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香港的最后几天
钟耀群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逃往内地。端木住的九龙乐道楼上，就能看到铁丝网和炮火。端木立即过海将萧红接回。
萧红非常害怕，要端木打电话，请柳亚子先生来，商量怎么办。
这时，端木接到骆宾基电话，说香港眼看要打起来了，他准备回内地去，特向端木辞行，并致谢。端木心想，骆宾基光杆一人，不如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照顾一下萧红，以后可以一起走。因此，就把这个想法向骆宾基说了。
骆宾基说当然可以，能够协助端木照顾萧红女士，对自己是莫大的荣幸。当天，便从香港过海来到九龙乐道八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端木与萧红的家。
端木介绍骆宾基和萧红认识，并且告诉萧红，这就是那位困在香港旅馆的青年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仰慕地和萧红握握手，便默默坐在一旁了。
柳亚子接到端木电话也来了。他一进门便说：“我小女儿听到大炮声不断，起先还以为是演习呢。”见萧红特别害怕，便安慰她，和她聊天，互相作诗。
萧红对学术界的长者，从来都特别相信和尊重，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这时，于毅夫匆匆地赶来告诉端木，今晚得过海到香港那边去。九龙保不住，很快会沦陷。他已经预定了小划子，等天黑下来就走，要大家准备一些吃的、用的。
端木随即收拾东西，送柳亚子回去，同时买一些食品回来。
天黑以后，枪炮声更紧，端木和于毅夫、骆宾基雇了两辆三轮车，扶着萧红上车到海边，乘上雇好的小划子过海，就直接往时代书店，准备找张慕辛、林泉他们，先有个落脚处。
时代书店的店员告诉端木，大炮响了之后，张慕辛、林泉住到思豪大酒店去了。于是，端木这一行人就着原车赶到了思豪大酒店。这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思豪大酒店的女老板，是个东北人，和时代书店的人都很近乎。张慕辛和林泉想找钢筋水泥结实的楼房住，又知道张学铭长期包的思豪大酒店五层楼的房间，一直是空着的，所以他们就通过女老板住进去了。现在看到端木和萧红来了，萧红还生着病，便毫不犹豫地将这套房子让给端木、萧红住了，他们又住到别的空房子里去。
端木和萧红在香港有了临时落脚处，端木便托骆宾基照看萧红，他和于毅夫一起出去了解情况。
香港整个局势越来越糟，越来越乱，一些“烂仔”也乘机出来抢劫，水、电、交通都停了，不论到哪里就凭两条腿。
端木从于毅夫那里知道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已经致电廖承志，尽快地接出滞港的进步文化人。于毅夫还告诉端木，过几天要在格罗斯打大酒店地下大厅召集滞港文化人，布置撤走事宜。但是，于毅夫知道，这些撤走的行动，萧红都因为生病无法参加。不过有什么他会来告诉端木，并要端木有事便来找他。
12月中旬，外面大炮声不断，端木正在酒店房间炉子上为萧红做吃的，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大楼都震动了。骆宾基仓惶夺门而出，端木急忙放下碗跑到床边搂紧萧红。这些天的逃难，很明显，萧红的病体加重了。到晚上稍稍平静后，骆宾基显然在外面吃饱了，才上来对端木说，酒店的人都往半山一幢空别墅里跑，我们是不是也去那里躲一躲？至少不会被炮弹打死。
于是端木和骆宾基扶着萧红，两步一走，三步一歇地到了半山腰一幢空别墅里，那里的主人显然早就撤离了，端木看那情况，最多也是临时避避炮弹，根本无法在那里生活，便要骆宾基照看萧红，自己再去找于毅夫。
于毅夫也有些一筹莫展。不过他想到周鲸文的房子在半山腰，那里比较安全，便准备将萧红送到周家。那时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了，只有用高价请了两位搬运工，把躺椅绑在两根木杆上，抬着萧红，一起到了周鲸文家。
周家人很多，看到萧红被抬来，周鲸文夫妇也还是很亲切热情地让到客厅沙发上躺着，一方面安慰萧红别害怕、别担心，一方面考虑如何安置才合适。和端木、于毅夫商议后，决定还是暂时住坚固的大饭店比较保险，比较方便，随即，住进了格罗斯打大酒店。
香港在飞机炸弹、大炮轰击下，很快被日军占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所有大医院、大饭店，一律军管。萧红住的格罗斯打大酒店变成了日军司令部。端木扶着萧红只有立即搬出，暂时到了一个裁缝铺里躺着，等端木找到地方后再来接她。
端木又去找周鲸文，周鲸文要人协助端木将萧红从裁缝铺暂时抬到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去住下再说。那里人倒不挤，还有一间小屋给他们住。
由于战乱，往返搬迁，吃不好、睡不着，萧红除了咳嗽、发烧外，又增加憋气，时常会觉得透不过气来。人更瘦了，脸更白了，眼睛更大了……端木心急如焚，说什么也得让萧红住进医院治疗才行。
端木只得又去找周鲸文。在香港酒店门口，遇到萨空了，谈了谈朋友们撤退的情况和萧红的病。萨空了问端木干什么去，端木告诉他找周鲸文。萨空了说他知道周鲸文在交易所。他刚好有事也要往那边去，便一同去了。端木找周鲸文主要是借钱设法为萧红看病。
圣诞节那天，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战事停了。交通、水电也逐步恢复了，但医院仍被日军占领。
于毅夫来告诉端木，在有关方面安排下，三十多位文化人由东江纵队保护，撤离港九地区。端木、萧红均在名单上。但萧红病成这样是无法走的。于毅夫又告诉端木，他也要走了。他走后已安排了王福时协助你们撤离，并交给端木一笔钱，以便为萧红治病和撤离用。
那时，柳亚子还没走，但凡萧红精神好一点，便要端木给柳亚子挂电话，端木挂通后便将话筒递给萧红，能听到柳亚子的声音，对萧红也觉得是一种安慰。
1月9日从电话里知道柳亚子要陪何香凝撤离香港回内地了，萧红便要端木带了还没有启封的鱼肝油去送给何香凝，代表她去送行。
到了柳亚子那里，柳亚子详细询问了萧红的病情，安慰端木，只要停战了就好办了。临走，也送了一些钱给端木，表示他的心意。
端木有了钱，什么也不顾了，先找到医院再说。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到跑马地，有一家颇具名气的私人开设的医院。院长李树培是位博士。香港有钱人多半去他那里看病，条件设备都是一流的。听说没有被日本军队接管，端木就按地址找去了。
养和医院不大，但很考究。它已经开始接待病人了，端木急忙去办手续。院方要先交一周的预金，端木拿出港币交付，院方不收，日军占领后，市面上港币美金都不收了，得兑换成“军票”。
端木看没有通融的余地，便出来兑换“军票”。那时，满街都是兑换“军票”的，既没有牌价，也没有银行兑换处，胡乱在票贩子手里兑了几百元军票，回到医院交了预定金，马上回去接萧红。
当端木急匆匆进门的时候，骆宾基不小心将床边茶几上的杯子碰掉在地上了，萧红正憋得喘不过气来。
端木立即扶萧红坐起来，一边为她拍脊背，一边对骆宾基说：“好！我已经找到医院了，你赶快收拾一下萧红的漱洗用具，咱们这就走。”
萧红靠在端木身上，憋气稍为好了一些，脸也不那么红了。端木吻着她的头发说：
“亲爱的，现在不怕了。我找的这家医院是香港最好的，钱也有了，你就安心地治病吧！”
到了养和医院，第二天，李树培院长亲自来做检查。当他知道端木、萧红是当时香港文化界有名之士时，态度稍稍好了一些，他检查的结果是萧红喉头有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否则就有封喉的危险，这就是感到憋气的原因。
端木一听就急了。因为他知道有结核病的人是不能开刀的，开了刀根本封不了口。他的二哥就因为有结核病，腰上长了东西，开刀后一直封不了口，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因此坚决不同意开刀。并将二哥的例子说给李大夫听。
李树培大夫微笑了一下：“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端木：“当然听大夫的。”
李树培：“那么签字吧。”
端木不签字。 ．
萧红治病心切说：“开刀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婆婆妈妈的了，你就签字吧！”
端木坚决地：“我不签！”
萧红发急地：“你不签，我签！”说罢，自己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李树培拿着签字单就走出病房了。
萧红几乎平躺不下来，端木为她把床摇起来，憋气才稍稍好一点。这也就怪不得萧红自己签字了，但愿这手术能解除她的痛苦。
这时，护士推来了手术床，将萧红抬上去就推走了。端木紧紧跟在后面，进手术室时，萧红还回过头来看了端木一眼。随即手术室的门就将端木隔在了外面。
端木这时真是坐立不安，在手术室门外，可以听到刀钳和盘子碰撞的声音，一会儿又什么都听不见了……这时间，不知过得是长还是短。不大工夫，手术室门开了，萧红躺在手术床上被推了出来往病房去。端木乘机溜进手术室，想问问大夫开刀的结果，看看切出的瘤子，但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盘子里一堆带血的药棉。
