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跟两名士兵走时，他还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发傻。他不知道人家要拿他干什么，但他本来也没有任何担忧的事。这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暴的人能对他有什么坏打算呢？
在他的超脱现实的书籍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不谅解，而只有关于数字和文字、书名和人名的知识，以及不倦的求知欲。因此，他随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中间下了楼梯。
到了警察局，人家拿走了他大衣口袋里所有的书，井要他交出藏有几百张重要的书单和主顾地址的皮夹。这时，他才勃然大怒，动手打人。人家只好把他绑起来。这中间，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的这架观察精神世界的魔术望远镜跌个粉碎。两天以后，人家让他穿上单薄的夏服，押送他进了科马诺姆附近的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这两年里，没有书，没有他所心爱的书，没有钱，处在这所太监狱里冷漠的、粗鲁的、多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雅科布·门德尔经受了怎样的心灵上的恐惧；他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鹰离开了天空似的，离开了超脱人世的、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书籍世界后，在那里又饱尝了怎样的苦楚——关于这些，却找不到任何目击者来提供情况。
但是，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渐渐认识到，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暴行和犯罪的侵犯中，没有一件比下面的行为更无意义，更多余，因而在道义上更不可饶恕的了，那就是把一无所知的。早已超过工作年龄的侨民抓起来，集中在一处，用铁丝网圈起来，而这些人都是侨居多年，并把异国当作故乡，由于真诚相信客居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在通古斯人和阿劳加尼亚人那里也被视为神圣的——因而没有及时逃亡，这是破坏文明的罪行。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这个发了狂的欧洲的任何一处，都同样丧失理智地犯下了这一罪行。雅科布·门德尔或许也会像数以百计的其他无辜者一样，在这种围场里变成神经错乱，或者因患痢疾、因体力衰竭、因心灵受到严重损害而可怜地死去。
幸亏一个偶然情况，一个惟独在奥地利才会发生的偶然情况，恰好及时地把他再一次拉回他的世界中来。在他失踪以后，一些身分高贵的主顾仍然按照他原来的地址多次给他去信。前施蒂里亚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者勋伯格伯爵，前神学系主任，为奥古斯丁著作撰写评注的齐根菲尔德，八十岁高龄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回忆录的退休海军元帅埃德勒·冯·皮塞克，所有这些门德尔的保护人，都不断有信给他。这些投寄到格鲁克咖啡馆的信件中，有一些转到集中营给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这些信碰巧落到那里一位好心的上尉手里。门德尔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由于没钱配一副新的，便一直像一只鼹鼠，灰色，失明，沉默地蹲在角落里。这么一个矮孝半瞎、肮脏的犹太人，竟然结识如此高贵的人物，这使那位上尉颇觉惊讶。有这样的朋友，本人必定不同寻常。因此，他允许门德尔答复这些来信，井请求他的保护人替他说情。结果并非石沉大海，显贵们以及那位系主任，本着一切收藏家团结一致的精神，频繁联系，并且递上了他们的联名担保书，这样，旧书贩门德尔在监禁了两年多之后，于一九一七年获释返回维也纳，当然附有条件，那就是每天到警察局汇报一次。不过，他毕竟返回到自由的天地，返回到他的又破旧又窄小的阁楼里来了，他又能去逛他心爱的书店，而首先是回到格鲁克咖啡馆。
出了黑暗地狱的门德尔如何返回格鲁克咖啡馆，可以由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来向我描述了。“——天——耶稣，玛利亚，约瑟，保佑我呀！我不相信，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了——门被推开了，您也知道，他平日进门时就是这样，歪着身子，把门推开一道缝。这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咖啡馆，他，门德尔先生。他穿着破烂的、满是补丁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什么，也许原来是顶帽子，一顶人家扔掉了的破帽子。他没围围巾，那副模样真像个死人，灰白的脸色，灰白的头发，干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往这张桌子走去，脱掉大衣，不过不像以前那么灵巧了，而是边脱边吁吁地喘息。他同以前不大一样，什么书也没有带，只是坐下来，一刁话不说，只是用完全没神的、鼓出的眼睛瞪着前面发愣。后来，我们把过去从德国寄来的整捆书籍杂志给他搬来了，他这才渐渐地开始阅读。
不过，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门德尔了。”
