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化界开会追悼女作家萧红
（延安通讯）女作家萧红在港因贫病交加及受敌摧残而致死，噩耗传来，此间人士深切哀悼。留延文化届人士，特于5月1日下午二时，假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追悼会。参加者有文抗、边区文协、文艺月报社、草叶社、谷雨社、解放日报文艺栏、部队文艺社、诗刊社及鲁艺等团体。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有丁玲、萧军、舒群、艾思奇、周文、立波、塞克、何其芳、艾青、罗烽、柯仲平、白朗、陈企霞、公木等五十余人。会场壁上悬挂萧氏画像，由丁玲主席并致开会词，萧军报告萧氏生平及其著作，语多亲切而沉痛。舒群谓萧红今年只有32岁，正当年少力壮、发展事业的时期。然而她却离开我们长逝了。周文、何其芳于致悼词中特别强调作家的团结，周文说：人在生时，常多隔阂，及至死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的看待，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清除。刘白羽则诵读“悼萧红”一文代讲话，至此，大会于严肃悲痛气氛中结束。
按：萧红遗作有《生死场》、《手》、《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
选自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3日
（这则报导略作修订后于6月4日刊登于重庆《新华日报》）
访萧红故里、墓地始末
葛浩文
说老实话，我是一个“萧红迷”，曾经花了七八年的时间读这位三十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替她立传，追随她的踪迹。今年暑假终于获得了在工作上、情感上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到了她的家乡，见过她在若干地方的故居，拜过她的墓。
八月初到达北京，经过当地的“作家协会”有关人士的联系与帮忙，第二天便开始访问萧红生前的亲友，以及研究萧红生平与作品的学者、传记作者；五六天之内拜访了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蒋锡金、楼适夷、戈宝权和《萧红传》的作者萧凤等人（后来在杭州也拜访了当时《译文》杂志的主编黄源先生），得到了很多资料，使我对研究对象有更确实的了解，并对此研究有关的人与事有更深刻的印象。我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就算很充分地满足了。但浪漫的我，心思不在华北，而是在关外，套句萧红自己的话： “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
搭上了“民航”的“三星”喷射式飞机北上的那天，我突然兴奋起来，巴不得一霎那便到达目的地；坐立不安地过了约两小时，飞机终于慢慢降落，到达了半中半俄，过去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哈尔滨。
我在哈尔滨从头到尾只住了三天，但所做的事情，所看的地方与人，所感觉到的情绪，比我一生任何半年内时间多得多，不过无论怎么说，三天中感情上的最高峰是参观萧红在离哈市约三十五公里的呼兰县的故居，因为我不但愿意看看二十世纪初东北古老的建筑物，也很想看看我从萧红著的《呼兰河传》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否正确——那就是说，萧红的描写技巧与能力是否像我在《萧红评传》说的那么好。
萧红的家，虽然比不上几十年前当地八大家族的公馆那么阔气，但无疑要算是很舒服的。当时（即一二十年代）的情况，用黑龙江大学陈隄教授在《萧红评传》的说法：
她的家住在呼兰城内南关，东至裕国街（现名建设街），南至长寿胡同，北至英旅长（即过去东北军将领英积华旅长公馆所在地）胡同，西接邻居，占地约一千多平方公尺，在这块地方的中央，盖了五间砖瓦结构的正房；面临长寿胡同盖了七间砖瓦结构的门房，中间一间是大门洞，黑色的大门，经常关闭着。另外还有一些散落的房子，和起来不下一二十间。
萧红的家坐北朝南，也就是离她家约一里路的呼兰河那个方向。后面有个约四十米宽、二十米长的花园（如今后面又盖了房子，萧红的故居因此已没有花园），过英旅长胡同便是龙王庙小学（现名南关小学），也就是萧红念初小的所在地。
正房（门房现在没有了）虽然现在早就易主，但还保存得很好，与《呼兰河传》里所描写的“家”没有两样：进入前门便可看到具有两个大灶的厨房，东西两边各有两间睡房，东边原睡着萧红的父母，西边原睡着她的祖父母（祖母死后，萧红就睡到这边来）。房间后面是萧红童年时爱玩的小仓库——现在房间与仓库间的门窗上满贴着明星一类的海报——小仓库西北角外开着个小门。
经过几番较为详细的对比，除了房子本身显得比小说里所描写的住处稍微小点，仍然还是“一见如故”。要是这栋老房子能够成为正式的“萧红纪念馆”，届时我一定想办法再去看一次。
离开呼兰城之后，我回到哈尔滨，参观了萧红念书的第一女子中学（现名哈七中），然后参观了她在1932年在道里区的东兴顺旅馆被困的房间，也参观了她与萧军同居的商市街二十五号，最后我与当地主人一同上船游了松花江。此后又到一些萧红生前所去过的地方，像上海一类。