端木随即出来到病房，护士也将萧红抬到床上。端木看着萧红气色还好，脖子上缠了纱布，一根橡皮管从纱布中露了出来，插到一个瓶子里。萧红精神还不错，但眉语间透着焦虑。
端木靠近问她感觉怎么样？
萧红声音很低很低地对端木说：“我觉得胸痛。”几乎用气音又说：“我听到大夫说，没有肿瘤……”端木惊呆了！
但事已致此，怎办？他翻身入内，去找李树培，护士告诉端木：“院长做完手术就走了。到哪儿去，我们也不知道。”
端木只得憋住火，回到病房安慰萧红。
萧红低声说：“这里不能住，咱们还是到玛丽医院去吧。那里有专治肺病的。我是老病号，他们会接纳的。”
端木也和萧红同感。但玛丽医院离养和医院有几十里，再说那里接不接纳病人还不知道，但为了救萧红，端木还是决定跑一趟。
端木将萧红托付给请的一位荷兰藉的女特护，便出来找车，但车全被征用了。正一筹莫展，忽然听到路边有用英语谈话的声音，有一个青年人还戴着“朝日新闻”的红臂章。端木想，日本也有“反战分子”，硬着头皮上前就用英语自我介绍了：“我是端木蕻良，我的妻子是萧红，她病得很重，我需要车子送她去玛丽医院，不知你们能不能帮助我？”。
他们似乎知道这两个名字，便要端木随他们到办公室，告诉端木他们是“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另一个还将他的名字告诉端木叫“小椋”。他们马上为端木派了车，连夜将萧红送回玛丽医院。因为萧红不久前是这里的病人，账还没结，又是“朝日新闻社”的车送去的，所以很顺利的就住进去了。
但是，没两天，日军司令部一道命令：“玛丽医院接受军管。”于是，一切病人撤出，有的和法国医院合并，萧红又被迁至法国医院。
法国医院的大夫非常好，端木问大夫：
“萧红的病还有希望好吗？”
大夫：“假如在正常情况下，病人是有希望的，但在这种战乱情况下就不好说了，能维持现状就不错。”
这期间，日本记者小椋也到医院来看过端木与萧红。端木抱怨都是养和医院开刀开坏了，否则不会这样严重。
小椋说：“不开刀，萧红女士也活不长了，这都是战争的罪恶。”
端木随时用皮管为萧红吸痰，喂她水和牛奶，萧红痴痴地望着他。在没有人的时候，要端木用手搂着她，用气喃喃地说：
“我对不起你，是我拖累了你，我们本来是可以和他们一起突围的，可因为我，你也没走成……”
没有两天，这家法国医院又被军管，萧红只有和医院搬至圣士提反女校一所临时医疗站，没有医药，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萧红喉头的痰更多了，端木几乎不停地为她吸痰，否则就会窒息了。
这一夜，萧红有些昏迷，屎尿都不会喊端木了。
第二天清晨，端木为她倒便盆回来，忽然觉得萧红比夜里好了，清醒了，她要端木拿纸笔来，在纸上写：“我活不长了，我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现在我死了，你要把我埋在大海边，我要面向大海，要用白毯子包着我……”端木强忍着泪水安慰她说：
“你不会死的，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回内地去，我们还有好多东西要写呢……”
萧红：“你看，咱们是不是把《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骆宾基，也算是给他的报酬。版权不能给他，版权是咱们自己的。”
端木说好。
这时萧红又出现涌痰现象，端木急忙用吸管吸出。萧红爱怜地问端木：
“你是怎么吸出来的？”说完，微笑了一下头就歪过去了……
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再未睁开眼的去了，永远的去了……
端木看着吸痰管，痴痴地看着萧红苍白安静的脸，脑内一片空白。
半晌，不知是谁，来抽出端木手上的吸痰管，他才看见了骆宾基。即要骆宾基去找照相的来为萧红拍遗容。骆宾基答应着走后，端木将萧红遗体摆正，将头发整整平，忍不住在她嘴上长长亲了一个吻，感觉到她余温犹存。
这时照相的来拍了遗容后，端木随着护士将萧红送进了太平间，当护士关上太平间的门时，端木再也忍不住，像孩子一样扑在门上大哭了起来……
天快黑了，端木心力交瘁，独自一人走到香港大学文学系主任马季明家中。马季明充满同情地留他在他家住下。
当时香港死人很多，每天都有专门收尸的人，开着车辆到医院运存放在停尸房的尸体，送去埋葬。无人认领的，不分男女，不穿衣服，统统埋葬在一个大坑里。
端木为了实现萧红的遗愿，一早就来到停尸房的门口，看到来收尸的人中，有一位像是主管，因此，走过去找他，说明自己和萧红的身份和关系，请求他给予帮助。
这个人很好，知道死者是萧红，是端木蕻良的妻子，他在报上看过他们的作品，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将萧红和其他尸体分开，单独安放在一个车厢里，并且从医院里取来白毯子将萧红裹上，送到日本火殓场火化。同时告诉端木去找日军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死亡证、火葬证和认领尸体、允许单独安葬等手续。
在送萧红遗体去火化的过程中，端木看到萧红露在毯子外面的头发，他几乎没用大脑地取出挂在钥匙链上的小剪子，剪了一小撮萧红的头发，放在他西服里面的小口袋里。他天真地感到萧红没有完全离他而去……
火化后得过两天才能去领骨灰。这时间，端木跑到日本军政府有关部门，用英语和那位又高又大的日本人说我妻子死了，她是位文学家，她的遗言是要将她葬在海边，面向大海，请允许他实现妻子的遗愿。
那日本人因为听端木说的是英语，态度很好地问端木，准备葬在哪里？”
端木告诉他，妻子生前很喜欢在浅水湾散步，希望将她葬在那里。
看来那日本人也不知道浅水湾在哪里，当时就开了许葬证交给端木。
端木从那里出来，就想到去买骨灰瓶，他敲开了家古玩店。端木是爱好古董的，一进去就看中了一对挂釉的陶罐，价钱也没还就捧了回来。因为他想到浅水湾不是埋人的地方，战争结束后还不知会遭遇到什么命运。因此，决定将骨灰分装在两个罐里，埋在两个地方。这样总可以保存一份，将来带回内地，葬在鲁迅先生墓旁。
过了两天，端木去火化场领取萧红骨灰，路上还遭到“烂仔”的抢劫。
第二天，端木抱着一个骨灰瓶，带着毛笔和墨汁，要骆宾基和他一起走到浅水湾，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端木找到一个用砖砌起来的花坛，用手和瓦块在中间刨了一个坑，将里面的土挖出来。好在花坛中间的土不那么坚硬，终于挖出了一个深坑，将骨灰瓶正正地放了进去，填上土后，环顾四周，不远处，在被炮火打坏了的更衣室旁，拣了一块木板，端木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萧红之墓”立在墓前，用土和石块压得牢牢的。
这时天已快黑了，端木默默地在萧红墓前立了一会儿，轻轻地说：“你安息吧，萧红，总有一天会接你回去的。”说罢，深深一鞠躬，含着泪，便和骆宾基往回走了。骆宾基回时代书店，端木回马季明家。
马季明家经常有学生出入，也有个别住在他家的，对端木都相当好。
当夜，端木用白毛巾包着另一个骨灰瓶，约了一个学生和他一起出来，想找一个安全、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埋葬。
端木想起圣士提反女校离这儿不远，萧红就在那儿去世的，香港再怎么变迁，这个学校总是会存在的，因此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面向东北方向坡上的一棵小树下，挖坑埋葬萧红另一半骨灰。
那位同学在校园里找到一把铁锨，便帮端木挖了起来，那时校园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淡淡的月光照着他们。端木和那同学轮流地挖，终于挖出了一个深坑。
端木将骨灰瓶仔细擦拭干净，轻轻放了进去，先用手往里撒土、压紧，然后再用锨往里填土，当那位学生为了将土压紧，在上面又踩又蹦的时候，端木几乎吼了起来。这是萧红骨灰呀！但随即就清醒过来：如不压紧，尽量做到不显眼，又如何能保住呢？
待一切就绪，端木靠在树上喘息了一阵，又对着萧红的坟地深深地鞠躬，那位学生也随端木鞠躬后，两人就默默地往回走了。
到了马季明家，端木深深感谢这位同学，这位学生也感动地握着端木的手，要端木赶快休息，不要太悲伤了。
端木回到卧室，什么也顾不上地躺到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不一会儿，感到脚底剧烈的疼痛，不得不起来脱鞋查看，原来一双新皮鞋的鞋底已经磨穿，脚底板都流血了……
月底，端木给许广平先生写信，告诉她萧红逝世，骨灰埋在浅水湾，请许先生给内山完造写信设法对骨灰进行保护。
选自《端木与萧红》，作者为端木蕻良的夫人
第三辑
纪念
忆 萧 红
许广平
我们在上海定居之后，最初安稳地度过了一些时，后来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度着隐晦的生活，朋友来的已经不多，女的更是少有。我虽然有不少本家之流住在近旁，也断绝了往来。可以说，除了理家，除了和鲁迅先生对谈，此外我自己是非常孤寂的。不时在鲁迅先生出外赴什么约会的时候，冷清清的独自镇守在家里，幻想之中，像是想驾一叶扁舟来压下心里汹涌的洪涛，又生怕这波涛会把鲁迅先生卷去，而我还在船上毫无警觉。这时，总时常会萌发一些希冀，企望户外声音的到来。
大约1934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流亡到来的两颗倔犟的心，生疏，落漠，用作欢迎。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这境遇，如果延长得过久，是可怕的必然会销蚀了他们的。因此，为了给他们介绍可以接谈的朋友，在鲁迅先生邀请的一个宴会里，我们又相见了。
