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爱情遇到经济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理论中说，人们追求的不仅是财富，而且是随财富而来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好评。就婚姻而言，财富也会增加孩子结婚的成功率。因此，丈母娘推高房价的说法，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经济学原理上来看，都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男方家庭提高储蓄，也并不一定会造成女方家庭减少储蓄。假设我有一个女儿，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吃亏，即使知道未来女婿家庭在玩命存钱，我也不能让女儿太寒酸。父母认为，只有给女儿创造好条件，才会增加她找到好丈夫的概率。如此，总储蓄率必然上升。
——魏尚进（华人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在北大发表演讲）
刘老汉是笔者的老乡兼远房亲戚的亲戚，20多年前，他顶着计划生育的巨大压力一连气儿生了三个女儿，才最终生下了宝贝儿子小刘。说起刘老汉夫妇对小刘的宠爱，那是真没得说：困难时期，全家五口吃玉米饼子，只有小刘一人吃白面饼；三个姐姐过年买一套新衣服，轮流着去拜年，小刘一个人买两套；三个姐姐学习成绩好，没钱交学费，只好辍学，小刘连高中都考不上，老刘不惜舍下老脸兼道德，花钱送礼求人也要让小刘上学……总之，在小刘与三个姐姐身上，中国农民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难能可贵的是，小刘也很“争气”，高中没毕业就把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勾到了家里，三搞两搞搞出个大胖小子，喜得刘老汉逢人就夸：嘿嘿，比我强！比我强！
遗憾的是，没等小刘的儿子学会走路，刘老汉的烦恼便来了。先是媳妇挟生孙子之勇要挟全家，宣布自己从今以后既不能上地，也不能下厨，当然更不能洗衣服，只能专职带孩子。对此，刘老汉虽然不高兴，但想想孙子是家里的主心骨，忍了。紧接着便是媳妇借儿子之口婉转地向刘老汉提议，想接管家中的财政大权。因为给孙子买零食什么的，老跟老人要钱不方便。刘老汉明知这理由不够充分，但为了孙子，又忍了。偏巧这时候南水北调工程也来凑热闹，占了刘老汉家仅有的几亩地，一共补了十来万。从村委会把钱拿回来的当天，刘老汉郑重地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忧心忡忡地说，别看咱补了些钱，可咱没有地了啊！这钱咱必须得存银行……还没说完，媳妇就明确表示反对：既然没地了，咱就得另想出路，我看咱不如去北京的大商场包个柜台经商，我表姐说了，她们那个商场正在招商……如你所知，刘老汉的反对无效。不过事实也证明，小刘媳妇的确是个经商的材料：长相甜美、明眸善睐、服务亲切、能说会道、逃票避税、死拉活拽……几年下来，赚得着实不少。然而这跟刘老汉有什么关系呢？不管赚多少，她始终不肯拿出一分钱来补贴家用，弄得年过五十的刘老汉不得不和村里的小青年们一道，去工地做苦力，养活自己和老伴。最终，没上过一天学的刘老汉总结出了一句话：“唉，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学经济的！”
这话多么经典！不过刘老汉或许还应该感到庆幸，至少也要为他的儿子感到庆幸。因为仅在他的儿媳妇经商的城市，至少就有数十万远比他儿子优秀的剩男，相对应的，这些剩男的父母即使想受儿媳妇的“经济刺激”，那也是求之不得。
据某些媒体报道，中国目前的剩男数量大约在2000万上下。即使相对于接近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而言，这也是个惊人的比例。那么，是什么催生了这么多的剩男呢？答案是经济。由于经济条件达不到女方的要求，他们只能剩着。毫无疑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不过这对经济却有好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指出，剩男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可能高达两个百分点。因为很少有剩男甘心被剩，而他们若想找到媳妇，尤其是找到那些他们比较满意的媳妇，他们就必须讨得媳妇的欢心，而车与房则是婚前必需品，沿着这一逻辑，剩男们势必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努力工作不等于赚钱，即使他们贡献了GDP。所以，这一数字始终没有明显的下降。
这么说，是不是中国的女性们都太物质了呢？不尽然。很多女青年们还是相信爱情的，只是当爱情遇上经济，它便不是女青年和男青年之间的问题了。易中天先生曾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写过：中国人嫁女儿，首先看的不是男青年如何，而是看他的家世如何，因此，中国人管嫁女儿叫“找婆家”，而不是“找夫家”。所以到今天，也有人直呼“剩男经济”为“丈母娘经济”。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丈母娘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觑。据说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是“丈母娘经济”刺激出来的。当时，年轻的洛克菲勒在一家农场里打工，有一天，他在土豆田里锄草时意外地邂逅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并成功地与她坠入了爱河。但当女孩把他带回家时，他那看起来非常有教养的未来丈母娘却异常粗暴地拒绝了他。用她的话说，这不能怪她，“有谁会舍得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浑身散发着土豆儿气息的男人受苦呢？”