约一周后到达广州。如果在呼兰城建设街故居的参观算是我这次访问最兴奋的一段，则在广州的银河公墓站在萧红的墓碑前面，算是最难过与沉默的一段。据公墓管理员告诉我，今年已经有几个人来拜萧红之墓，在这以前根本无一人。她的墓并不难找，只要进入中间有红色的铁门，两边都有约三十尺高的“城楼”和小门的正门，随有中央径道走好几十米路，靠左便看到两排岩石做的，六尺多高，形式完全一样的墓碑，每排大概有十几个，两排下面埋着全是“革命烈士”，作家只有两位，萧红和男作家杨骚。
萧红的墓与其他唯一不同的一点是遗像不是照片，而是1957年迁葬的时候香港报纸上所登的炭画；遗像下面刻着四行字：
“女作家萧红同志之墓”
“一九一一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一九四二年卒于香港原葬香港浅水湾”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迁骨灰安葬于银河公墓”
我去的时候，萧红墓碑前面一个小脊上放着一小堆粉红和浅蓝色的假花，其他人的碑上全没有。我在墓前站了差不多一二十分钟，没说什么话（当时也想起萧红在1937年头次站在鲁迅墓前的情况）。最后拍了几张相，轻轻地行了几礼，就离开了银河公墓，渐渐地恢复了神智。
曾经有人建议过，将来应当把萧红的骨灰再迁回呼兰城或哈尔滨。这计划可能不大容易办到，不过，据端木蕻良亲自告诉我，1942年埋葬的那天，因为担心浅水湾的墓地保存不了，他特地将骨灰的一小部分另装一个小盒，埋在香港另一个地方。假如这第二个盒能够像二十年前的那盒被发掘出来，便可送回松花江边，让萧红终于得到机会回到她的家乡，与她热爱的呼兰河的青山绿水相依相伴。
选自《创作通讯》第三期，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作协编 ，
1981年（内部交流）
萧红墓发掘始末记①
叶灵凤
1957年7月22日，这是与港府市政局约定正式发掘萧红墓的日子。在这天清早，我依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局，陈君葆先生已经比我先到了，我们立刻会同市政局指派协助进行这件工作的秘书华布登先生一同出发。我们在这样早就去，这原是他们的一番好意，因为现在已是游泳季节，浅水湾海边的游人很多，萧红墓遭破坏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后，早已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华布登先生主张一早就去开工，以便减少好奇人士的围观，因为浅水湾在上午游人是比较少一点的，这一番好意我和陈先生当然是赞同的。到了浅水湾以后，我才发现现场布置隆重的情形更出于我的意料，因为在墓址那一个大圆圈的周围，早已用帆布搭了篷帐密密地围起来。我们揭开帆布钻进去以后，比我们更先到的市政局派来的五个工作人员，早已备齐了工具坐在那里，等候我们来指示开工了。
自从本月初头，萧红墓所在地的这一带地段承租人香港大酒店，决意要将这一带地面加以整理另做其他用途后，萧红墓的安全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忧虑。本来，远在今年春初，陈凡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萧红墓的报导后，后来我又在这里的中英学会作了一次演讲，报告我在1942年秋天同戴望舒先生，由于一位日本友人的协助，进入当时还是禁区的浅水湾海滨第一次见到萧红墓的经过。将当时的情形和现在被糟蹋的状况，借了图片作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呼吁大家对这事加以注意，筹划一个妥善的保存办法。这呼吁总算不曾落空，因为代表中英学会主持这个演讲会的马鉴先生和陈君葆先生，当场就接纳了大家一致的要求，说一定要设法使中英学会负起这个责任。后来中英学会正式通过了这提议，写信给端木蕻良先生，征求他对于如何保存萧红墓的意见。后来因为没有接上头，于是这个问题又暂时被搁置起来了。这直到本月初，由于那一块土地的所有人决意要在那里兴建一座儿童游泳池，萧红墓首当其冲，墓上在数年前由别人铺上去做地基的混凝土地面也被掘开了，形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非立即想办法不可的地步，已经无法再等待端木的回信了，只好由中英学会采取紧急行动。在这方面，香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谭宝莲女士的热心是可感激的，她首先奔走于市政局和萧红墓地产权所有人之间，获得暂时停工等候善后办法的决定。但是这时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呢？保存既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由他们自己来开掘，将她的骸骨或骨灰起出来，暂时保存起来再说。但是依据这里的法例，迁移墓葬一定要申请执照的，而申请人又一定要是亲属，可是端木在急切之间自然无法来港，而当前的情势又不能再等待了，于是大家商量，只好由我以“友好”的资格，向市政局申请一张迁葬萧红墓的执照。这样奔走了十多天，终于被批准，正在这时，端木及广州作协来了信，除了表示关怀这件事外，还希望萧红的骸骨或骨灰如有发现，立即送回广州。接着，就在7月22日的这天早上来进行正式开掘工作。