亲手赶做出来，用方格子布缝就的直襟短衣穿在萧军先生身上，天真无邪的喜悦夸示着式样。——那哥萨克式，在哈尔滨见惯的——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而欢欣。我们看见的也感到他们应该骄傲，满足，欢欣。
我看见两只核桃，那是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的了，醉红色的，光滑滑的在闪动，好像是两只眼睛在招呼着每一个人，而自己却用色和光介绍了它在世的年代。
“这是我祖父留传下来的。”萧红女士说：
“还有一对小棒槌，也是我带来在身边的玩意，这是捣衣用的小模型，通通送给你。”萧红女士在宴席上交给了海婴。把这些患难中的随身伴侣，或传家宝见赠了。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的。只简略地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
鲁迅先生不时在病，不能多见客人。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住下。据萧军先生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
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终于她到日本去了。直至鲁迅先生死后才回到上海来。
在鲁迅先生死后第五天，她曾给萧军先生信（见《鲁迅先生纪念集》），说：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地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这个动议大约是被采用了。所以鲁迅先生死了之后，萧军和黄源等先生来了，其他如聂绀弩夫妇，张天翼夫妇，更有胡风夫妇等许多人都时常来了。有一次，萧军和黄源等半劝半迫地叫我去看电影，没法子跟着去了，在开映的时候利用光线，我一直在暗中流泪。十年来，在上海每次踏人电影院都是和鲁迅先生一道的，看到会心的时候会彼此用臂膀推动一下，这生动的情境在电影院中更增加我的伤痛，但我怎能辜负他们的好意呢？他们哪里会想到发生相反的结果呢？
战争的火焰烧蚀了无数有作为的人，萧红女士也是其中之一个。当我刚刚跳出监狱的虎口，相信活下来的时候，到家里不几天意外地收到端木蕻良先生的简单噩耗，大意说，萧红女士于某月日死了，葬于香港某花园的某处，并且叫我托内山完造先生设法保护。末了又说，他预备离去，但到什么地方还不大能够决定。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土想到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么地方去安慰呢？不但没法安慰，连这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也毁了，因为我不敢存留任何人的信。而且连她死的月日地点都在我脑中毁了，这不能推说“不敢存留”，只可承认是我的脑子的确不行了，是我的无可挽救的过失。更其对不住端木蕻良先生的是，我并没有把他的意思转向内山先生请求。因为我觉得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是：《生死场》。她是东北作家，而又是抗日分子，想来内山先生不会不清楚的。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或者能设法了，也于他不便。在我这方面，也不甘于为此乞求他援助，我把这句话吞没了，直至现在才公开出来，算是自承不忠于友。
自责两句不就算完了良心的呵谴。我不知道萧红女士在香港埋葬的地方有没有变动，我也没法子去看望一下。我们往来见面了差不多三四年，她死了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四年了，不能相抵，却是相成，在世界上少了一个友朋，在我的生命的记录簿上就多加几页黑纸。
乌黑的一片。久视了，眼珠子会有许多血红的火星在飘浮，我愿意这火星加多，增长，结成大红火球，把我包没，把我周围一切包没。
注 1934年10月9日夜鲁迅初次写回信，1934年11月30日第一次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鲁、许、萧军、萧红相见。1934年12月19日在广西路梁园请吃饭。介绍朋友如胡风、叶紫、聂绀弩与刘肖，1935年11月6日初次约到大陆新村寓所吃夜饭。
选自上海《大公报·文艺》，署名景宋，1945年11月28日
追忆萧红
许广平
自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后，许多东北作家都陆续逃亡到山海关里来了。在1934年的10月，萧红和刘军两先生（那时的称呼，即萧军）到了人地生疏的上海，“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见鲁迅给刘军信）非常之感觉寂寞和颓唐，开始和鲁迅先生通讯。在一个多月之后的11月27日，由于他们的邀请，鲁迅先生和我们在北四川路底一间小小的咖啡店做第一次的会面了。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幸，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她们介绍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外国。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是如众所知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不过也并非绝无所知，片段的谈话，陆续连起来也可能得一个大致的轮廓。譬如说：谈得高兴的时候，萧红先生会告诉我们她曾经在北平女师大的附属中学读过书。并且也知道她还有父亲，母亲是死了，家里有一位后母，家境很过得去。也许，她喜欢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吧，新的思潮浸透了一个寻求解放旧礼教的女孩子的脑海，开始向人生突击，把旧有的束缚解脱了，一切显现出一个人性的自由，因此惹起后母的歧视，原不足怪的。可怜的是从此和家庭脱离了，效娜拉的出走！从父亲的怀抱走向新的天地，不少奇形怪状五花八门的形形色色的天地，使“娜拉”张皇失措，经济一点也没有。在旅邸上，“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连马也没得卖的时候，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这时意外地遇到刘军先生，也是一位豪爽侠情的青年，可以想象得出， 这就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他们在患难中相遇，这一段变故是值得歌颂的，直至最后，她们虽然彼此分离，但两方都从没有一句不满的话，作为向对手翻脸的理由，据我所听到，是值得提起的。
当然不能否认，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然而她还能振作一时，替刘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地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她和刘军先生对我们都很客气。在我们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里住下之后，寓所里就时常有他俩的足迹。到的时候，有时是手里拿着一包黑面包及俄国香肠之类的东西。有一回而且挟着一包油腻腻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烧鸭的骨头，大约是从菜馆里带来的，于是忙着配黄芽菜来烧汤，谈谈吃吃，也还有趣。萧红先生因为是东北人，做饺子，有特别的技巧，又快又好，从不会煮起来漏穿肉馅。其他像吃烧鸭时配用的两层薄薄的饽饽，她做得也很好。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听说在她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时候，就想过这样的一种日子，而且对于衣饰，后来听说也颇讲究了。过分压抑着使比较美好生活的不能享受，也许是少数人或短时间所能忍受的吧，然而究竟怎样是比较美好的生活呢？物质的享受？精神领域的不断向上追求？有人偏重一方，把其他方面疏忽了，也许是聪明，却也有人看作是傻子。总之，生活的磨折，转而使她走到文化领域里大踱步起来。然而也为了生活的磨折，摧残了她在文化领域的更广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到现时为止，走出象牙之塔的写作，在女作家方面，像她的造诣，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不是在香港，在抗战炮火之下偷活的话，给她一个比较安定、舒适的生活，在写作上也许更有成功。或竟丢弃写作自然也不是绝不可能，这不必我们来作假定。不过如果不是为了战争，她也许不会到香港去，也许不会在这匆匆的人世急忙忙地走完她的旅程，那是可以断定的。
