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援助吴同根
1928年9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上海滩的华人遇害事件，继而引发民众极大的反法情绪。杜月笙敢为人先，挺身而出，为遇害家属讨回公道，从而赢得了广泛赞誉。
那是9月16日深夜时分，法商电车司机吴同根下班，正准备驾车回厂。当空车行驶至法租界霞飞路口时，迎面遇见五个酩酊大醉的法国水兵。这些法国佬拦住汽车，强行攀登，操着一口洋泾浜的中国话，吵嚷着让吴同根开车带他们去兜风。
吴同根生性老实本分，哪里敢得罪这些蛮不讲理的法国水兵，于是苦苦哀求，公司有规定，调车回厂的时候不能搭载乘客，希望他们下车，自己也好早点儿赶回去交差。法国兵仰仗人多势众，耍起酒疯。由于彼此语言不通，吴同根的苦苦哀求，惹恼了其中的一个法国兵。他凶性大发，顺手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弹簧刀，众目睽睽之下，猛地一刀刺向吴同根的左眼，穿透颅脑。
伴随着一声惨呼，吴同根登时血流如涌，身子向后一栽，两脚一伸，当场身亡。可怜的吴同根，老母尚在，有弟兄两人，子女八人，妻亦在怀孕中。一家十数口衣食住行全赖他一人之力维持，却不幸命丧法国凶徒之手。
当街行凶之后，法国兵竟然拍拍衣袖，扬长而去。这一暴行引起在场中国同胞的极大愤慨，同胞们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拦住杀人凶手，势要讨个说法。那几个法国人知道惹了众怒，怕走不脱，便抽出枪来，叽里呱啦乱喊一通，吓退众人，一阵风似的跑了。第二天，各大报刊纷纷刊发惨案发生的新闻，声讨法国水兵的残暴凶恶，草菅人命。
于是，整个上海为之震撼，工商界组织纷纷发表措词激烈的宣言，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吴同根所在的法商电气电车公司的工友们也在大声疾呼：“帝国主义在我华族土地为所欲为，欺我同胞，压我善民，……吴同根的死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
尽管中国同胞同仇敌忾，声讨之声不绝于耳，但法租界却对如此惊人血案不闻不问，暗中企图收买新闻界人士，消弭对己不利的言论。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责成上海官方向法国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法当局道歉，惩治凶手，抚恤家属。但当时的法国总领事范尓迪只是冷冷地答复一句：“肇事的水兵已经被拘禁了。”而对于凶手的身份、具体惩罚办法，乃至吴同根家人的赔偿、抚恤等问题，范尔迪却只字不提。如此傲慢冷漠的态度，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范尓迪无视中国人的生命和愤慨，一味不理不睬，装聋作哑，激起了法租界华人的强烈反法情绪。
由于此事影响甚大，杜月笙也坐不住了。于是在众人的期盼中，杜月笙作为法租界的头号大亨，挺身而出，单枪匹马展开了与法国领事的交涉。
他先是派人调查了惨案发生的具体经过，又命秘书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翻译成法文。至于凶手的具体情况，他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在场的目击证人，由于杜用笙的出面，也纷纷挺身而出，自愿作证。
平日里，法国总领事范尓迪与杜月笙私交甚笃，他知道杜月笙的势力遍布英、法、华三界，党徒众多，一呼百应，因此不敢小觑。而杜月笙要想在烟赌两档生意上畅行无阻，也免不了要打点这位法国佬。杜月笙发烟土财，范尓迪坐地分赃，一个月要拿杜月笙十几万大洋。
那一天，杜月笙带着翻译，坐着汽车，直奔法国领事馆。见到范尓迪的时候，杜月笙也不客套，直接挑明来意。
范尓迪满脸堆笑说道：“杜先生，您何必来管这种闲事呢？”
杜月笙回答得简简单单，字正腔圆：“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闲事自然要管。”
范尓迪见来者不善，眉头一皱，摇着脑袋说：“杜先生，这种事情解决起来很麻烦。”
杜月笙针锋相对地回答：“这件事情不解决，我看只有更麻烦！”
“为什么呢？”
“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希望你不要省了小麻烦，反而添了大问题。”
范尓迪见杜月笙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于是委婉地说：“你应该知道，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喝醉的人如果触犯法律，是可以减免刑罚的。现在凶手已经被抓了起来，我们会依据法律处分他，至于如何处分，要听法国大法官的裁决，中国人又何必过问呢？”
“领事先生，据我所知，肇事的凶手并不曾被抓，我看你根本没有解决这件事情的诚意。”杜月笙愤愤说道。
“你怎么知道？”