由于早几天的建筑工程，墓地上面的那一块圆形混凝土（这是这几年墓址被利用作出租泳衣棚架的地基，并不是萧红墓的原有物），已经发掘破了一半。大家根据我在1942年摄得的那张照片，研究了一下，决定从正中心先掘下去，掘至若干深度，再向前后左右掘一个十字形的深坑，若是还没有发现，便再沿着十字边缘掘一个圆圈，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我们这么决定，是因为对于当年下葬的情形没有确实可靠的材料作依据，又因为墓地接近沙滩，已经十五年了，也许地下的变化很大，所以事先不得不拟定这样周密的搜索计划。我当时甚至同陈君葆先生悄悄地商定，若是发掘结果真的一无所获，我们至少也该将墓地的泥土保存一点以作纪念。
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整理墓地的熟手，因此开始工作以后，先清除了浮面上的石块，掘至相当深度以后，他们根据土质已经能鉴别哪些是未经人掘动过的原土，哪些是填土。他们避免触动原土，尽量向较松的填土掘下去。这样从上午十时工作到下午一时，已经挖成了一条五尺多深的竖坑，除了发现一个白蚁窠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心里都在暗暗地焦急。华布登先生甚至说，看来这件一个上午可以结束的工作，只怕要继续至一星期之久了。几个泥工已经从我们的谈话里，知道要发掘的是一位中国女作家的遗骸，他们工作得热忱而且细心，并且讨论在那样兵荒马乱年代，葬事可能的简陋情形。他们不顾上面那块残余的半圆形水泥块崩溃的危险，在五尺多深的坑中，向里挖了一个地洞、一直向海滨相反的方向朝里挖去。可是直到午餐休息时为止，这场工作还是一无所获。
萧红墓地上有一棵大影树，香港今年夏季天气虽然特别热，但是靠了这棵影树高疏的绿荫覆盖，我们并不觉得怎样热，餐后会同陈君葆先生坐在帆布帐外休息，等候到市内去午餐的工人回来开工。无意中同一个管理海滩泳场的办事人闲谈，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这座墓地里的骨殖，早已在几年前由一个外国教士挖走了。这是一个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消息。虽然我们从未听到说起过萧红是教徒，但在当时工作一个上午尚无所获的焦急心情下，这“谣言”自不免在我们心上又增加了一层暗影。华布登先生和几个工作人又回来了，我们不敢将这“离奇”的消息告诉他们，以免影响他们的情绪。
下午继续发掘，这时已经是二时半了。因为向里一直掘过去并无所获，便换个方向，朝外向海滩方面来掘，掘了不久发现又是原土，只好停止。这时向前向后和向左都试过了，并无收获，只有向右再试一试了。这时右首地面上已经堆积了相当高的从坑中掘出来的石块泥土，工人便向右首坑边距离地面约二三尺深的土中掘过去，哪知第一锄才掘下去，就听到扑的一声，锄尖似是碰到了什么陶器的响声。他立时抛下了铁锄用手来挖开泥土。这时我们也一起围了过来，泥土被拨开以后，就出现了一具直径约七八英寸的圆形黑釉瓦罐，盖子的一部分已经被适才的那一锄打碎了。我们赶紧将瓦罐捧到空旷的地方，由一位熟悉墓地工作人员先取出了盖子的碎片，又剔除了堕下的泥土，再将骨灰一部分取出来加以清理，我见到其中有一小块像是未烧化的牙床骨，又有一小片像是布灰。然后再小心地放回去，并将盖子的碎片拼凑完整。
这时正是下午三时正，我们终于找到了萧红的骨灰。根据从前所摄的照片看来，那地点正是当年那块“萧红之墓”的木牌竖立的地点。
选自香港《文汇报》，1957年8月3日
附录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萧 红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 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了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地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 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①
萧 红
沦落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他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欠了十次。而每次都是月亮如期的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的叶子而萎落。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抗战揭开，成了习惯的愁惨的日子，却在炮火的交响里，换成了鼓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鼓舞的泪，兴奋的泪，感激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可欢笑的“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作了出色的成绩。
