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笑了， 并揶揄他。父亲很生气。很显然， 那个官员想收红包。普什图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其他人歧视， 父亲也不会为了他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额外付费。他和希达亚图拉连饭钱都快没了， 更别说拿钱行贿。注册费一般的行情大约是一万三千卢比， 如果官员们觉得你很有钱， 就会要得更多。学校也不得不定期请官员们吃全鸡大餐， 或是去河里捞鳟鱼招待他们。教育官员不时打电话来约督察的时间， 然后明确告诉你他午餐要吃什么。父亲总会嘟囔着说： “我们是学校， 又不是养鸡场。”
所以， 当官员摆明要收红包时， 父亲用他这么多年来辩论的经验做出回应。“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 他质问道， “我现在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警察局？ 还是在法庭上？ 我是罪犯吗？” 他决定挑战这些官员， 以保护其他学校免受这样的欺凌和腐败。他知道要这么做， 他自己得先要有一定的实力。于是， 他加入了一个叫作斯瓦特私立学校协会的团体。这团体当时规模还很小， 只有十五个成员，父亲很快就当选为副主席。
其他的校长们都把送红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但父亲坚持认为，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团结起来， 那么他们就可以抵抗这种不良风气。“办学又不是犯罪，” 他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要塞钱？ 你们又不是在开妓院， 你们是在教育下一代！ 政府官员不是你们的老板，” 他提醒他们， “他们是你们的公仆。他们领薪水是要为你们服务。教育他们的小孩的人是你们。”
父亲很快成为协会的主席， 并不断扩大协会规模。直到后来，协会拥有了四百个校长会员。突然间， 这些创学之人形成了一股力量。但我父亲虽然身为生意人， 却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当时， 他和希达亚图拉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他们在当地店面已经不再被允许赊账， 甚至连茶或糖都买不起了。为了增加收入， 他们试着在学校里开了一间糖果店， 早上开始做生意， 买进点心来卖给小孩子。我父亲会去买玉米， 然后连夜爆成爆米花并装袋。
“我当时非常沮丧， 有时会因为看见太多问题无法解决而整个人几近崩溃。” 希达亚图拉说， “但是当齐亚乌丁身陷危机的时候， 他却会变得更强壮， 意志更加高昂。”
父亲坚持认为， 他们应该想得更长远一点。一天， 希达亚图拉招生回来， 发现父亲正在与巴基斯坦电视台驻本地的台长讨论刊登广告的问题。台长一走， 希达亚图拉禁不住大笑。“齐亚乌丁， 我们根本没电视”， 他指出， “就算我们真的登了广告， 我们自己也看不到。” 但父亲是个乐观之人， 他从不会被现实击退。
某天， 父亲跟希达亚图拉说他要回家几天。其实他是要结婚了，但他没有向任何明戈拉的朋友提起此事， 因为他没有钱招待他们。
按照我们的传统， 婚礼的庆祝活动要持续好几天。事实上， 后来母亲常常提醒父亲， 结婚仪式开始时， 父亲根本不在现场， 他在最后一天才赶到。家人拿着《古兰经》和披肩越过新人头顶， 再拿出一面镜子， 让他们看看镜中的彼此。对于其他由父母安排婚事的新人来说， 这是夫妻第一次见到彼此真实的模样。然后， 有一个小男孩被带去坐在他们的腿上， 鼓励新人们生个儿子。
在我们的传统中， 新娘的娘家会送她家具或是一台冰箱， 而新郎家会送新娘一点黄金。我的祖父买的黄金不够， 父亲又去借了些钱， 买了手镯。婚礼后， 我母亲搬来与我祖父和大伯同住， 我父亲则每隔两三个星期回村里看望她一次。父亲原计划等学校上了轨道、成功了， 再把妻子接过去。但爷爷一直抱怨这增加了他的支出， 母亲的生活于是很难熬。她自己存了一点钱， 父母用这笔钱租了一台货车， 就这样， 母亲搬到了明戈拉。他们完全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我们只知道我父亲不想要我们待在那里。” 父亲说， “当时我对我的家人很不满。但是后来我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促使我更加独立。”
但他却忘了通知他的伙伴。当父亲带着妻子回到明戈拉时， 希达亚图拉简直惊呆了。“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养家，” 他告诉父亲， “她要住在哪里？”
“没关系的，” 父亲答道， “她可以帮我们煮饭和洗衣服。”
搬到明戈拉来令我的母亲感到很兴奋。对她来说， 明戈拉是个很现代的城镇。很小的时候， 她跟朋友们在河边谈论未来的梦想。大多数女孩子的愿望就是结婚生孩子， 为丈夫做饭。轮到母亲时，她说： “我想要住在城市里， 可以不用煮饭， 要吃饭就出去买烤肉和面包。” 然而， 人生并未如她所愿。棚屋只有两个房间， 一间是希达亚图拉和我父亲的卧房， 另一间则是小小的办公室。没有厨房， 也没有自来水。当我母亲搬入时， 希达亚图拉只得搬进那间小办公室，睡在硬木椅上。
