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攒电视到抓阄买电视的北京人
我国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诞生时，全国正处在“大跃进”
年代。当时，中国人的理想是“超英赶美”，让老百姓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除此之外，老百姓攒钱想买的“三大件”
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些东西既体面又实用。而电视机，当时属于高档奢侈品，不论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一般家庭买不起，绝大多数京城百姓最多只能到商店柜台前看看，探头探脑，摇头咋舌地不敢问津。至于什么时候自己家中也能摆上一台电视机，似乎是个遥远的梦。有些人能在企事业单位、部队、机关集体收看电视，已经够知足的了。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电子科技高速发展，北京也出现了一批不知足的人。他们或托人从酒仙桥一带的国营电子器件厂买回一些淘汰的电子管、晶体管元器件，或从灯市口、骡马市大街、西四一带的科普门市部淘宝似地买来一些半导体器件，居然在家中鼓捣起来。他们先安装收音机，后来又安装电视机，一心想体验一下自力更生、自攒电视机的滋味。他们互相鼓励、互相交流，有些人用5英寸的阳极射线示波管代替显像管，只花几十元钱就成功地安装了一台电视机，从而在北京城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自攒电视机热，映衬了当年京城百姓对电视机的一份渴望。
70年代中后期，北京具备了生产小屏幕黑白电视机的能力，北京电视机厂、东风电视机厂用流水线生产“牡丹牌”、“昆仑牌”黑白电视机，9英寸的200多元一台，12英寸的400多元一台，凭票购买。尽管这些电视机的价格还有点偏贵，但京城老百姓还承受得起，市民争相购买，电视机票成了抢手货。有些单位人多票少，每次发票前还居然要经过慎重研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争执不下，也有采取“抓阄儿”了事的。
9英寸和12英寸的电视机虽小，当时却是许多京城百姓家中的“宝贝”，享受很高的待遇。它们一般都被供奉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为了追求更好的收看效果，有的人还想出了高招，比如荧光屏上放上一块三色透明薄膜，美其名曰“黑白变彩色”。还有人在荧光屏前摆上放大镜片，把小电视变成“大电视”。只可惜当时的楼房和四合院一般都没有公用天线，因而电视机有不少是带拉杆天线的，抗干扰较差，收看电视时还要拉出天线对方向，否则荧屏上就会出现“雪花”
似的干扰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家在房顶上自己架设了土天线，收视不好时，有人要爬到屋顶上去对方向，一边转动着天线的方位，一边扯着嗓子叫喊：“好了没有？还不成呀！”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让全国人民看上电视，我国在1979年放宽了对家用电器产品的进口。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黑白小电视在北京等大城市销量可观，中国的电视机市场方兴未艾，于是日本产商大举向中国推销彩色电视，抢占市场先机，索尼、日立、东芝、松下等日本彩电，大批量进入首都的各大商场。
那时候，谁家要是能买一台进口彩电或出国带回一台彩电，准能成为街坊四邻议论的话题。
进口彩电质量好，但价格高，动辄上千元、几千元人民币，让那时候普通的中国人望而兴叹。于是，国家有关部门把生产彩色电视机，列入了规划日程。1978年，我国批准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定点在上海电视机厂，1982年10月投产。不久，国内第一家彩色显像管厂——咸阳彩虹厂成立。这时期，我国彩电工业摆脱了自行摸索的阶段，迅速升温，很快形成规模，并涌现出金星、牡丹、飞跃、凯歌、熊猫、福日等一大批国产彩电品牌。
有数字显示，1977年，我国电视机年产量不过20万台，但到1981年年产量达到300万台，其中有6万台彩色电视机。
在这段时间，敏感的日本媒体发现了来自中国电视机工业产品的强大竞争威胁。《日本经济新闻》当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电视机生产步伐加快》的报道，认为在电视机领域，中国内地成为强劲竞争对手的日子即将来临。而事实上，我国彩电工业的发展比日本媒体预测的还要快。
北京人周小平回忆起32年前家里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情形时说：
1979年，我妈妈的同事魏阿姨帮我家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这台巴掌大的电视轰动了全楼，大人小孩特别高兴，几乎天天都来看电视。一楼赵叔叔是教授，因为没“关系”，有钱也买不到电视，遇到好看的节目也跑到我家来看。
有一次演日本电影《追捕》，差不多全楼的人都挤到我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屋里，凳子不够就坐地上，最后我是在边上站了两小时看完了电影。
80年代初，北京电视机厂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彩电生产线。在凭票供应的年代，牡丹电视机很快取得了占全国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绝对的业内龙头，长江以北的彩电市场几乎全部被“牡丹牌”彩电占领。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厂家，北京电视机厂被赋予了“生产彩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使命。原北京电视机厂经济协作处长毕玉浩曾回忆当年彩电生产火爆的情况：
彩电刚下线，门口就有车队排着等货。往往是产品下线后，搬到库房清点完毕就直接装车拉走。那时候结婚，娘家陪嫁一台牡丹电视机，将会给媳妇带来无上的光荣。当年全国很多家电企业都是北京电视机厂援建的，北京电视机厂充当了老大哥的角色……
90年代初，牡丹电视机的全国市场占有率仍然维持在20%左右的高水平上。1990年2月，在北京电视机厂与北京电子显示设备厂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了牡丹集团，1991年牡丹集团又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合并，1995年又合并了北京市无线电元件三厂。1992年到1995年间，牡丹电视机年产量达到70万台左右，连续四年获得“全国最畅销国产名牌商品金桥奖”，并获得“中华名牌彩电”殊荣，创造了北京电视工业的辉煌。