杜月笙并未回答，只是示意了一下翻译，翻译赶紧将早已准备好的报告悉数递给范尓迪。这份报告做得相当详细，包括那个法国水兵自从醉酒杀人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自由行踪和种种动态。
范尓迪粗略翻了一下报告，苦笑一声，说道：“杜先生，您真要管这件事？”
“非管不可！”杜月笙提高了嗓门。
“好吧。”范尓迪两手一摊，神情懊丧地问：“您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第一，向中国人正式道歉；第二，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要厚恤受害人的家属；第四，取缔法租界内的外国酒吧；第五，取缔法租界上只允许外国士兵出入的妓院；最后，严惩杀人凶手。如果这些事体都能办好，我想，这件血案大体上就可以解决了。”
“什么？”范尓迪有些急了，“你们中国的政府也没有提出这么多的条件呀？”
“这不是条件，”杜月笙朗声说道：“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你必须做好这几点，方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道歉、赔偿和保证，这些要求你们中国政府都提过，”范尓迪振振有词地说：“为什么除此以外，还要让我取缔酒吧间和妓院？”
“如果你办不到这两件事，那么，对中国政府的保证根本无从谈起。”
“你怎么确信我不能保证？”
“要不是你们那五个水兵在酒吧里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跑到专供外国兵玩耍的妓院里去闹够了，才拦住吴同根的电车撒酒疯，怎么可能杀死了人？领事先生，你要是不把酒吧和妓院这两个祸根铲掉，你又如何能向中国政府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外国兵肇事杀人的事情发生？”
杜月笙的几句话说得义正词严，范尓迪哑口无言，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何况人家句句在理，范尓迪显得有些丧气，避重就轻地问道：“依你的意思，对于吴同根的家属，我们应该给多少钱？”
“不是给钱，是赔钱。”
范尓迪感觉杜月笙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无可奈何，又说道：“依我看，由我们法国总领事馆赔偿死者家属一千块钱，这样总可以吗？”
对这个数目，杜月笙不算太满意，于是说道：“吴同根八个儿女，老婆又有了身孕，一千块钱只怕还不够他们维生。这样吧，法国领事馆赔偿一千，我杜某人再送她们一千五百块。”
范尓迪脸一红，急于挽回颜面，笑道：“那么，我再叫法商电车电气公司也送一千块过去。”
“好极！”杜月笙终于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这三千五百块给吴同根的九个子女做教育基金，他一家十口的生活由我杜某人另外支付，每一个月我付他们三十元作为家用，一共十年。”
如此算来，十年间，杜月笙还要为吴同根支付三千六百元，比法国领事馆多出许多，范尓迪深知杜月笙一向出手阔绰，他笑了笑，不再说什么。
“还有其他几条呢？”杜月笙追问道。
“你一定要全部依你？”
“是的。”
范尓迪一脸苦笑，不无怅惘地耸了耸肩，双手一摊：“看来，我只有照办了！”
“多谢了！”
交涉完毕，杜月笙一抱拳，二话不说，抽身便走。
吴同根的夫人张氏当天便拿到了法国总领事派人送来的抚恤金，而杜月笙也派专人送来钱款，一共三千五百元，好歹算解决了一家老小的生活费用。
第二天，华文报纸依然余愤难平，对于法国水兵的残暴和骄横口诛笔伐，大力抨击。与此同时，广告栏中，赫然出现了吴同根夫人张氏鸣谢杜月笙见义勇为、解囊救济的启示。
堂堂租界大亨为一名素不相识的普通工人出钱出力，不惜得罪法国总领事，誓要为死者讨回一个公道，与当局政府畏首畏尾、息事宁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招刀切豆腐两面光，不仅为吴同根讨回了些许公道，还赢得法租界、甚至整个上海滩的称赞与喝彩。
从吴同根被杀案的圆满解决开始，杜月笙居然从江湖大佬摇身一变，在无数的工人运动、罢工风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些重大劳资纠纷的主要调停人。无论出现什么棘手的问题，甚至官方无法圆满解决，劳资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怎么办？一定会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建议——何妨去请教请教杜先生？
平息法商大罢工
