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我那天写到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港币作为奖励，张爱玲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心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之一，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于她母亲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我想起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妈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我当时大不快，我爸也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头，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真用不着这样不合时宜。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这四个字：不合时宜。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只是永远都不在点上，她们互相跟不上对方的那个节拍。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张爱玲四岁时，黄素琼携小姑出国，四年时光里，对于张爱玲，母亲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作“爱上爱情”，当生活中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对象时，人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当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对方。对父母的爱，是否也有这一种？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温柔，隐忍，静默，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最初在张爱玲心中的概念。
八岁那年，黄素琼归来，带来异国的气息，还有那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母亲总出国，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更长一点儿，没有距离所以也就没有了美，而对母亲世界的惊鸿一瞥，更令她心折。
母亲确实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牛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十六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深情相拥，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的，她说，在出逃之前她考虑了很久，她父亲有钱而她母亲没有，想到她父亲的钱也不会给她花时，她才下定决心。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黄素琼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投奔，是一突发事件导致的，是计划外的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素琼活得天马行空，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待太久。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感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何况，她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不那么到位，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自己的梦，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黄素琼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
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不见得真的喜欢音乐和绘画，但起码那种艺术氛围让她沉迷。幼年的张爱玲，曾见母亲在家里开沙龙，和一个胖太太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现在，黄素琼可以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了，她教张爱玲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成通俗的词叫笨拙。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笑容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白痴相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说的和听的都觉得尴尬，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那眼神里有一点儿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洋（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象（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人，曾有过这样困窘的少年时代？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孩子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还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将来和世界也是一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话语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但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儿撒娇赌气的成分，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如此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调唆下，她无力分析父亲突兀举动背后那千回百转的心结，只是独自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