其实不仅丈母娘舍不得让自己的女儿受苦，如今，女儿们自己也不愿意受苦了。比如与剩男问题相对应的剩女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有剩男没剩女，有剩谷子没剩米。可如今，不仅“谷子”剩了，“米”也剩了，而且剩得还不少。更没有道理的是，有些剩女不论长相、学识、素养、能力等等，各方面都很优秀。说句有点儿经济学意味的话，这些女性在爱情市场上应该是很抢手的，但她们却被积压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还说句有点儿经济学意味的话——惜售。用她们的话说：宁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能在自行车上喜极而泣！但德国的宝马车每年产量有限，而想在里面哭泣的剩女又那么多，因此她们只能先排着队。
一般来说，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是惜售，就越想卖个“好价钱”，找个“好主顾”。不过她们哪里知道，这根本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某报曾刊登过一篇颇有意思的小文章：
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在网上发帖问：我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不久，一位华尔街金融家回帖说：“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济决策。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外表，乙方出钱。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财产，你是贬值财产！如果美貌是你仅有的财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堪忧。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希望我的回帖能对你有帮助。”
我们也希望这篇文章对中国的剩男剩女们有所帮助，即使它真的有可能让我们的GDP下滑两个百分点。
2．经济战，“攘外必先安内”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寻租活动的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巨额的租金总量，对我国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曾在北大发表演讲）
攘外必先安内——提起这话，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大局、私心过重的无耻行径，因此也往往把它认定为贬义词。其实不然，“攘外必先安内”原本出自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本是祛疾治病的上乘药理，绝对是个褒义词。
熟悉国学的人都知道，在中医看来，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个人的机体的话，“攘外必先安内”无疑也很适用。不过绝不是像蒋介石那样适用。事实证明，1933年前后的蒋介石，所说的与所做的，绝不是什么“安内”，而是激化内部矛盾，加大民族内耗的“扰内”、“乱内”、祸国殃民之举。结果就在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之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俱往矣。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经济层面取得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成就，足以令每个炎黄子孙为之激动、欣喜。不过欣喜过后，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归理智和冷静，毕竟仅仅是在经济层面，我们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当务之急。
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便是贫富差距过大。尽管近些年来，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但至少目前看来，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势头并没有被扼制，依旧在向着反方向奔跑。抛开那些处在财富塔尖的富豪与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不谈，单是国企与民企的收入差距，就令人不胜唏嘘。最新资料显示，前者与后者的差额至少在4~10倍！最新资料同样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首都北京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这个数字实在令人难过——就连一向自认还有些才华的我，都没能达到过这个平均数！我们不禁要追问：是谁在拉高我们的平均工资？我们又为什么连平均工资都达不到？
谈到财富分配，中国的学者们最常用的一句话便是“不患寡，只患不均”，好像社会财富不均本是正常现象，“患不均”的中国人民才是不正常的。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让人们“不均”，本身就是一种失败，不去避免、改善这种失败，却怪人们“患不均”，这是什么逻辑？
众所周知，中国能以短短30年时间取得如许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中国具备两大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如今，“丰富的自然资源”早已成为学界讽刺语，比这更讽刺的，则是中国的劳动力依然廉价。