吴同根被杀案发生于1928年9月，这一惨案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原已关闭的“上海法商电水工会”又重新恢复行使工会的权力。工会于10月8日向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提出改善待遇的十六条要求，要求三日内答复，但是事隔多日，法商电车电气公司居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为了这件事，工会委员们纷纷发出呼吁，请求社会各界给予正义的支持。10月27日，工会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指控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恶待工人，无故拘押工会委员，甚至还开除了十余名工友。
为此，工运主管机关多次向法商公司提出交涉，市政府农工商局接连三次召集劳资双方到场调解。法商公司置若罔闻，不派代表出席，也不加以解释。12月3日，一千多名电气、电车、自来水公司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
对于工人的罢工，法国人早有防范，电灯、自来水还可以照常供应，但电车则全面停运，市民纷纷抱怨出行之不便。当天，法国巡捕房派来代表，请求工会组织工人复工，被工人一口拒绝。工人们不但不复工，反而发起募捐活动，接济罢工期间的工友生活。五天之后，上海市各界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后援会，以实际行动援助罢工工友。如此一来，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局面也愈发不可收拾。
法商水电公司无可奈何，只好求助于法租界总领事馆。法国总领事范尓迪听说以后也是一筹莫展，最后又不得不求杜月笙出面，充任资方代表，负责谈判。同属官方代表的，还有刚刚成立的“处理法商水电工会罢工委员会”，其成员都是相当重要的各界人物，市政府和淞沪警备总司令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这是杜月笙第一次出任资方代表交涉罢工事件。他刚一露面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原来，杜月笙自认为派一位上得了台面的门生，专程邀请“上海法商电水工会”的几位重要委员，到华格臬路的家中进行一次磋商，差不多就可以顺利解决。
结果是，工会方面一位特别耿介、一丝不苟的老先生顿时勃然大怒，猛拍办公桌说道：“杜月笙是什么人？他凭什么让我到他的公馆去？要谈公事，叫他来我的办公室！”
碰了一鼻子灰的门生，脸色铁青地回到杜公馆，一五一十把碰钉子的经过汇报给杜月笙听。他满以为杜月笙会暴跳如雷，不曾想，杜月笙只是略一沉吟，然后微微一笑说：“好，明早我便去拜望。”
这一举动让门生大为错愕，心中更是十分不服，愤愤地说道：“先生，我看你就不要管这桩闲事了。”
谁知道，杜月笙很平和地说：“这哪里是闲事？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过两天连电灯和自来水都要断了。”
“那个工会的委员太猖狂，可没把先生放在眼里。”门生说道。
“官场有官场办事的规矩，既然人家说应该到办公室谈，自然有他的道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杜月笙干脆地说道。
第二天，杜月笙果然屈尊就教，亲自赶到法商水电工会的办公室拜访磋商。谁也没有料到，堂堂黄浦滩的超级大亨居然会这样坦诚和谦逊，他的平和赢得了工会委员的好感，那位一丝不苟的老先生也颇为触动。就这样，经过一次耗时良久的谈判，资方代表杜月笙运用他的特殊代表身份，与劳方草签了一份协议，工会一方答应于十一日正式复工，十五日在正式条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法商电气电车公司，法国头脑欢呼雀跃，没想到复工问题解决得如此顺利。但是当他们看完协议以后，一个个目瞪口呆。
原来，杜月笙擅自做主，几乎完全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请求，这根本不是资方想要的结果。法商原本想利用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地位迫使工人复工，他们原以为崛起于法租界的杜月笙定然会与法国头脑站在一队，但他们不曾想到，如今的杜月笙早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他早就看中了工人中那股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所以要改头换面，另谋发展，讨得工会与工人的信任。
杜月笙是法商请来的，谈出的结果却不是他们想要的，但也不好说什么，何况杜月笙也不是能轻易得罪的，他们只好表面上装聋作哑，暗地里却下起了黑手。
复工那天，一千多位工人聚集到公共体育场，举行复工大会。下午两点多钟，兴高采烈的工人们整队出发，就在他们抵达法华两届的接壤处时，正在巡逻的法租界巡捕误以为工人们又在罢工游行，因而极力阻挠，在场的工人们一怒之下，取消了复工计划，大家一哄而散。
一场节外生枝，杜月笙无奈，只好再次出面调停，当晚他再邀请了工会方面的代表，慨然承诺：上次所签订的草约，虽然没有经过法商水电公司正式通过，但是他个人愿意敦促法商方面接受工人所提的条件，否则甘愿承担一切后果，并希望工人们能在12日下午复工。