是的，他已判若两人，不再是世界奇迹，不再是一切图书的神奇的索引柜了。当年见到过他的人，都痛心地向我谈到了这一事实。他的原来是宁静的、仅仅像在睡梦中阅读的目光，看来已被扰乱，无法挽救；又有什么被撞毁了：流血的恐怖像一颗慧星，疯狂乱飞，撞在了他的书籍宇宙中这颗怪僻而平和的，这颗昴宿星团中最亮的星球上。几十年来，他的眼睛看惯了书刊上无声的、纤细的、昆虫脚似的铅印文字。可是，在那个四周架着铁丝网的关押人的围场里，这双眼睛必定看到过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对原先是滴溜转动的、嘲讽地闪闪发亮的眼球，已被沉重的眼皮遮住了，在修过的、好不容易用细线扎在一起的眼镜后面，原先是那么活泼的眼睛，现在是半睡不醒，两圈红晕，朦朦胧胧。更加糟糕的是：他的记忆器官，这座奇异的艺术建筑，必定有一根圆柱倾倒了，整个结构已陷于紊乱。因为我们的大脑构造精细，它是用最精细的材料制造的控制台，是我们的心智的精密仪器，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只要一个这样的分子错了位置，就足以使这个绝妙地聚集着千变万化的天体和声的心灵顿时沉寂。在门德尔的记忆器官里，在这台独一无二的心智的键盘上，琴键的装置失灵了。偶或有人来请教他时，他便才枯智竭地呆望着来人，人家对他说的话，他听不太懂，他听错了，或者一听即忘。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正如这个世界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他不再身子前后摇晃着全神贯注地读书了，他多半坐着发呆，眼镜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旁人弄不清他是在阅读，还是在瞌睡。有好几次，施波席尔太太这样讲述道，他的脑袋沉重地撞到书上，大白天里就昏昏入睡了。有些时候，他又一连几个钟头望着电石汽灯——这是在那些煤炭紧张的年头里，人家放在他桌上的——陌生的、有臭味的亮光出神。是啊，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不再是世界奇迹了，而是疲倦地喘息着的、不中用的一堆胡子和衣裳，毫无意义地堆在原来的彼提阿的座椅上；他不再被看作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而是被看作一个带来耻辱的人，一个散发臭气、叫人恶心的脏鬼，一个讨人厌的、毫无用处的寄食者。
新老板就是这么看待他的。此人名叫弗洛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在一九一九年这个饥荒的年头里，做面粉和黄油的黑市买卖发了横财，他花言巧语，用迅速贬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从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手里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这个农夫出身的老板，手腕精明，抓住时机，迅速把这家古朴的咖啡馆修饰一新，及时用贬值的钞票添置安乐椅，修筑大理石门洞，并已在谈判，要买下隔壁的饭店，加建一个音乐茶座。在这样迫不及待地翻新装饰的过程中，这个加利曾寄食者自然十分碍他的手脚。这个家伙从清晨直到夜晚独占一张桌子，但一天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虽说施坦德哈特纳特别叮嘱他千万关照这位老顾客，并且向他说明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怎样的一位重要人物，在移交财产清单时，施但德哈特纳甚至把门德尔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项附带义务托付给古特纳。但是，弗洛里安·古特纳在添置新家具和程亮的铝制柜台时，也换上了一副这个牟利时期的铁石心肠，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借口，把这个市郊破烂堆里剩下的最后一件讨厌东西，从他那已是气派高雅的店堂里清扫出去。看来良机快来了，因为雅科布·门德尔境况很糟。他积蓄下来的最后的钞票，在通货膨胀这台碎纸机中被磨成了粉末，他的主顾们也星散了。再去当旧书贩，爬楼梯，挨门逐户地收旧书，这个疲乏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穷极潦倒了。别人由成百种小小的迹象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很少让人去饭店给他取食物，连数目有限的咖啡和面包钱他也老是拖欠，有一回甚至拖欠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领班就要把他撵到大街上去。幸亏这位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这个厕所清洁女工可怜他，替他担保。
过了一个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新领班早已在结账时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不对，除掉拿走的和付了钱的以外，总还短少。他自然立即怀疑上了门德尔，因为那个年迈的、走道都不稳的脚夫已经多次向他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他一分钱也还不出来。领班于是格外注意，两天以后，他躲在围火炉的档板后面，眼看雅科布·门德尔偷偷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前室，飞快地从面包篮里拿出两个小面包，饿慌了似的一下子塞进嘴里。于是，当场把他逮祝有了真凭实据，现在那些缺少的面包可有下落了。
领班马上向古特纳先生报告了此事。古特纳早在寻找借口，如今喜出望外。他当众训斥门德尔，说他犯了偷窃罪，甚至假装宽宏大量地说，他不想马上报警，但命令他立即滚蛋，永远见鬼去。雅科布·门德尔只是发抖，什么话都不说，摇摇晃晃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了。
“多么悲惨啊！”施波席尔太太是这样形容他的离去的。“我永远忘不了他是怎样站起身来的，眼镜推到前额上，脸色熬白，像一条毛巾。他来不及把大衣穿上，虽说是在一月里，您是知道的，那一年可冷哪！他吓坏了，连书都忘在桌上了，我是过后才发现的，还想追上去给他呢。可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我不敢到街上去，因为古特纳先生站在门口，冲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过路的人都站住了，围拢来。是啊，真是可耻，我羞愧得要命！这种事情老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做不出来的，他不会因为几个小面包把人撵走的，他在的话，门德尔白吃一辈子都行。可是今天的人哪，都是没心肝的。