在中国，“劳动力”绝对是个值得玩味的词语。古语有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中的“劳力者”，基本上等同于今天的“劳动力”，而古人口中的“劳心者”，在今天的叫法则是精英、人才、专家等等，或者叫“人力资源师”也未尝不可。当然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人生活得似乎并不如意，有不少人还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宣称自己也是“弱势群体”，称自己的收入远不像外界想像得那么高。其实，不管他们怎么哭穷，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那看似有限的账面收入，实则只是个人财富的冰山一角，即使不考虑各种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其真实所得往往也是工资单上的几倍甚至更多。
某些高级精英，甚至早已没有了金钱的概念，在他们的概念里，那叫“资源”。反正中国的资源就算再匮乏也足够他们挖的，反正他们不挖下任也还是要挖的，于是乎这些在宪法上原本属于全国人民的自然资源，便以最污染、最浪费、最草菅人命的方式悄然转化为少数人的财富数字。然后这些先富起来的精英们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国门，摇身一变，又以华侨的身份杀回祖国，控制更多的资源。
与大批财富精英们携手出国的是大批政治精英们。潜逃早已不是新鲜事，如今的时尚是做裸官。所谓裸官，是指那些配偶和子女都已移居海外，但本人仍留在国内任职的官员。中国到底有多少裸官，目前并无官方统计，不过保守估计也在数十万以上。这么多精英之所以选择裸体做官，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没有后顾之忧的腐败，瞅准机会捞完便走。
如果说裸官现象尚有惟一一点好处的话，那便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腐力度的加大。但裸官现象也充分反映了贪官们风险意识的增强，俗话说，“不怕贼想，就怕贼惦记”，此类国贼无疑最为可怕。
我们有必要顺便介绍一下什么叫“贪官”。其实在中国，一般称得上“贪官”的，往往特指那些大贪特贪的人，至于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贪，似乎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能理解、认同。然而贪官都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一个贪官的问世，也往往意味着整个家庭乃至整个部门的逐渐腐化、堕落。对此，同胞们或许会被蒙在鼓里，但外国人民绝对看得出来。报纸上时不时会报导诸如逃亡的贪官、富二代、星二代等群体定居欧美之后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惊得发达国家的富人们都目瞪口呆，自愧弗如。
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体比率至少占据80%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如果说我们还能感受到一些平等的话，那就只有物价飞涨这一方面了。越来越多的被称之为“新城市人”的外来务工者们，正在成为各大城市的活力之源和希望所在，遗憾的是，这些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城市快速扩张中分得一杯羹，更多的人则只能从城市搬到城郊，再搬到远郊，只因他们微薄的工资不但买不起房，连租房都已经捉襟见肘。至于诸如下岗工人、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们、患大病重病却无处报销的边缘民众，即使他们把祖先勤俭持家的美德发挥到极致，也依然只能保证自己每天只能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而已。
然而，他们又是中国真正的希望，中国实现真正的崛起离不开他们，而不是靠个把精英。但是现在，话语权还掌握在精英们或者为精英雇佣的文化打手们那里，社会上关于财富分配的争论，要么被鉴定为“无能的表现”，要么被巧妙偷换概念，一转了之。比如新近出台的楼市新“国五条”，其中的“增值部分一律按20%征个税”的内容，明眼人很清楚地就能从中看出中央政府控制房价、遏制投机和泡沫的用意。但它刚一出台，便被某些地产商代言人巧妙地把矛头引向了中央政府，宣称政府不过是为了增加税收。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好，民众也罢，与既得利益者的斗智斗勇还将持续下去。
一言以蔽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还只是一个理想。而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个理想正在令大多数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焦虑。这样一种国民状态，自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经济抢占全球化利益的制高点，所以，“攘外必先安内”。
3．真平等·假平等
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富裕，从底层奋斗，从一无所有的起点奋斗还是“王道”。失去了这种精神，社会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年轻时代是人生的幸福和美感所在。你失去了对这种东西的感受能力，你就失去了生活。我不希望用一个80后、90后的概念打倒一代人。事实上，在微博上也有不少年轻一代支持我，恰恰是他们告诉我：同龄人中确实有太多的人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父辈给他们。在我看来，国内当长辈的应该大胆地对后生训诫：孩子，还没轮到你。要什么，自己去挣！
——薛涌（旅美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