有了杜月笙如此慷慨的承诺和支持，工会方面决定接受调停，第二天准时复工。果然，12日下午，一千多名工人又重新汇集到工会总部，无一缺席。市政府农工商局派来的处理委员刘云向大家训话，忠告工人们，整队出发回厂复工，沿途最好遵守秩序，以防节外生枝。
两点钟的时候，工人们开始排队向工地进发，大家一路上钳口不言，默不做声。这一次很顺利，路上不曾见到法租界的巡捕出面阻拦，很顺利就抵达了厂区。就在这时，工人队伍突然乱作一团，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奔向一位瘦削的穿着长袍的中年绅士。
“是杜先生来了。”大家纷纷议论着。
杜月笙笑吟吟地回应着，他一开口，喧嚣杂乱的场面顷刻间安静下来。大庭广众之间，如此受到重视和关注，杜月笙内心一阵飘然，他台型十足，低沉而简短地说了两句：“各位好好复工，前天订的草约，由我杜某人负责。”
短短一句话，引起在场工人们的掌声不断，欢声雷动。杜月笙颔首微笑，挤出人群，上了汽车。
当法商水电公司看到杜月笙自作主张代为应允的条件后，碍着杜月笙的情面，当众说不出口，其实是哑巴吃黄连，讲不出的苦。他们认为杜月笙放盘放得大多了，公司用不着对工人如此优惠。可麻烦在于他们无法公开表示反对，一则，杜月笙是他们自己请来的代表，他的承诺便是资方的承诺，但杜月笙的承诺实非他们始料所能及，如果换了别的代表，他们尽可将之撤换，否认草约上所签署的若干点条件，但请的代表是杜月笙，他们便不敢轻易撤换。
于是，法商电水公司对这份草约束之高阁，不理不问，充傻装愣。工人们复工后，他们不但没有遵守草约的规定，改善工人的待遇，反而无缘无故开除了十几名工人。而原本计划劳资双方在15日到社会局签订正式协议，也由于资方的缺席被迫取消。
工人们忍无可忍，勉强维持到16日，又重新举行罢工。法商水电公司的一再失信，让杜月笙脸色非常难看，这分明是让他在工人面前坍台，因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他所主持的华人纳税会和商界总联合会致函资方加以忠告：请勿徒恃意气争端，酿成无谓恶感，目前的僵局长此相持下去，对于每天好几万位电车乘客，你们将何以交代？
法商水电公司收到这封信，既气愤又心慌，本来杜月笙是请来代表资方说话的，但是现在他的态度明显站在工人的一边。但法国头脑并不敢轻易开罪这两大社团，他们深知这两大团体的主持人杜月笙言必行，行必果，绝不只是发一封恫吓信就罢休的。
法商水电公司请杜月笙出任资方代表，企图利用他的神通压迫工人就范，平息罢工风潮的希望落空了。聪明的杜月笙宁愿得罪法国头脑，也不愿意失去工人这一新兴的强大力量，这正是杜月笙高人一筹的地方。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很多人开始规劝杜月笙：“自己的事体还忙不过来，帮那些工人没有油头，又开罪法国人，何必夹在当中，两头不讨好。”
“是这个道理，法商公司不买账，先生正好可以歇一歇。”学生们也劝杜月笙退出。
杜月笙只是苦笑一声，说：“歇肯定是要歇一歇的，不等我自家要歇，就会有人要我歇息了。”
果然，法商水电公司见杜月笙调转矛头对准自己，岂能咽下这口气，于是使出一招瞒天过海，偷天换日，另行推举出一位资方代表，取代杜月笙的代表资格，妄图重新与工会展开谈判。
杜月笙对此不置一词，许多朋友开始忍不住问他：“杜先生，您的代表资格是自己放弃的，还是法商公司取消的？”
杜月笙嘿然不语，顾左右而言他：“这件事体，终归要到我这里来解决。”
事实证明，杜月笙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信口狂言。自从新的资方代表出面与工会方面展开谈判以来，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南辕北辙，各走极端。几个回合下来，不仅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简直就是越谈越僵，而担任调停的官方人士也是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到了19日的下午，法商公司的新代表和处理法商水电工会罢工委员会的官员们，双双驾临华格臬路杜公馆。从这一天开始，谈判持续进行了十余天，法商水电公司十分清楚，这件事情越拖越糟，声誉越拖越坏，条件越拖越优惠，法商公司在这一次冗长的纠葛中精疲力竭，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做出退让，应允了增长薪酬、减少工时、增添人手，公伤待遇等共八项条款。
这一次工潮，杜月笙谈笑自如，纵横捭阖，靠着他的声望与威名，终于圆满地平息了法商水电公司的罢工风潮，以后处理类似的事件，他的经历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高明。
正是因为这件事，杜月笙的金字招牌从此跟工运搭上了线，但凡上海滩发生了罢工风潮，终会有人说：“找杜先生去。”
进政界荣膺华董
凭借多年罗织而成的强大关系网，无论在黑道还是白道，杜月笙都能如鱼得水，行止自由。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摆脱黑道江湖的不佳印象，杜月笙以他卓越的处世智慧，慢慢融入到法租界的上层社会。
