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几千年来，浙江文化从孕育、发展、成熟到转型，历经沉浮、兼收并蓄、传承创新，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和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距今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原始先民就率先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发明了磨制石器和陶器，发明了建筑技术，开始农耕和定居生活。距今１万年的上山文化遗址出土有陶器、栽培稻和建筑等遗存和遗迹，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距今８２００年左右开始向跨湖桥文化演进，并在萧山湘湖一带形成了较集中的跨湖桥文化聚集区。距今５０００-７０００年，钱塘江两岸分别形成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周边地带的宁绍平原地区，遗址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也是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片人工栽培稻遗存，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丰富的史前稻作农业遗存；出土的几件以双鸟与日月同体为母体的骨雕艺术品，展示远古时代的鸟日同体神话。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以及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在距今５９００年左右马家浜文化开始演化为崧泽文化。距今４０００-５３００年的良渚文化，发展到晚期（相当于夏、商、周时期）整体北迁，浙江步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低潮期。
公元前６-前５世纪，吴国、越国相继崛起，并先后称霸中原，其地域均及于今浙江境内。浙江的地域文明重新得以振兴，浙江的文脉正式得以开启并自此绵延不绝。越国文字被称为“鸟虫书”；越人的语言被称为“南蛮瞔舌”；越人崇拜鸟、蛙、水神、祖先，认为万物有灵。特别是越人发愤图强、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气质，对浙江地域性格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前２２２年，秦王朝把越地纳入大一统版图，推行郡县制，并以武力强行改变越地的民族结构，一方面把大批的土着越人北迁到华夏化了的故吴之地，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华夏族居民迁入越地。此后汉武帝在平定瓯越、闽越以后，把归顺的越人强行迁移到江淮地区。因此秦汉以后，汉人已经取代越人成为主体，人民所说的语言也不再是“南蛮瞔舌”，而是作为汉语方言之一的吴语。从秦到西汉时期的２００年左右，浙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明显落后于关中地区，历史学家称之为浙江文明发展史上的低潮期。
在东汉时期，儒学已经在浙江的上层社会普及，本地居民和外来的世家大族以及士大夫阶层，都尊崇名教，修习儒学经典，讲习礼法、忠孝节义已经成了吴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特别是大思想家王充的唯物论、无神论思想，为整个汉代的思想文化增添了夺目光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浙江区域在吴、东晋、宋、齐、梁、陈的版图之内，因此从浙江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六朝时期。三国时期富阳人孙权建立吴国，与蜀、魏鼎足而立，并大力发展经济，对长三角（包括浙江地区）乃至东南沿海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东晋及南朝时期中原文化大量进入的熏陶和影响，吴越地区文化中“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轻死易发”的精神气质，逐渐被崇儒尚文的风气所取代。这种地域性格反映到思想上是盛行玄学，反映在生活上是崇尚雅淡，反映到文学上是骈体文、山水诗、吴歌的兴起和流行。
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浙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浙江的手工业生产，从采矿冶炼、青瓷烧制、丝绸织造、造船、煮盐、制茶、酿酒，到造纸和雕版印刷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越窑烧制的青瓷、湖州出产的绫绢、越州的丝织品等。雕版印刷的发展，更促进了文化知识从上层社会向民间的传播和普及。唐代儒学、佛教和道教三教并行，思想开放，文化发达，造就了文学艺术的空前成就。其中佛教在隋唐时期的浙江得到广泛传播，唐代浙江建有佛教寺院９３７所，占当时全国佛教寺院总数的１７６％，是中国佛教寺院分布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地区。
两宋时期，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更使得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两浙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浙江文化也从边缘文化走向主流文化。浙江科技、教育、文化取得了飞速发展。以州县官学为主体的地方官办教育相当发达，各式民间教育也颇为突出，而且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浙东学派形成，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被称为“南宋三大学派”。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娱乐文化的兴起，以及宋廷特殊的政策，养成文人士大夫及至一般市民的华靡之风，催发了许多新文学艺术形式的出现。
元朝时浙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元代官学取得长足进步，各路和各州都设立了儒学，形成了完整的地方儒学教育系统，还创立了医学、蒙古字学、阴阳学以及社学。元代浙江在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领域，人才济济，成就非凡，具有绝对优势。元曲和南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胜，其形式有杂剧和散曲。
１４世纪中前期，杂剧的活动中心从大都南移至杭州，郑光祖、沈和、乔吉、秦简夫等一大批戏曲作家，在这里创作了不少杂剧名篇，延续了杂剧的繁荣。号称元末“四大南戏”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后三种均出自浙江作家之手。元代浙江绘画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元代时浙江与日本、高丽（今朝鲜半岛）、真腊（今柬埔寨）等邻邦的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也开始进入浙江并有所传播。
明清两代长达五六百年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浙江文教的发达和“文物之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浙江人在社会经济、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创造出来的文明成就，不仅直追南宋时期的辉煌，有的领域甚至后来居上，始终位居全国领先的地位。明清时，浙江各府、州、县各级官办儒学建制规范，民间的私塾和蒙馆遍布城乡，各种规模的书院不计其数。出版业空前繁荣，书坊书肆生意兴隆。大规模的私家藏书楼不断涌现，嘉靖年间鄞县籍官僚范钦建造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明清时浙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具有较高成就。中华礼乐文化得到重建；阳明心学风行天下；浙东史学派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学艺术创作全面繁荣，突出表现在以南戏、小说、书画为龙头，诗、词、曲、文等各种传统文体和新兴样式的全面繁荣。可以说，明清时的浙江不仅是当时全国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创作的主干区域之一，而且在全国文坛上居于兴潮流、导风气的重心地位。此外，从晚明开始，浙江人在批判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吸收西方文明中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进入近代以来，浙江人与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在被动挨打中逐渐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对待西方文明从最初的全面排斥转变为全面学习和接受，人民的思想、价值观、民族心理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文化上表现为，开始打破以扼杀个性为特征的封建礼教文化的禁锢，引进了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文明价值观。
２０世纪初，特别是１９１１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浙江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宣传新思潮，传播科学文化，加速了浙江社会的变动，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张元济等浙江籍的先进人物积极宣传科学、民主与自由，提倡新的伦理道德，提倡新文学，在全国起了先锋的作用。民国时期，浙江的教育和文化在全国具有相当的影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得到较大发展，国立浙江大学逐渐成为中国着名高等学府，浙江创设了中国第一所艺术院校——国立艺术院。公立图书馆得到较大普及。众多浙籍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当时颇具影响的左翼作家联盟和文学派别“新月派”，骨干力量都是浙籍文学家。发源于嵊县的越剧发展成为浙江戏剧的主要剧种。