除了脸色苍白之外，萧红先生在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看到她花白的头发了。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这是我有时也会有的，通常吃几次阿司匹林就会好，但副作用是一定带来胃病。萧红先生告诉我有一种药名叫SocoIoff的，在法国普世药房可以买到，价钱并不昂贵，服了不会引起胃病，试过之后果然不错，从此每逢头痛我就记起她的指导。可是到了战事紧张，日本人入租界之后，这药买不到了。现时不晓得恢复了没有。她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告诉她一个故事，那是在“一·二八”上海作战的时候，我们全家逃难，和许多难民夹住在一起，因此海婴传染到疹子，病还没十分复原，我们就在战事一停之后就搬回北四川路的寓所了。没有人煮饭，得力的女工跑了去做女招待。我自己不是买菜就是领小孩。病后的小孩，刚三岁半，一不小心，又转为赤痢了，医了一年总不肯好。小孩长期吃流质，营养不足，动不动就又感冒生病，因此又患着气喘。这一年当中，不但小孩病，鲁迅先生和我都病了。我疲劳之极，患了妇人常遇到的“白带”，每天到医院治理，用药水洗子宫，据医生说是细菌在里面发炎。但是天天洗，洗了两个多月一点也没有好。气起来了，自作聪明地偷偷买了几粒白凤丸，早晚吃半粒，开水送下，吃到第二天，医生忽然说进步非常之快，可以歇一下看看再说。我心想既然白凤丸有效，或者广东药店出售的白带丸更有效，也买了几粒服下，再服几粒白凤丸善后，从此白带病好了，永远没有复发。鲁迅先生是总不相信中医的？我开头不敢告诉他，后来医生叫我停止不用去疗治才向他说。再看到我继续服了几粒白凤丸居然把患了几个月的宿疾医好，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泡制，身体也好起来了。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而且我还武断地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现在是人已经逝世了几年，我无从向她请求饶恕，我只是怀着一块病痞似的放在自己心上，作为精神的谴责，然而果真如此简单就算了吗？
生命的火在地下奔腾，
让它突出来吧
毁却这贪婪的世界，
和杀人不见血的吃人者。
从灰烬里再生，
就是一株小草也好；
只要有你的精力潜在。
追忆萧红先生，我还亲眼看到她的一件侠义行为，那是为了鹿地亘先生方面的。据我们简单的知道：鹿地先生在日本的时候，确曾为了左倾嫌疑而被捕过，后来终于保释，是因为的确有消过毒的把握，否则绝不可能被日本军阀政府释放的。如同送过传染病医院去的人，倘使身体还在发热，是绝对不可能出院的，必然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这才放出。但是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的不放心的监视之下，就是释放了也还是不容易生活的吧，因此迫得鹿地先生随着剧团，当一名杂役，四处走码头流浪到上海来。究竟以大学毕业生而当剧团的杂役是可惜的，被内山完造先生发见了，从剧团里拔出来，介绍他和鲁迅先生见面，由鲁迅先生代选些中国作家著作给他翻译，替他校正，再由内山先生给介绍到日本改造社出版。以此因缘，鹿地先生和萧红先生等认识了。及到鲁迅先生逝世，为了翻译“大鲁迅全集”日译本，在限定的短期间内出书，需要随时请人校正的方便起见，鹿地先生夫妇由北四川路搬到法租界来住，那时大约是1937年的春天。到了同年的8月，两国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在“八一三”的前几天，鹿地先生夫妇又搬回到北四川路去了，这是应当的，因为他还是日本人，在四周全是中国人的地方太显突出了。但是意外地，过了两天他们又到法租界我的寓里来，诉说回去之后自国人都向他们戒严，当做间谍看待，那是有性命之忧的，因此迫得又走出了。然而茫茫租界，房子退了，战争爆发了，写稿换米既不可能，食宿两途都无法解决，这是为翻译鲁迅先生著作而无意中受到的苦难，没有法子，尽我的微力吧，因此请鹿氏夫妇留住下来。以两国人的立场，一同领略无情的炮火飞扬，而鹿地先生们是同情我们的，却是整天潜伏在楼上的一角。战争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重，两国人的界限也一天天更分明，谣言我寓里是容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我不得不把鹿地先生们送到旅舍。他们寸步不敢移动，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方便许多。①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选自《文艺复兴》第一卷，第六期，署名景宋，1946年7月1日
风雨中忆萧红
丁 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而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和在风雨中更迅速进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幽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瞑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须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与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对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须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痛疼，有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呵！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难的，前天我想起了××，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志气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得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便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的是如何的少呵！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也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此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呵！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封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很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预言。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首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的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然而死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污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赂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已经在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难于决定就会幸免于这种灾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然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在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恶，更须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爱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的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稳地躺到床上。