1985年到1993年，中国电视市场实现了大规模的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的更新换代。80年代中期，北京市民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购买“彩电热”。当时，我国电视机市场受结构、价格、消费能力等条件的限制，一方面电视机的普及率还很低，城乡每百户的电视机拥有量分别是17.2台和0.8台；另一方面电视机价格偏高，一台18英寸彩电，国产的1000多元，进口的3000-4000元，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再一方面，由于80年代以来彩电流水线纷纷上马，彩电生产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1991年国家正式放开彩电业价格和1996年全国彩电业规模空前的价格战。这场价格战促进了市场竞争，从国外品牌手中夺回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电视机的降价，使人民大众开始买得起价廉物美的彩色电视机，促使北京和全国彩电普及率大幅度提高，以及促进了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背投电视、平板电视、大屏幕电视等高端新产品的研制和推出，实现了彩电行业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其中，许多新产品很快进入百姓家庭并走向国际市场。最终人民受益、国家受益，同时扩大了电视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着名主持人赵忠祥1994年访问美国时，曾向CBS着名主持人丹·拉瑟生动地描述过我国电视的发展：
中央电视台1958年成立时，全国只有50台黑白电视机。我做了三年新闻播音工作，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出我来。我的祖母一直到去世，始终都弄不明白他的孙子是做什么的，因为我家里那时没有电视机。……现在中国已经有了2亿5千万台电视机，有8亿多固定电视观众。我们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各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的命运与中国国家的命运一样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收看《新闻联播》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1976年3月，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后，北京电视台成立了由台宣传组和新闻部部分同志参加的筹备小组，着手筹办《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节目，并于1976年7月1日开始试办。当日，北京电视台向全国十多个省、直辖市电视台传送信号，播出的新闻有：上海电视台传送的《战斗在车间的党支部》、天津电视台传送的《小靳庄在斗争中前进》、武汉电视台传送的《敢斗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北京电视台传送的《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问红星中朝友好公社》等。
1978年1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推出《新闻联播》栏目，同时恢复了播音员出图像向观众预告节目的形式。由于当时还没有新闻录像设备，所以《新闻联播》初创时，是以直播的方式播出，播出时间是每天的19点至19点20分。1980年以后，《新闻联播》节目开始用微波线路与全国各省、市台定期互换新闻。
《新闻联播》创办的当年，即1978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原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为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为“CCTV”。当晚，电视屏幕上打出了新台标，从此，掀开了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新的一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新闻联播》担负起传播时代强音的重担。
1979年8月，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指出，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克服一切困难，把新闻节目办好。张香山局长则要求电视台必须把新闻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要加强新闻报道，不要使电视台成为缩型的影剧院。这次会议后，《新闻联播》得到了加强。
同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与英美合资的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签订合同，每天从香港收录10分钟卫星新闻，航寄北京。加上每天新华社专门为中央电视台编发的5分钟“国际要闻简讯”，组合成每天的《国际新闻》进行播出。1980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直接接收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新闻社——维斯新闻社和合众独立新闻社的国际新闻，这样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当天或次日就可以呈现在我国观众面前。