众所周知，上海法租界是在1849年由法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开辟的，至1943年结束，历时近百年。法租界由法国人经营管理，最高统治机构是“公董局”，最高权力机关是公董局警务处下属的巡捕房。
按照法租界的政治体制来说，最高行政长官即驻沪总领事，但他仅仅负责外交和政治责任；而行政事务均由公董局及一些附设机构负责处理。公董局类似于法租界的市政府，而公董等于市政委员，总董等于市长。
自1927年以后，公董局进行改选，华人公董开始进入法租界的管理层参与管理。第一批华董一共有五位中国绅士参加，约占公董局三分之一的席位。
杜月笙的法文秘书李应生曾留学法国，经常与法国人打交道。他知道，像杜月笙这样的人与黄金荣不同。黄金荣的眼光只局限在法租界这个弹丸小地，而杜月笙野心非常大，小小的法租界根本容不下他。于是他不断鼓励杜月笙参与政事，竞选华董职务。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掌握群众的力量，为生意和事业博取有利途径。
杜月笙表面淡定自若，其实胸中早已烈焰燃燃，如今又受了李应生的勉励，野心愈发膨胀起来。虽然表面没有太多的表露，但暗地里却已经为竞选华董四处奔走了。
这一年，法租界商业联合会宣告改组，新成立的机构“纳税华人会”，委员名单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列。纳税华人会通过“组织法”，为华人进一步参政做了实际意义上的尝试。
这一次选举，除杜月笙以外，当选“临时华董顾问”的还有张啸林、程祝荪等共计九人，这些人无一不与杜月笙关系密切，有些人是生意上的朋友、合作上的伙伴，还有些干脆就是自己的私人幕僚。
杜月笙派系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选举胜利，不仅让法国人对他刮目相看，就连机要秘书李应生也大感意外。没想到杜月笙竟会戏中有戏，局中做局，大大地露了一手。
1928年，因为一位华人董事辞了职，这样华人董事出现一个空缺席位。纳税华人会为公董局提供了候补人选，人人都以为杜月笙水到渠成，即将袍笏登场。哪曾想，杜月笙太极推手，将张啸林推至前台。张啸林在杜月笙等人的推波助澜之下，顺理成章地成为法租界第一位民选的华董。很多人都在问杜月笙为什么不肯出来，杜月笙只是浅淡一笑，不置一词。
张啸林性如烈马，做起事来也同样干柴烈火，一副粗鲁不文的姿态把公董局的洋人头脑们搞得方寸大乱。
转眼间到了1929年，公董局华董吴宗濂请辞卸任，时任法国驻沪总领事柯克林为了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又想起了杜月笙，并拜托李应生引他到华格臬路登门拜访，力劝杜月笙“出山”，递补吴宗濂的遗缺。
与上一次苦心谋划地参选相比，这一次法国人亲自登门造访，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杜月笙不再惺惺作态，使法国人过于难堪，于是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请求，言之凿凿，安民定邦乃分内之事，为租界繁荣尽力更是义不容辞，着实撑足了面子。
法租界当局对杜月笙就任华董之事相当重视，破格举办了一连串隆重的典礼，并发布通告，确认杜月笙的民选华董资格。在万人瞩目之中，杜月笙粉墨登场，成为所有华董中最风光的一个。他不仅笼络了大批有才学的智囊人士为他运筹帷幄，而且得到法国人的支持，这让他一举超越了先他一年当选的张啸林，在所有法租界华董之中居于首席和领导者的地位。
从一位威震大江南北的江湖阔佬，一跃成为法租界的华人领袖，所到之处，无论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均为杜月笙大声喝彩，额手相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杜月笙立身处世的原则，不仅要打胜仗，而且还要胜得特别漂亮。他深深了解，凡是与众不同的表现，不仅能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而且最能哗众取宠，迅速而稳固地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
杜月笙的事业如日中天，而他的老板黄金荣则显得力不从心。在他看来，杜月笙这个昔日门下最得力的小伙计，简直是以三级跳的势头在飞黄腾达，这使他惊喜交集，甚至有点担心，他以为杜月笙的底子只有他摸得最透，谁知道他如今已经一飞冲天，要跟那些法国头脑平起平坐，筹商大计了。
杜月笙的触角越伸越远，现在又进了政界，一时间势头压过了黄金荣，他怕黄老板有想法，便抽了时间到黄公馆拜会黄金荣，并虔诚地向黄金荣请教为政之道。于是，黄金荣开始以老大哥的身份，向杜月笙提供自己和法国人相处三四十年的宝贵经验，传授自家的“独得之秘”：外国人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又是什么？该如何巴结讨好，怎样争取外国人的欢心等等。