浙江仁人志士弘扬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和追求真理的学风，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既重视西学，也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既倡导新学，也不笼统摒弃旧学，随时代变化与时俱进，开创了民国时期浙江文化的独特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浙江进行了文化工作的“接管、改造、恢复、发展”。１９５６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浙江积极进行文化恢复建设，戏曲、电影、群众文化等得到较快发展。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浙江国风昆苏剧团的《十五贯》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泽东观看后大为赞赏。随后，周恩来等领导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韭菜歌》等节目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演职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到６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有电影放映单位６４３个，农村电影放映点达２５０００个，公共图书馆３５个，农村图书流通站和图书室４５７９个。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文化发展跨入一个崭新阶段。浙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政策，开展地方性文化法制建设，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浙江文化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１９９６年，浙江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文化发展规划（１９９６－２０１０）》；１９９９年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２００３年，浙江把进一步发挥人文优势、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作为实施“八八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２００３年６月，浙江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２００５年，浙江专题部署文化大省建设，做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实施文明素质工程，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打造若干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品牌；实施文化研究工程，重点研究浙江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问题；实施文化保护工程，重点保护浙江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民间艺术；实施文化产业促进工程，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大省的重要支撑，成为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实施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并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促进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加快发展。２００７年，浙江提出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把文化建设作为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２００８年６月，浙江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制定实施《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１２）》，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四个强省”，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三大体系”，努力使浙江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２０１１年，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开启了浙江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新征程。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浙江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活力得到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多彩，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浙江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十五年教育，２０１０年全省十五年教育普及率为９７％，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为９９１％。基础教育各项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２０１０年全省幼儿学前三年入园率为９５％，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的比例为９８％，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为９２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全省现有普通高等学校８０所，其中大学１２所、普通本科学院２１所；普通高考录取率达８３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４５％；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数超过９３万人。职业教育能力不断提升，全省现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４４所，中等职业学校４７９所，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１１１万人。全省８８９％的县（市、区）成为教育强县。
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改制与转制相结合的科研院所改革，探索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兴办全国首家网上技术市场，初步形成以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区域创新体系。目前，浙江的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分别居全国第７位和第５位，知识获取能力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分别居全国第３位和第４位。全省有省部属科研院所５７家，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试验基地）２０２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１１４６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４０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８家，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１２家。２０１０年全省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授权数分别为１２０７万件和１１４６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５７１９件，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国第３位，有效专利数居全国第２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居全国第４位。
浙江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门类齐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文化企业集团、文化品牌和文化产业区块。２０１０年，县级图书馆、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基本实现全覆盖，村级文化活动室的覆盖率达到８５％。出版图书９５０９种，３０３亿册；公开发行的报纸有７０种，年发行量达３２１亿份；出版期刊２１９种，年发行量０７７亿册。据国家文物局评估公布，全省共有４０座博物馆被评选为国家级博物馆，数量居全国首位。
２０１０年，全省乡镇和行政村的有线电视联网率分别达到１００％和９９％，居全国前列。
浙江精神
人类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是凝聚人类社会、推动人类前进的重要力量。浙江在历史发展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和锻造了浙江的宝贵精神财富——浙江精神。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开拓创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