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的惊恐的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巧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残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的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的，但他们一定要看，在黑魆魆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
第一个煽惑起东北同胞的思想是：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的向往；爱尔兰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垅”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珠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的要回到海上。
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是最后胜利接触的阶段。在杰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只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的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饱一点，胜利一定是他。中国的胜利已经过了这个最后阶段，而东北人民在这里是决定的一环。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同胞，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谨此即颂
健康
小说《呼兰河传》进百强
王 云 王立纯
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排行榜上“金榜题名”了，并且列在百部小说的第九位！这充分肯定了《呼兰河传》在上个世纪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响颇深。这是我们小城呼兰的光荣，也是全县人民的骄傲。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写出北方小城过去的方方面面。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说：“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接着又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表示出作者的“思乡心切，爱国情深”。萧红在文学上“是个胜利者”。因为她像光彩夺目的明星，以它不灭的光芒照亮旧中国的黑暗。从文学创作的开始到她短促的生命的结束，她的著作基本上是一直和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她的写作表现形式是用东北人的乡土风情，流传于民间的通俗语言，十分自由浪漫的形式来表现深刻的思想感情的。如“拉大锯，扯大锯，姥爷（外公）门口唱大戏；接姑娘、唤女婿，他小外孙也要去……”又如“乌鸦乌鸦你打场，给你二斗粮”等，运用童谣民间语言，自由浪漫地表现主题。
她的小说《呼兰河传》列为百强中的第九位是当之无愧的。她的芳名永远同家乡人——呼兰河人在一起，永远同全中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她近百万字的珍贵的文学遗产，不仅永存于现代文学的史册，也将融入我们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
作为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的儿女们，如今，在中共呼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踏着先辈的足迹，正加快建设新城区、改造老城区的步伐，实施“跨河发展，两岸繁荣”的战略，为“省内当龙头，全国进百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21世纪初，《呼兰河传》被列入亚洲文坛小说百强第九位，我们坚信呼兰县在努力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将进入全国百强县的行列，并以此告慰我们呼兰河的好女儿——萧红的在天之灵。
附录：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6月14日一期报道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前九名）：
名 次 书 名 作 者
1 《呐喊》 鲁 迅
2 《边城》 沈从文
3 《骆驼祥子》 老 舍
4 《传奇》 张爱玲
5 《围城》 钱钟书
6 《子夜》 茅 盾
7 《台北人》 白先勇
8 《家》 巴 金
9 《呼兰河传》 萧 红
2003年10月