1982年4月8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试验通讯卫星。从此，利用我国自己的通讯卫星传送新闻节目的时代开始了，不通微波线路的新疆和西藏也能在当天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了。1984年2月中央电视台在香港建立了记者站，负责报道香港、澳门新闻；同年6月，又通过厦门电视台收录台湾《华视新闻》，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笫一条台湾新闻“龙舟竞赛，赛前操兵”。1982年中央电视台分别参加了亚太广播联盟B区和A区的新闻交换；1986年3月，开始试收欧广联新闻；1987年3月，开始收录美国CNN新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新闻的来源。此后，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如里根遇刺、两伊战争、大兴安岭火灾、中共十三大……《新闻联播》都及时地进行了报道。
1991年9月1日，《新闻联播》通过国际卫星频道向世界传播，世界五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收看到《新闻联播》节目。
正如《南方周末》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30多年来，这是中国知名度最广、全世界观众数量最多的电视栏目。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30年收视历史所带来的巨大惯性，依然推动着数以万计的观众每天晚上7点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它是这个国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它的永远不苟言笑的播音员，被称为“国脸”；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导人的出镜时间，被精确到秒；主持人服饰色调的冷暖，意味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调；而“今天的新闻联播大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
早期《新闻联播》背景画面很简单从1978年正式开播起，《新闻联播》就成了中国老百姓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窗口。它的“中国政治经济风向标”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心中不可撼动。
三、英语学习潮竟由电视开始
1982年1月的一天傍晚，北京、上海的许多院落，都传出了情景英语教学节目《Followme》的声音。谁都没有想到，改革伊始，一场英语学习的热潮竟由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兴起，而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的播出，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文革”十年，教育荒废，人们对学习的期望空前高涨。在一次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考察中，中央电视台电教部导演徐雄雄偶然看到了BBC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me》的样片，生动的故事情节，情景式的对白吸引了他，他想，如果能在中国播出这样生动活泼的英语教学节目，该有多好啊！
几经周折，徐雄雄终于拿到了《Followme》的使用权，然而节目内容上有不少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情节，必须进行改编。
于是，他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康宏锦、郭晓蕙、于德社三位教师编写课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胡文仲、英国教师凯瑟琳·费劳尔和北京外交学院的袁士槟当主持人。胡文仲至今还记得，拍摄的场地没有暖气，凯瑟琳坐在机房一个比较暖和的变压器上，完成了节目最初的商议。
1982年1月5日，根据《Followme》改编的《跟我学》节目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此前，没有任何宣传，更没有如今的什么首发式。然而其影响却无法估量，就在播出的第二天，便有人在街上认出了胡文仲，而他与英国教师凯瑟琳的身份，也从普通的英语教师，转变成国民英语教师。
从此每星期二、四、六傍晚6点20分和周日上午的8点30分中央电视台都播出这个节目。
有媒体统计，全国收看《跟我学》的人群达到1000万，与当时全国电视机的拥有量持平。印有《跟我学》教材内容的电视周报，一下增加了约50万的订户。《跟我学》的教材，先后出版了3000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
四、北京市属北京电视台艰苦创业
1978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原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后，北京市要不要建一座电视台？这成为广大观众关心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北京已经有了一座国家级电视台，再建一座有点儿多余和浪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央电视台是面向全国的电视机构，北京市应该建一座市属的电视台，更有利于密切配合北京的发展，满足首都电视观众的需要。
这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央有关部门，显然后一种意见得到了支持。
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赞同和支持。因此，根据上级的指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抽调了一批业务人员，从1977年2月开始筹建北京市属电视台。
市属电视台筹建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说白了，是“白手起家”。当年筹备组的负责人——原北京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北京电视台第一任台长汪小为曾经百感交集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