4月25日
选自《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
忆 萧 红
梅 林
两个月以前，从朋友那儿看到鲁彦给他的信里有这样的一句：“闻萧红于香港陷落时病死。”
在战争时期，一个人的死，原是很平常的，尤其是病死。这颇像秋风狂吹落叶，不大使人注意，——战争是把人的情感磨折得僵化了。然而，倘死者是你的亲人，朋友，你却不会这样无动于衷，总还是要感到悲哀的。当时我辞别了朋友，带了一颗沉重的心走回家来。我只能以“希望”安慰自己，就是希望这不幸的消息是讹传的。及后陷港友人相继脱险归来，直接证实了萧红的死讯，希望破灭，于是我为不幸而死去的友人低垂下头。
最近八九年来，在中国女作家中比较勤谨写作的是萧红。她不断的以作品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并在中国文艺园地上开放着还算健康美丽的花朵。关于这一点，正直的读者，大概是不会否认的。现在她死了，为贫病所逼，死在恐怖的香港。这是中国文艺界的损失。她正年轻，死得太早了。
1934年夏天，由于寂寞，我离开了烟台——那曾经生活了三年的东山葡萄园和渤海滨，到青岛去，参加友人刘君刚接办过来的一个日报（《青岛晨报》)的编辑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同三郎（萧军）悄吟（萧红）老李（舒群）认识了。他们从东北逃亡出来不久，和我们一道工作。也许因为我们都有着以文学为事业的野心，并且都正在下死劲写作着的缘故，在报馆里的同人中，我们相处的比别人更好，更投契。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的四处游泅着。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
“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悄吟看了一看正在用最大的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摇头批评道：
“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
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
我第一次看到悄吟的作品，是在我们的报纸副刊（三郎编）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进城》。清丽纤细，然而下笔大胆，如同一首抑忧的牧歌。由这篇小说作引子，我读着她和三郎合著的自费出版的《跋涉》。这是散文小品素描一类的东西（后来收入《商市街》里面）。属于悄吟部分的，其笔触清丽纤细大胆。我告诉她我的读后感，她睁着清澈润泽的大眼睛说：
“啊，是这样吗？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
“相当地。”我说，“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女性有她独特的视觉与感觉，除开思想而外，应该和男性不同的，并且应该尽可能发展女性的特点的，在她的作品里。”
其时她和三郎都在写长篇，他们工作得很有规律，每天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因之成绩很好。10月间，悄吟的长篇《生死场》全部完成；她朗诵一二节之后，我读着她的原稿。笔触还是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
“怎么样，阿张，”一天下午我将原稿交还她，她这样问。
“感想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
“我也这样感觉的。但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吧。”
三郎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硬纸封面的原稿册，拍着它，并且翻动页面，如同一个孩子似的，傲然说：
“哼！瞧我的呢。”
“那么，拿来读它呀。”
“但是不忙，还没誊清呢。”他说着放回书架里去了。
这是《八月的乡村》。
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11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
“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
“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她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12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好像是共同丸）的货仓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
这是1934年末的事情。
我们到了人间的天堂同时又是人间地狱的上海。
我们住在一个廉价的客栈里，然后分头去找朋友和租房子。
第二天，我搬到少年时代的同学杨君的亭子间里去了。地点在“法租界”环龙路的花园别墅。所谓亭子间是长二丈多宽约丈余的小房子，只能放两张帆布床和一张写字台，三个人座谈就可以互相呼吸着从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炭酸气。上海我是曾经短时期居住过好几次的，但每次都是住在较宽畅的旅馆里。现在住着这相同火柴盒子的亭子间，我这个在北方海洋地带生活惯了的人，好像一只从广垠的旷野被赶进牢笼里的野狼一样，烦躁而气闷，觉得一天也住不下去。
我安置好了行李，第二天回到客栈去，三郎和悄吟已经在拉都路尽头租到了房子，一早搬出去了。我一路问警察才找到了他们。这是近似郊外的贫民区域了，临窗有着菜园和蓬寮。空气倒还清新。他们租的房子是新建筑的一排砖房子的楼上，有黑暗的楼梯和木窗。我探头向窗外一看，一派绿色的菜园映进眼帘。我赞美道：
“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悄吟手里拿了一块抹布，左手向腰里一撑，用着假装的庄严声调说：
“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我看一看她的伪装的脸色和傲视的清澈大眼睛，又看一看三郎的闭着的嘴唇，那边沿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颤动着，终于三个人爆发出大笑声。
“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三郎说：“是很难写作的。”
“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作诗吧。”
“这应该由先发现它的诗意的人去写一首诗。”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悄吟站在三郎面前咆哮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给你看！”
“嘿，你好凶呀，”三郎侧着头忍住笑声，“早晨吃过几块油饼的关系吗？”
他们就是这样有生气的。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的，”我说，“是‘花园别墅’，不远又是法国公园。”
“恐怕你那花园别墅是黑暗的小房吧？”悄吟立即就说，“法国公园你也只能从篱笆外面看进去吧？”
我的可怜的撒谎很快就给她指破了，我只好变撒谎为诉苦，对他们直说着花园别墅如何黑暗得像灶房，空气如何发霉，想写作是做梦，再住下去要发狂等等。
“你搬来这里住！”三郎用军人的口气坚决说。
“这里窗外还有诗意的花园！”悄吟指指窗外。
我说：
“不行，三个人会整天开座谈会的。”
“我们可以定下规则，军队一样工作起来。”
“不行。事实上一定整天开座谈会的。”
“你有布尔乔亚臭气习！”
悄吟这一枪击得我不能再说第三个“不行”，我受伤了。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后裔，受点不伦不类的现代教育，又由于在“战斗的河边”溜了一转，惨败下来，生活在葡萄园里好几年，恐怕真也有所谓布尔乔亚臭气习。但在我的心里还是坚持着“不行”。
房子的地板是很粗糙的，那是未经过细刨的粗木板拼缀起来的。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张木椅，这是房东出借的。在墙壁上又挂起了那张黑炭画的三郎的背影画像，和另外一张一个穿长袍的人坐在高耸的建筑物下面对月台弹琴的八寸大照片。而在一个角落里，一袋面粉夸张地蹲着，几捆木柴和炭堆在一边，同时平常悄吟爱用的木柄平底小锅也坐在新购来的泥炉子上面了。
“好紧张，怎么一个上午，就将这些物件办齐全了？”
三郎鼻子里惯常的唔了一声，说道：
“这些物件一天也不能少，办齐了放心。那一袋面和炭，至少可支持半个多月。唔，现在袋子里还有十二块钱……”
悄吟在掏面粉，准备烙她拿手的葱油饼。我看看那一袋诱惑的面粉，有着从内心发出来的珍惜，就如同一个孩子珍惜糖果一样。我说：