但杜月笙显然并不完全赞同黄金荣的处世哲学，他有他的想法和手段。在他看来，黄老板对外国人的了解并不透彻，研究也不够精辟，沿用的不过是中国人之间常用的一些方法而已，无非是竭力讨好并能为其所用。而杜月笙上台之前，就已经通过自己的智囊团制定好如何应对外国人的方案了。
表面上，杜月笙仍是对黄金荣的谆谆教诲洗耳恭听，聚精会神地听着黄金荣大谈特谈，嘴里也在嗯啊地答应着。他这样的表现并非全都是做作，因为一直以来，他内心还是很感激黄金荣和林桂生对自己的提拔和栽培，永远不和黄金荣争辩是杜月笙一生中奉行不变的原则之一。
但是，自杜月笙走马上任以后，他的言行表现、处事态度不但和黄金荣的教诲迥异有别，有时候甚至是背道而驰。时间一长，黄金荣也略有耳闻，这回他真的不知道杜月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他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密切注视着华格臬路那边的动态。
首先，杜月笙就任华董以后，深感自身职责的重大。中国同胞对杜月笙抱以相当大的期望，希望他能站在中国人的一边，为国人争取更多的利益。但法国人同样表现出疑虑和忌惮的心理。他们害怕杜月笙掌握了群众力量，然后矛头掉转，就会于己大为不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地界横征暴敛，拼命搜刮中国的百姓，他们的黑暗内幕早为杜月笙所深知，而杜月笙是民选出来的华董，他更看重群众的力量。外国人想到自身的弱点，再预见杜月笙所将发挥的力量，存在敬畏和疑虑的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进军政界，让杜月笙感受到一股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压力。与所有政界的人物一样，他随时都可能处于漩涡和焦点中，一边是外国人的疑虑忌惮，一边是中国同胞的热切期望，寻找一个平衡又两全的方法，确实是需要一些方法的。
如果遵从黄老板的告诫，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必然会招致国人的怨怼与愤恨，但倘若摆出一副大义凛然为民请命的公事面孔，同样会激起外国人的反感和敌意，这对于他所经营的事业，无论是烟土还是赌档，都是极为不利的。
为了能处理好这中间的矛盾，杜月笙把这份来之不易的权利看得极为淡然，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其他华董相比，他在处理事务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淡化自己的权利意识。只要做到不伤害国人体面，又能在洋人面前交差，便不再过分讲究。于是乎，中国的同胞们对他衷心地敬佩和信任，法国人也不再“庸人自扰”、顾虑重重，一切相安无事。
杜月笙刚坐稳华董的位置，法捕房的总巡就换了人。新总巡是来自巴黎的费沃里。他年轻有为，一就任就听说有一位华董名叫杜月笙，在法租界是响当当的大亨。刚开始，还不觉得这位未曾谋面的人物有何本事，到后来，杜月笙的大名屡被提及，如雷贯耳，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有一天，他接见代表杜月笙前来商议公事的李应生，发现他精通法文，极有教养，再一问他居然还是黄浦滩上的富商之一。费沃里不禁肃然起敬，改容相向，他们很顺利地谈好公事，又亲切地聊了很久的天。费沃里忍不住去问李应生和杜月笙的关系，李应生坦然自承：“我是杜先生的法文翻译。”
费沃里更感惊讶了，眼前这位学养深厚、态度雍容的中年绅士，居然只是杜月笙的法文翻译而已。据此推想，杜月笙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因此，他内心对杜月笙的向往越来越热烈了，他不惜打破法租界建立将近一百年以来始终保持的传统，主动提出要求，请李应生陪他到华格臬路，登门造访杜月笙。
全上海的人传为奇谈，杜月笙却视为理所当然，他在私宅接见这位法国大头脑，东方式的温文尔雅、繁文缛节使费沃里大开眼界，衷心佩服。杜月笙轻袍缓带，却不失其应有的端庄和矜持，这次访问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后来，杜月笙和费沃里结成最要好的朋友，从此，但凡杜月笙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费沃里唯有全力支持，义无反顾。
结纳袍哥会大佬
经过多年的努力，杜月笙不仅在上海滩建立起庞大的势力，而且触角越伸越远，甚至一度与四川一带响当当的帮会组织袍哥会来往起来，尤以“傻儿师长”范绍增与杜月笙关系亲密。早在1925年前后，杜月笙就曾介绍门生远赴四川收购鸦片烟，由此，二人得以结识。
范绍增本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下，后来改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部队，作战彪悍勇敢，颇受刘湘的赏识。他十三岁入袍哥会，因为敢打敢拼，作风犷悍，逐渐培植起自己的一方势力，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俨然成为袍哥中的大佬。
