。其所撰《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地理学巨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在地理学的某些方面走到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王士性对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在人地关系的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认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泽国、山谷、海滨）中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乃至于不同的庶民与缙绅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以地理要素为主要指标，将浙江地区划分为泽国文化区、山谷文化区、海滨文化区，这在地理学史上是首创。王士性在自然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对长江、黄河河口流量大小不同原因的探讨，对我国气候特征及其成因的研究，对中国山脉走向的论述都有很大影响。王士性地理学的最大成就是在人文地理学领域，他对经济地理、社会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旅游地理、兵要地理、历史地理等均有研究，如在经济地理方面对自然资源、农业、手工业的分布、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都有翔实的记载，还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等四大经济区。其所着《广志绎》是明代人文地理学的奇葩。
【王阳明心学】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余姚人，是我国明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在陆九渊“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对程朱理学进行解构和发展，建立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体系，提出“知行合一”的新说。王阳明心学体系中首要的本体论观点是“心即理”。他丰富了“心即理”说的思想内涵，完成了心理合一的本体论基本构建，将身、心、意、知、物统摄于主体的存在实性之中，提出心不是“一团血肉”，而是意识的主体；心（性）为至善之体，是道德意识的本原、价值判断的依据，也是实践理性的源头；心之体为寂然不动的虚明灵觉，但又感到遂通，自成条理，心的条理即是“理”，其具体展现则为“礼”；意为心之所发，物为意之所在，心外无物。“良知说”的提出，标志着王阳明整个心学逻辑结构的最终完成。王阳明将良知进一步深化为本体概念，并以良知本体论涵盖本体论、知识论与道德论，提出良知即是心体，是主体自身终极的存在实性；良知即是道，是宇宙现象的本体实在论；致良知，实现自我存在之终极实性的现实途径。王阳明说：“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
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纵欲则虽槁心一念，而未尝静也。”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具体展开了“知行合一”以及“格物致知”这两个实践性命题的阐述。他认为若必先知了，然后去行，就有可能导致终身不知不行，因此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知行在其本来意义上也原是合一的，两者相须而不得分离。王阳明对宋儒“格物致知”的命题给予了全新解释，认为心即理，物则是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诚意、正心；而致知则是将自己的良知扩充于万事万物。王阳明心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独具特色，它以个体自身之终极的道德完善与人格完成为根本目的，不仅在哲学上解决了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而且把人的意动与外在行为、伦理规范与道德实践、事物的现在以至整个宇宙的存在都统一于自我存在的终极实性，充分展示了主体性的崇高与自由本质。阳明心学成为明中叶以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潮流。
【浙东史学派】浙东史学派，因清代浙东学派对史学的贡献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羲、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