选自《萧红身世考》，孙茂山主编，哈尔滨出版社，2009年3月
萧红的城市
阿 成
而今，先前的呼兰县也归入哈尔滨的版图了，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区。萧红就出生在呼兰。我的老父亲讲，呼兰，原本叫呼达兰。但是，究竟是地名还是人名，他没说， 便是他说了，可他老人家的说法准确吗？老父亲说，先前， 从呼兰到哈尔滨只有一辆私人的公共汽车，那是一辆长鼻子的老式日本通河车。由父子俩开的，如果是父亲开车，就由儿子收钱，如果儿子开车，就由父亲收钱。至于收多少钱，他老人家没说。相信也不会太贵的吧。从呼兰到哈尔滨，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够了。那么，这辆长鼻子的通河车从哪儿过江呢？因为从呼兰到哈尔滨中间还隔着一条松花江呢。摆渡过江吗？还是绕到太平区，从那个老江桥上过去？这些，萧红在她的文章里没说——我想，或许车到了江边就会停下来，客人下车，然后再坐船过江的吧。
先前，呼兰是一个微型的小县城，或者因为与哈尔滨隔江相望，才有了城市模样的小繁荣。倘若从哈尔滨方向进入呼兰，还要过那条清凌凌的呼兰河。呼兰河的下游流向哪里我不知道，单是呼兰河上游段的朗乡我是去过的，去那里至少要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呢。
我每每过这条河的时候，都明显地感到萧红的魂魄一直在这条几近干涸的河边游荡着。
萧红写道：
“七月十五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了。河灯有白草灯，西瓜灯，还有莲花灯。和尚、道士吹着笙、萧、笛，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褊衫。在河沿上 打起场子来做道场。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大家一齐等候看，等候着月亮高起来，河灯就要从水上放下来了。”（《 呼兰河传》 )
可谁在这个日子里为萧红招魂呢？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我问与会的几个外国朋友，是否知道呼兰，他们一律摇头，他们摇头也就罢了，但另一位当地的旅游官员在一边却小声地嘟哝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都是文人小圈子里的事。我对那几个洋人说，如果你们到哈尔滨不知道萧红，就像到法国不知道雨果、巴尔扎克，到意大利不知道卜加丘，到荷兰不知道伦布朗，到法兰克福不知道席勒一样，至少你们对这座城市缺少三分之一的了解。那几个洋人听了以后非常震惊，也很尴尬。
萧红的家在呼兰龙王庙前的英顺胡同。而今已改为萧红路，但依旧是一条清静至极的短街。先前，青砖黑瓦的大宅院是很大的。临街处有一个不大的木门，吱呀一声推开门，小心地走进去，那宅子的模样是一幢很纯粹的中式建筑，灿烂的阳光下依旧的清静。已没有人住了，萧红一家人大部分都过世了。后人和当地政府为了纪念她，极力地保护了这幢宅子，并开了一较大的广场。进到屋里， 依旧是过去的陈设，灶房、火炕、桌椅、炕琴——萧红的家在这里，虽然你看不见她，但能感觉到她就在这儿，或在后花园，或在磨房里。
萧红在这个小城念的书， 1925年， 14岁的萧红，念到高小二年级便随着人流上街游行，声援上海学生反帝爱国斗争了。16岁的时候，她坐上那辆长鼻子的日产通河车， 过了清凌凌的、鸦阵如云的呼兰河，穿过那条几乎能将通河车淹没的蜡色芦苇和紫色荻花的土道，再乘船横渡松花江，来到哈尔滨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中学读书。
萧红的字写得很清秀。字是心灵的窗子，若论是书法艺术也毫不为过。从她的娟秀逸美的小字，走进她的文章，似乎进入了一个至圣至洁的天地。萧红的这种天籁的品性，融入了她的每一篇文章——她是呼兰小城的化身， 呼兰河的化身，她是呼兰城的守护神，呼兰因萧红而不朽。
萧红将她在哈尔滨的生活写成一篇篇不大的小文章， 在纯净之夜重读这些文字，《商市街》《欧罗巴旅馆》《最末一块木柈》《他去追求职业》等等，让你震惊的是，她将一个人的痛苦、困境、贫穷、饥饿、颓废拼叠出一枝枝蓝色的小花，轻轻地放在你的面前，让你有不尽的感慨。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商市街，因萧红走过，徒然增加了几十倍的中国式的自尊与优雅的风度。
萧红是抛弃了富贵来到这座城市的，与那些到这座城市里淘金的商人是永远的两路人：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酒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着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又是冬天》）
这座城市自从萧红出现的那一天，就对她有无比的敬意和永恒的爱。后来，萧红从哈尔滨乘火车去了上海，鲁迅先生很赏识这个和他一样背叛家庭的年轻女性。
萧红曾经为呼兰河写过《呼兰河传》，也为呼兰小城做过传（《小城三月》《生死场》），还为哈尔滨这座城市写了几十篇文字——听说，这座城市要为萧红塑一座像，我为这座城市感到无比的自豪。
选自《文艺报》，201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