范绍增生性十分豪爽，为人不拘小节，小事迷糊大事精明，人送外号“范哈儿”，言外之意，这个人又憨又傻。但范绍增显然并不介意这个不雅的称号，即便有人当面以“范哈儿”称呼他，他也只是笑嘻嘻地照应不误，颇有雅量。
有一次，范绍增专程拜访二十一军的财政处长刘航琛，一见面便问：“上海滩有个杜月笙，你晓得吗？”
刘航琛点点头说：“听说过，但我不认识。”
“我和杜月笙虽然不曾见过，但神交已久。”范绍增感慨地说：“他在上海势力很大，曾经帮过我不少的忙，这个人对朋友义气深重，我欠了他不少的人情。”
刘航琛不知范绍增要表达什么意思，便嗯了一声。
范绍增接着说：“实不相瞒，我打算送杜月笙两百担烟土。这两百担烟我只花了十四万块钱。但是，根据你们财政处的规定，要想把这两百担的烟土运出四川，至少要上缴二十四万元的特税。”
“没错。根据财政处的规定，每一百斤烟土，要缴纳一千两百块。”刘航琛如是说。
“这两百担的烟土，经过宜昌的时候，又要抽掉四十万的特税。”范绍增嘟着脸，掰着指头说：“这样算下来，可就是六十四万元，光特税就要比土价高出四倍还多。”
“没错。这可不是小数目。”刘航琛回答说。
“出了四川，这特税缴了也就缴了，我没什么可讲的。但在四川，督办署的财政权归你负责，我这批货色想运出川去，你看可否把这二十四万的特税给免了？”范绍增笑嘻嘻地恳求道。
“这个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刘军长，由他来批准。”刘航琛说道。
“我不好当面去跟他说，航琛兄，请你帮我去讲一声，好不好？”
刘航琛略作迟疑，还是答应了：“我试试看吧。”
于是，刘航琛找了一个机会，便把这件事与刘湘提了。刘湘虽然贵为四川统帅，但对上海滩的各色人物也都有所耳闻，尤其像杜月笙这样威名远播的沪上闻人，他当然晓得，因此也想做个顺水人情。于是，这件事并没费什么周折，刘湘便答应了免去范绍增二十四万特税的请求。
刘航琛回复范绍增的时候，再三叮咛他说：“我虽然负责督办川滇财政，但负责的是刘军长的财政。他才是主管，我只是僚属，职责有别。所以，你要将这批烟土送去上海的时候，务必关照送礼之人，只说是刘军长看重杜月笙的面子，免去二十四万元的特税，千万别说我刘航琛如何如何。”
范绍增满口应承。于是，这两百担的烟土很顺利地运抵上海，并送到杜月笙在上海的各大土行。
原本，刘航琛碍于范绍增的情面，做个牵线搭桥的事情，不成想自己也由此结识了杜月笙，尤其是八年抗战期间，杜月笙避居重庆，二人更是交情日厚。
1930年初，刘湘为向蒋介石表忠心，派刘航琛作为二十一军特别代表，赴南京晋谒蒋介石。蒋介石甚为欣慰，还特别批准军政处拨两千挺机关枪、三百万发子弹，补助刘湘的二十一军，为其统一四川之用。但这批枪械弹药需要到上海具领，刘航琛只好从南京启程赶往上海，备文领取。
当他乘火车抵达上海北站的时候。同为四川老乡的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早已派驻沪代表徐次珩到车站迎接。二人一见面，还来不及寒暄，徐次珩便紧张地说：“你这个时候来上海，怕是凶多吉少，上海大亨黄金荣派人要绑你的票！”
这一句话让刘航琛吃惊不小，想来自己与黄金荣素未谋面，也并无瓜葛，他绑自己的票做什么？
徐次珩见刘航琛满脸狐疑，便直接道出原委。原来刘航琛进入四川督办署，被刘湘赏识并提拔他当了财政处长，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前任离职。前任财政处长一直耿耿于怀，对刘航琛颇为愤恨，但在四川境内他拿刘航琛没有办法，如今刘航琛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他正好可以利用自己与黄金荣的交情，整他一整。
黄金荣耳目众多，手下多心狠手辣之徒，敌在暗，我在明，这让刘航琛心里有些没底。
“我看你还是先回四川，此地不宜久留。”徐次珩告诫说。
“我还有事情没办，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刘航琛问道。
徐次珩想了想，问道：“你认识杜月笙吗？”
“知道这个人，但我们素无交情，”刘航琛说：“不过，我们刘军长卖过他一次人情，此外，范哈儿跟他交情也够。”
“好极，这就行了。”徐次珩兴奋道：“我们这就去找杜月笙。”
二人驱车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向听差通报了名号，便被领入大客厅休息。不一会儿，杜月笙满脸欢容，从大烟间走了进来。
“欢迎，欢迎。”杜月笙向二人拱了拱手，欣然说道：“都是稀客，刘先生，久闻大名了。”
刘航琛一听杜月笙的话，便晓得肯定是范绍增派人送烟土的时候，把刘军长免除特税的美意张冠李戴到自己身上了，这让他感觉有掠人之美的嫌疑。
果不出所料，杜月笙一开口便对他充满感激：“承蒙刘先生看得起，仅凭我杜月笙三个字，就免去了二十四万大洋的特税，甚为感激，今天终于得以与刘先生一见，真是高兴已极。”
刘航琛怕生出误会，日后戳破了事实，自己着实难堪，于是赶紧声明道：“杜先生误会了，我只不过是唇舌之劳，真正给你免税的是我们二十一军的刘军长。”