“我们从青岛乔迁到这个人间天堂的上海来，还没喝一杯。走，我们到馆子里去。”
悄吟一面掏面粉，一面回过头来，皱着鼻子大声揶揄道：
“你算啦吧！”那意思很明白，就是等于责备的：你发财吗？
三郎郑郑重重的，沉着脸说：
“这是浪费！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战壕扎稳。这是上海！”
这是对的。结果买了一斤牛肉熬青菜汤送烙饼；而烙饼，完全无懈可击，天知道，有多么香！
我们在各马路欣赏风景，狭小的南京路，广阔的西藏路，秀丽的“霞飞路”，大致地走了一回。但所有的娱乐场是没有兴趣走进去的，只在永安公司的楼下去看了一通。那些豪华的“环球百货”，五色缤纷地陈列着。三郎指一指那高贵的巴黎香水，对悄吟睐着眼说：
“你买它三五瓶吧。”
“我一辈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我们静下来写作，悄吟和三郎工作得很有秩序，每天有一定的时间静静地执笔，同青岛时一样。上海这奇异的大都市，对他们是不会有诱惑的。我却完全相反，和上海通的杨君住在一道，无法安静下来，总是被拉到各马路上去闲游。我疲倦而厌恶，走到三郎、悄吟那里去。他们虽然工作得很好，而作品的出路却是没有的。那一袋子面粉一天一天地减低下去了。
“东西寄出去，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悄吟说，“甚至连回信。”
“听说上海文坛就是这样的。”我说：“但是，那一袋子面粉再低下去怎么办呢？”
“有办法的，”三郎出力地摸了一下脸，“先到第一流的大菜馆去，点最好的菜，尽量吃一通，然后抹抹嘴走出来。”
“你自己开的大菜馆？”
三郎眯着一只眼睛，安祥地说：
“拳头用来做什么的？挥了几拳之后，就有机会坐着吃不用钱的饭的。”
我看悄吟，她是神经质的，大眼睛在闪动着，润湿而激动，仿佛在想一件即将到来的事情。我对三郎说：
“你这是电影里的场面，不必表演。”
三郎背着手踱了几步，用他素来顽强的声调坚决地说：
“前途永远是乐观的！”
一时的阴影就在这样的坚强自信中，扫除得干干净净。
上海的文坛是千奇百怪的，而且黑暗；但在这黑暗中，有一盏灯照耀着有才能然而被损害的青年作家，这就是鲁迅先生。他是一面战斗的旗帜，一个正直的圆脚规，青年们，尤其青年文艺工作者，倾向他，爱慕他，走着艰辛的路。在青岛的时候，三郎、悄吟就和这位老人开始了通信，并将作品寄给他。到了上海，继续通信。直接谈话，则因为那时情形特殊，暂时没有机会。
《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虽还是原稿，但这是两朵即要开放的花朵，“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有同样的感觉和信任。
1935年初，我回烟台去了。悄吟、三郎则仍留在上海。
在夏天，他们开始在《中学生》、《文学》、《太白》等刊物发表作品。
而在秋天，悄吟以萧红的笔名在“奴隶社”出版了长篇《生死场》，三郎以萧军的笔名出版了长篇《八月的乡村》。
从此他们的名字为读者所熟悉。
七七抗战那年——1937年冬天，我们在武汉会见了。那时他们住在武昌的小金龙巷，和锡金住在一起，占有着洋式的一间房子。萧红的脸色似乎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她用一种“西洋女性握手式”跟我握手：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这好像是一点改变，在以前她和人家握手，是把她的右手“老粗式”的有力地伸出来的。后来曾谈起她的西洋女性握手式，她大声地笑起来，说那是故意装出来的。
到他们那里去谈天的人大抵是文艺工作者。有一次，一个长头发，脸色苍白，背微驼，有着嘶哑声带，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的人走进来，他从瘦细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
“我说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试着戴上那手套，那么坦直地大声说道：
“哎呀，××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适哩。”
萧军坐在一张木椅上，同样坦直地笑着。
不久他搬去小金龙巷住在锡金的房子里，和两萧的房子毗邻，有内门可以通达；于是，在房门上钉着写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的卡片了。
在武昌，我们常去蛇山散步，或者站在黄鹤楼附近看长江落日。有一天下午，我们一同去抱冰堂，在路上，萧红去买花生米，萧军没有陪她，先走了几十步。她买好花生米，一看竟没有等她，立即转身冲回向家的路。经过赶去解释，这才走回来。
1938年1月，萧军、萧红、艾青、田间去山西临汾民大。4月间，我听到两萧分开的消息，萧军去兰州，萧红回到武汉来，同她的朋友一道，住在武昌小金龙巷——从前两萧住的那间房子。
我不常去看她，对于那间房子我有着不必要的联想；大半是她同朋友来我那里闲谈，或者偶然的一同去蛇山散步。
“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吗？”有一次她自己看见我时，如此突兀地说。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
“什么眼色？”
“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我默然。
“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她说，“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
10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旬将上船那天，萧红因了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未克实现充当某报战地记者的愿望的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9月中旬，她才自己一个人冒着危险到重庆来。她说：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她来到重庆后住在歌乐山养“病”，1939年春病愈，即同她的朋友住在北碚黄桷树，第二年（1940年）春天，在临江门看见她，对我说：
“过几天，我要去香港。”
“你自己？”
“两个人。你别告诉别人。”
过了几天她乘机飞去香港了，同她的朋友一道。
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抗战以后她是只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吧。但在1940年下半年正是国际问题专家们拼命讨论：“日本南进乎？北进乎？”的时候，因之香港的空气是疟疾式的。每次空气紧张，萧红即来信说正在购飞机票回重庆，希望能给先找便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延宕下来，以长篇《马伯乐》未完成和有病为理由。
她到了香港将近两年的样子，写了两个长篇小说：一为《呼兰河传》，一为《马伯乐》。
港战发生，她那么无助和悲惨地病死在恐怖的炮火里。
对于这位女作家的死，在后方除看到几篇悼念她的文字而外，只有在某处开过追悼会。据来自桂林的友人谈，桂林作家本打算为萧红开个纪念会，但后来有人收到一张近似“走江湖式”的“萧红纪念委员会”的草稿，大有招摇嫌疑。大家传观一番后灰心下来。
写这张草稿的人是借死人招摇，死者的悲哀到了这里已经是极度了。
1942年春 渝
选自现代作家文丛《梅林文集》，上海春明书店，1948年1月
又载《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
忆 萧 红
罗 荪
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我的家里增加了几位从武昌来的客人。萧红和声韵①也在这天带着她们简单的行囊来了。
汉口的特三区（原来曾经是租界）成了临时的避难所。我们常常在轰炸的时候，凭窗望着敌机投弹，望着武昌、徐家棚一带的大火。
这时候，由于轰炸的频繁，以及武汉已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市民开始向内地疏散。萧红、声韵这时候正在候船入川。文协的朋友大都已经内迁了，有的到香港、广州；有的去重庆、昆明。他们虽然不免依恋不舍地离开了武汉，而许多人都希望我们留在武汉的人，将来准备欢迎他们的。我因为家属也早遵从了政府的命令，入川了。空下的房子就作为文协留在汉口的朋友们的聚会场所，有时候还可以煮了咖啡在夜袭的时候，开一次有趣的晚会。但到后来人越走越少了，而那间留下来的客厅，便成为朋友们临时的宿地。
由于常来的离散，越使朋友间的聚集感到非常的亲密。
开初，生活还相当有秩序，因为有一个女仆烧饭和做些打杂的事，我们这个临时的“收容所”，还能过着相当舒适的日子。但没有过了三天，客人之中失掉了一笔巨款，而最大的嫌疑犯是女仆，等到判明了是她的时候，她却脱逃了。而我们这小小的集团便也开始失去生活秩序。
由于船票非常难买，萧红和声韵只好暂时安心地住了下来。客厅里萧红不肯住，她独自在一间小过道屋里搭了地铺住下来。