把一个三十多年天天坐在这儿的人撵走——真是可耻，见了上帝，我可不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不负。”
她，这个善良的妇人，变得十分激动，并以老年人冲动时的唠叨劲，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丑事，讲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不会这样的。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样了，她是否再见过到他。这时，她失去了常态，愈加激动了。
“每天我从他的桌旁走过时，每一回，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心里就一震。我总是想，他现在会在哪里，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如果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给他带些暖和的东西去的，因为他能从哪儿去挣生火和吃饭的钱呢？就我所知，他在世上没有亲戚。
我始终听不到一点点消息，末了，我已经以为他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让人替他念一段弥撒祭词。因为他是个好人，我们相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
“可是，一天清晨，七点半。对，在二月间，我正在擦黄铜窗栏杆，突然（我是说，我心里一震）。突然，门开了，门德尔进来了。您知道，他总是迷迷糊糊、歪着身子挤进来的，可是，这一回不同了。我马上发觉，他东倒西歪，一双眼睛忽闪忽闪，我的上帝，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骨头和胡子了！我看到他这副模样，立刻就明白了。我立刻就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睡觉，大白天出来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小面包，古特纳先生，以及他们可耻地把他撵走，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了。感谢上帝！古特纳先生还没来，领班也正在喝咖啡。我赶紧跑过去，好告诉他，别呆在这儿，别让那个野蛮家伙再撵一回。”说到这里，她担心地回头看看，马上改口说：“我是说古特纳先生。接着，我喊他：‘门德尔先生！’他抬起头来，两眼发直。这一眨眼的工夫，我的上帝，真可怕呀！这一眨眼的工夫，他准是什么都记起来了，因为他马上打了一个哆嗦，开始发抖，不只是手指抖，不，全身都抖，从肩膀都可以看出他在发抖，他又急急忙忙朝门口跌撞过去。到了门口，他摔倒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急救站，随后，他们把他弄走了，他在发烧。晚上，他就死了，肺炎，高烧，这是医生讲的。他还讲，门德尔来我们这里时，已经失去了知觉。只能是睡着觉的人才会这样进来的。我的上帝，一个人三十六年天天这样坐在这儿，这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了。”
关于他，我们还谈了很久。我们是认识这位怪人的最后两个，我，当时还年轻，是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精神生活，尽管他的存在像微生物似的微不足道；她，这个穷困、劳累的厕所清洁女工，从未读过书，她同自己贫困的下层社会里的这个同伴有联系，仅仅是由于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替他刷大衣、钉钮扣。可是，在他的这张已成陈迹的桌子旁，共同召来他的亡灵时，我们却能相互理解，而且理解得那么深。因为回忆总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怀着爱的回忆更其如此。谈着谈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耶稣，我怎么会忘了呢？那本书还在我那儿，就是他当时留在桌上的那本。我上哪儿找他，归还他呢？后来，也没别人告失，我想，就留下它作个纪念吧。这也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对吗？”她匆匆回到后面她的小房间里把书拿了来。我好不费力地强压住了一丝微笑，因为始终以捉弄为乐，有时又爱挖苦的命运，喜欢恶作剧地给震撼人心的事添上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是海恩编的《日耳曼恋爱与新奇文学书目》第二卷，它是任何藏书者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录——书籍各有其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无知者这双磨破的、裂口的手里，并被当作析祷书保存下来。我费力地抿着嘴唇，强压住本能地由心中流出的微笑，而这些微的犹豫却使这位正直的妇人感到莫名其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本珍贵的书，或是什么呢？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告别。“您只管放心保存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只会高兴的，至少在几千个为一本书而感激他的人中，有一个人还想着他。”我说完告辞而去。在这位正直的老妇人面前，我感到羞愧。她单纯地，却又最富人情味地忠于这位死者。因为她，这个未受过教育的女人，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为了更好地纪念他；但是我，我却多少年来一直把旧书贩门德尔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知道，人们写书只为越过自己的生存去同众人建立联系，并维护自身来抵御一切生命的严酷的对立面：无常和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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