“没有刘先生的美言，刘军长怎么会放我这么大的交情？——总而言之，我跟刘先生真是一见如故啊！”杜月笙诚心诚意说道。
刘航琛早就风闻过杜月笙传奇一般的发迹历史，但让他感觉诧异的是，眼前这位威震黄浦江两岸的沪上大亨举止文雅，礼数周全，说起话来侃侃而谈，从里到外看不出一点江湖粗悍之风。
大家分宾主落座，相谈甚欢，无外乎个人使命、军政要闻、时局变化等诸类话题。谈话时间相当长了，刘航琛找个时机，话锋一转，道出自己的心事：“实不相瞒，我今天冒昧造访，实在是因为到上海以后遇到了一点小小麻烦，才来叨扰杜先生。”
“哦？什么麻烦，不妨说来听听。”杜月笙饶有兴趣地问道。
于是，刘航琛便将徐次珩告知的黄金荣密谋绑他票的经过，一五一十讲给杜月笙听了。
杜月笙听完以后略作沉吟，说道：“刘先生初来上海就遇到这样的事体，我杜某人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样吧，这几天我给你找一位好朋友，他身手了得，对上海的情况又很熟，有他照顾，保准不会出现什么差错。”
刘航琛一听，心下十分感激，忙拱手称谢。
杜月笙所说的好朋友，不是别人，正是杜月笙手下第一猛将，上海滩亨字号的人物，小八股党的头牌顾嘉棠。有了顾嘉棠的保护，杜月笙仍不放心，又把自己的一部汽车借给刘航琛，牌照“7777”。这部汽车是杜月笙的招牌，上海滩各色人物一望而知，哪个敢碰它一下，拦它一下？
从第二天开始，顾嘉棠便全权负责起刘航琛的安全问题。他和刘航琛同出同入，始终寸步不离，甚至在旅店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同榻而眠。一连三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且说黄金荣受人之托，本想把刘航琛绑来教训一下，无奈刘航琛棋高一步，找到杜月笙这把保护伞，又兼有顾嘉棠贴身护卫，黄金荣哪里还下得了手。自己与杜月笙的关系岂是外人所能相提并论，因此，他便打消了绑架刘航琛的念头，不仅不绑了，还要找个机会，与对方化敌为友，冰释前嫌。
那一日，黄金荣派自己的门生刘颐漳带上事先准备好的请柬，找到刘航琛的住所，递上请柬，并表示黄老板特别嘱托，希望邀请刘先生到府上做客，恳请他务必赏光。
刘航琛听候，犹疑不定，他怕万一中了圈套，恐怕就是有去无回，因此他和顾嘉棠商量了一下。
顾嘉棠经常出入黄公馆，他深知黄金荣为人，还不至于随意取人性命，况且刘航琛是杜月笙的座上客，黄金荣就更没有理由为难他了，所以他建议刘航琛不妨走一趟，自己一同造访，也好做个照应。
当晚，刘航琛与顾嘉棠准时赴宴，出乎刘航琛的意料，黄金荣表现得相当大度，待客十分殷勤，丝毫看不出他就是曾要绑自己票的那个人。黄金荣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众人把酒言欢，大谈风月，气氛十分融洽。这一席酒，大家都吃得非常痛快，杯觥交错，尽兴而散。
回到旅店，刘航琛庆幸这次上海之行有缘结识杜月笙与黄金荣。尤其是杜月笙，让他大感意外，赞不绝口：“杜先生办事，真是漂亮极了。”
通过这件事，刘航琛逢人便夸杜先生情浓义重，为人四海，真是实至名归。从此以后，两人渐渐由神交而莫逆。由于刘航琛经常作为刘湘的特别代表四处奔走，往返上海的次数日增，每隔一年半载都要往来于川沪之间。每一次来到上海，他都要亲自登门拜访杜月笙，喝酒吃茶，长日促膝而谈。往后的抗战时期，杜月笙在重庆后方置办产业，与刘航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回到四川后，刘航琛特意拜访了范绍增，大赞杜月笙的为人，若没有当初替范绍增免特税的事件，恐怕今生都要无缘得见了。范绍增听闻以后，对杜月笙更是无限向往，暗下决心，一定要结识这位人见人赞的江湖大佬。
1931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革命势力，特命刘湘麾下二十一军出兵，开赴湖北洪湖，企图消灭贺龙的部队。于是，刘湘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
范绍增的第三师一开到洪湖前线，就遭遇一场恶战，参战双方都损失惨重。范绍增作战异常骁勇，常常是身先士卒，这一次也不例外。但不幸的是，这次他的右腿被子弹击穿。很快，消息传到杜月笙的耳朵，他立刻派人赶赴洪湖前线，把范绍增接到上海，并聘请了最好的医生，为他悉心救治。
挽回一条性命，范绍增对杜月笙感恩之至。他以治伤为由，向刘湘告假一个月，索性住在上海，彻底享受一下大上海的花花世界。杜月笙每日都要盛情款待，再派顾嘉棠随行保护，除了喝酒吃茶，就听戏逛长三堂子，一天到晚的花天酒地。
范绍增向来散金如土，出手阔绰不在杜月笙之下。他出手之大方，让同行的人都为之咋舌，每到一处，赏茶房钱几百元都不在话下，至于在茶寮酒肆服务的小生们，每每都能收到一叠一叠的钞票。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刘航琛和范绍增分别与杜月笙建立起深厚的情谊，让他们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建立起的情谊，八年抗战时期，杜月笙避居重庆，仍然能做到得心应手，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