没有人烧饭，我们便要安排每一顿饭的节目，住在这里的乃超和于兄，他们都不赶回来吃饭，剩下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便是我们三个人。我们往往是在吃午饭的时候，计划着晚餐的节目。锦江的砂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都是我们物美价廉的餐所。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时候，可以说是我们最丰盛，而又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
餐后，往往是闲谈，萧红独自吸着烟，她非常健谈，常常谈到她的许多计划和幻想。
“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她使烟雾散漫在自己的面前，好像有着一种神秘的憧憬，增加着她的幻想。
“即使是日常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还是她自己继续说下去。
声韵往往是默笑着。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我在这种时候，往往喜欢斜躺在租来的长沙发上，享受这片刻的悠闲。
“我提议，我们到重庆以后，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她瞪大着眼睛，挺着胸，吹散了面前的烟雾。
“唔。”声韵微笑着，而且点着头，表示她赞成，“你做老板，我当伙计，好吧！”
三个都笑了起来。但是萧红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她说完这个设想之后，满满地吸了一口烟，又把它远远地喷了出去。
于是我们三个都沉默在这个美丽的计划中了。我们想到：必须布置一间精美的起坐室，这里面要搜集世界的文学名著，以备作家的流览，要在壁间悬挂世界的名画……等等。
“这不会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了吗？”
“可以这样说。”萧红肯定地回答，“要知道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正如同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的……”
“哟！理论家又来了！”声韵笑起来。
“你们看见有一天报纸的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吗，题目叫《灵魂之所在咖啡室》，说在马德里有一家《太阳报》，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专门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的，四壁都是壁画，上面画了五十九位欧洲古今的名人，有王侯，有文学家，有科学家和艺术家。而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和精神。这些生动的壁画，可以使它的顾客沉缅于这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你们看，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萧红说得兴奋了，脸颊涂上了两片红云，微微引起了一点呛咳。那兴奋的样子，完全有如那座灵魂之所在咖啡室已经摆设在目前了。但是她显然有点疲倦了，让整个身子陷入沙发座位中，把视线射向天花板，也不吸烟，尽让那卷烟夹在手中，袅袅地升上一缕青灰的雾线。
休息了片刻，她没有改动她的姿势，轻声地继续说：
“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我完全赞同，好，我们现在到‘美的’去安顿一下我们的兴奋的灵魂吧。”我提议。
“不，现在很累，还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她们两个几乎同时说着。似乎为这美丽的计划倦着了。
船票终于买到了，在她们上船前，我们又谈起了“文艺咖啡”的事，萧红蛮有兴致地说，她们两个负责去筹备，一定要实现的。可是，声韵却在半路上病在宜昌的医院里，隔了两个月又迁到万县乡间去休养。萧红虽在重庆，却不大看见了，但每次看到的时候，却仍还絮絮地提起这件兴味浓厚的文艺咖啡的事情。而这事情的终成泡影，主要的还是文人没有资本，而商人之投资，大抵都有它一定的去向，却并没有投资到为诗人安顿灵魂的处所。不过，在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是兴味多于惋惜的。……
不久她和T君一同去了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没有能充分的发挥，她的理想更没有得到实现，一颗诗人的灵魂，一颗崇高而纯洁的心，由于离乱的时代和艰苦的环境，被埋没了。自然，一个人的伟大的地方值得人颂扬，而一片平凡的生活，同样值得人的回忆和追念。
选自《最后的旗帜》，重庆当今出版社 ，1942年
又载《怀念萧红》，王观泉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记萧红女士
柳亚子
作家萧红女士，真姓名为张迺莹，龙江世家女也。愤东北沦陷，弃家内渡，初至上海，为鲁迅先生所器重。抗战军兴，曾北入秦晋，东巡汉皋，西窥巴渝，寻复南游香岛，止焉。以病肺入玛丽医院，久乃益剧，遂退院，养疴九龙之乐道。余初未识女士，但耳其名：一日，访端木蕻良于所居，则女士已由医院归来矣。虽偃卧病榻，不能强起，而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嗣后暇辄往诣，每娓娓清谈，不以为累。尝倚枕为余题诗册子，喟然叹曰：“安得病愈，偕观电影，更就酒楼小饮，则其乐靡穷矣。”今日与端木言之，未尝不有余悲也。太平洋战争爆发，女士嘱端木以笺招余，至则惊怖甚，谓：“病体不支，闻飞机声心悸弗可止。”余强颜慰藉之，悄然别去。明晨，余渡海止西摩道，则闻女士已在思豪酒店矣。尝亲以电话邀余语，叠叠不休，余恐损病体，未敢多流连也。孰意即此为永诀，后遂不复能闻其謦欬耶！香岛既陷，余间关返故国，途次曲江，初闻女士病殁噩耗，犹弗忍置信。及抵桂林，重晤端木君，始知事有不可掩覆者。嗟夫，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以女士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而疾病困之，忧患中之，致令奄然长往，一瞑不视，甯非人世之大哀欤！兴言及此，叹息弥殷已。
编者附记：1941年底，萧红已重病不起，柳亚子时去病院安慰萧红。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柳亚子准备返回内地之时，闻萧红逝世，作七绝以悼：“杜陵兄妹缘何浅，香岛云山梦已空；公爱私情两愁绝， 挥残泪哭萧红。”
选自《怀旧集》，耕云出版社， 1946年
悼 萧 红
靳 以
《哀萧红》
满红
对于死，
这战争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动的；
但如你那青春的夭折，
我欲要向苍天怨诉了！
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间，也还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极少的人也算数的）。可是有的人也曾在这世上忙碌了30年，至终，死了，连生前以为是最亲近的人也未必记得，把活着的记忆完全擦拭得干净了，那才是人间的大悲哀！
我记得萧红从香港是这样写来的：“谢谢你的关切，我，我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身体衰弱，贫血，走在路上有时会晕倒。这都不算什么，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没有好过，想起她来我的面前就浮起那张失去血色的，高颧骨的无欢的脸，而且我还记得几次她和我相对的时节，说到一点过去和未来，她的大眼睛就蕴满了泪，一转一转的，几乎就要滴落出来了。
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做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四川泼辣的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记得那时她曾气愤地跑到楼上来说：“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在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
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些钱了事，可是这些又琐碎又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D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同她所说的那样“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可是他自有他的事情，我极少到他们的房里去，去的时候总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也许在看书，或是写些什么。有一次我记得我走进去她才放下笔，为了不惊醒那睡着的人，我低低地问她：
“你在写什么文章？”
她一面脸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
“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轻微的声音却引起那个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咕噜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
“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
“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便发出那奸狡的笑来，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地说：
“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碍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他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他的笑没有停止。我也觉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后来那篇文章我读到了，是嫌琐碎些，可是他不该说，尤其在另一个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所配说的。
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去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而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日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这样填满了苦痛。如今她把苦痛留在人间，自己悄悄地走了，应该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两个男人的身上。可是他们，谁能为她而真心而哭呢？我想更深地记得她的还该是那些在生活上和她有相当距离的人。
所以她的死，引起满红的眼泪。满红自己也想不到，不久他也和她走上一条路，把悲哀留给我们这些生存的人，我们并不只做无谓的哀伤，因为我们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虚掷是可惜。他们的宝贵的青春的生命，却是默默地虚掷了。
本文原载《靳以小说散文选》，原标题《悼萧红和满红》。现将萧红部分转载本集。满红，也是东北流亡青年，靳以的朋友，获悉萧红在香港逝世，曾作诗以悼。但不久也即去世。
选自《萧红文集》第三卷，张毓茂、阎志宏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
忆 萧 红
绿川英子①
一封书信，何日方能到？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已经年。
……
这是无聊的时候，无意识地念出来的东北小调——但后来也就没有再念了。
我还记得，这小调是萧红教给我的。而现在，萧红呢——
倒是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便永诀了。她的家乡已沦入敌手，她的身体在这世上又已不复存在，往哪里去送书信给她呢？
说到关于萧红的回忆，我就追想在抗战爆发的那一年。
八一三的炮火使我到上海屁股还没有坐暖，便辗转地从法租界这一隅逃到那一隅。在这过程中，我偶然的和萧红做了一月余同屋的房客。可是避人耳目的我，没有敢去拜访这位女作家，每天只在灶披间烧饭洗衣服的时候，看见过她几回衔着烟嘴的面孔，或听见过她在楼上的谈话声。我们之间，仅不过是这样子的什么来往也没有的“近代邻人”。
巨大的眼睛和响亮的声音——就是这些表面的印象，也因上海陷落，在南行避难期间不断的骚扰与不安中，连痕迹也不残留的消失掉了。
我们“正式见面”是在这时的一年余之后，在1938年末的重庆街上。那时晨雾未收，照射着湿气的电灯光下，她和旧日一样闪烁着两只大眼睛，发出响亮的声音，可是从她的身上总有一种不是相隔一年而是相隔数年的感觉。说到这种变化，不仅她个人如此，就在我自己及其他几千万人的身上也是同样刻着的时代的阴影罢了……
“你的名字漂亮，你的文章也漂亮，而你本人又漂亮啦。”
她的娴静的微笑，代替了初次和异国同性见面时的酬答。
其实，直到这时为止，她在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现社会中通常的所谓“女作家”罢了。有优雅的文章和罗曼蒂克的生活。以女色出现于文坛，跟着女色的消失，也一同从文坛上消失去短短的存在……
是的，我对于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随后，这种成见，自从萧红、池田，及和我们二人的共同生活相似的人们，终日在不见日光的米花街小胡同内开始生活以来，便渐渐被现实情形所修正了。
恐怕是汉口陷落后，战局告了一个段落及远隔前线的安闲感中产生出来的吧，我们日里在重庆所具有的享乐生涯中度过，夜里就又落在不与战争相关的闲谈中。在这些场面中，萧便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为临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为池田煮她所得意拿手的牛肉，并且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地跟池田闲聊，无所不谈。
可是，这不过是我对她所回忆到的次要的东西。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
在上海常和她接触的池田，惋惜地，抱不平地对我好几次发过这样的感慨。这是在我的头脑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的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分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
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场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面的。自然，这也许是由于两人的性格上所酝酿的矛盾与相克，但是火上加油的仍然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看见她那巨大的圆眼睛，和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就日渐减少。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于创作吗？——谁也无从知悉。就有他们的谜样的香港飞行。
山遥水远路几千，可是一封信也没有通过，一别便成了永诀了。
喜欢和朋友一道的她，不能不和朋友分离了。
不给人知道，悄悄地走了的她，不给人知道，悄悄地死了。
她脱出了长久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故乡东北，却在初次沦入敌人魔手的东南孤岛上了结她的一生。在民族自由与妇女解放斗争的行程上，她没有披沐胜利的曙光，带着伤痕死去了，那作家的生活，也没有能够完成。
她并不健康，可是她生前，谁曾把她和死合在一道想过？她的死，殊为出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该。
结婚、生产、苦恼、贫困、疾病、早死——无数的女性所踏过的荆棘的道路，“进步的”作家萧红也背负着十字架走过了的。享年只有三十几岁的她的死，殊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当。我常常在痛感她的牺牲的生活之余，希望她用抗战的圣火把自己锻炼得钢铁一般。而现在，她的一切苦痛都化为乌有，我的希望也落了空。
她的大眼睛还在我面前闪烁，她的洪亮的声音还在我耳中发响。
然而她不再回来，她死了。
她真的死了吗？并不，她至今也仍然在我心中活着。
她的张得很大的眼睛，教我知道，流泪是无意味的，她的响亮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越过她的遗体进向前去。
1942年“七·七”的前夜
欧阳凡海译于8月25日晨
选自重庆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2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