父亲与我母亲讨论所有的事。“托·贝凯， 帮我想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他会这么说。她甚至还帮忙粉刷学校， 在断电后挑着油灯让他们可以继续刷油漆。
“齐亚乌丁是个很爱家的男人， 而且他们两个异常亲近。” 希达亚图拉说，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和妻子住在一起， 他却离不开她。”
几个月后， 我的母亲就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95 年出生， 是个女孩， 但出生时已是死胎。“我觉得是我们住的那个湿地的卫生有问题，” 父亲说， “女人不去医院也一样可以顺利生产， 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一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生了十个孩子。”学校持续在赔钱。几个月过去了， 他们付不出老师的薪水， 也没办法缴学校的房租。金匠还不断来家里， 讨要当初卖给母亲的婚礼手镯的钱。每次， 父亲就会泡好茶给他喝， 招待他吃饼干， 希望能让他息怒。希达亚图拉笑父亲说： “你以为喝杯茶他就会高兴了吗？ 他想要的是他的钱。”
当时的情况实在太差了， 父亲终究不得不把金手镯卖掉。在我们的文化里， 结婚的珠宝是两个人结合的象征。妇女常常会变卖首饰， 来帮助先生创业， 或支付他们出国的费用。在我父亲草率答应要帮助侄子支付大学学费时， 我母亲已经主动拿出手镯了。不过那次， 父亲的亲戚雅贾汗·舍尔出手帮助。母亲也并不知道买手镯的钱其实只付清了一部分。当她发现父亲卖手镯换来的钱少了的时候，还大发了一场脾气。
正当一切看起来不能再糟的时候， 他们遇上了大洪水。当时，下了一整天的暴雨， 接近傍晚时刻， 发布了洪水警报， 要求所有人撤离。我的母亲出门了， 希达亚图拉需要父亲帮忙， 好把所有的东西搬到楼上， 以免被水淹没。但他到处都找不到我的父亲。他跑到屋外， 大喊： “齐亚乌丁！ 齐亚乌丁！” 为了回头去找父亲， 希达亚图拉差点赔上了性命。学校外面的小路已经完全被淹没了， 很快洪水淹到了他的脖子。还通着电的电缆线垂在风中摇摇晃晃， 看到电线几乎要接触到水面， 希达亚图拉吓得动弹不得。如果当时电线触水， 他就会触电了。
当他终于找到我的父亲时， 才知道原来父亲听到一个女人在哭着呼救， 说她的丈夫被困在屋里， 所以他跑去救人了。然后， 他还帮他们把冰箱搬到安全的地方。希达亚图拉气炸了。“你放着自己的家不管， 跑去救这个女人的丈夫！” 他说， “是因为呼救的是个女人的关系吗？”
等洪水退后， 他们发现， 家园和学校都毁了： 家具、地毯、书籍、衣服和音响系统， 全都浸在发臭的烂泥当中。他们没有地方睡觉， 也没有干净的衣服换。幸运的是， 他们的邻居阿曼·乌丁收留他们过了一夜。之后， 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才清理完那些残骸。十天之后， 当他们都不在学校时， 第二场洪水来袭， 又是泥泞一片。不久后， 水电公司的人来访， 称他们的水电表出了故障， 要他们塞钱解决。在父亲拒绝后， 他们收到一张账单， 上面写着一大笔罚金，他们根本无力付款。父亲不得不找了一个在政治圈里的朋友， 帮他处理了这件事。
看来办学的梦想注定要失败了， 此外， 父亲还有一个家庭要养。但父亲不是轻易就会放弃的人。1997 年7 月12 日， 我出生了。一个之前曾经帮忙接生过的邻居来帮助我母亲生产， 而父亲则在学校里等着。当他听到消息时， 一路跑着回到家。母亲本来很为生了个女儿而担心， 但父亲说他看着我的眼睛时， 觉得好快乐。“马拉拉是个幸运的女孩，” 希达亚图拉说， “她一出生， 我们的运气就改变了。”
但好运并没有即刻降临。1997 年8 月14 日， 巴基斯坦的第五十个国庆节这天， 全国上下都举行了游行和庆祝活动。然而，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抗议这种庆祝。他们认为， 斯瓦特自从并入巴基斯坦后， 就一直在过苦日子。他们戴上黑色臂章以示抗议， 并说庆祝活动根本没有意义。结果， 他们被逮捕， 还要付一笔没人付得起的罚金。
我出生几个月后， 学校楼上有了三间空房， 于是我们搬了进去。房子是水泥墙， 也有了自来水， 与之前的棚屋相比， 环境算是改善了， 但因为我们跟希达亚图拉一起分租， 加上几乎天天都有访客，屋里仍旧非常拥挤。一开始， 学校规模很小， 是所混合式的小学。到我出生的时候， 学校里有五六位老师， 近百位学生， 每人每月付一百卢比的学费。我父亲是老师、会计， 也是校长。他也擦地、粉刷墙壁和洗厕所。他还会爬上电线杆悬挂为学校做招生宣传的布条———虽然他很怕高， 每次爬到顶端时总是两腿发抖。如果抽水机坏了， 他也要爬进井里修好机器。每次我看到他消失在井里， 就会大哭， 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每个月， 付了房租、发完薪水， 买食物的钱所剩无几。我们喝不起加了牛奶的茶， 所以我们都喝绿茶。一段时间之后， 学校终于开始收支平衡， 父亲开始考虑开办第二所学校， 名字他都取好了， 就叫“马拉拉教育学院”。
学校就像是我的游乐场， 我可以自由进出。父亲告诉我， 在我还不会讲话时， 就会摇摇晃晃地走进教室里， 咿呀发音， 假装自己是一位老师。有些女老师， 例如乌尔法小姐， 经常把我抱起来， 放在她的腿上， 好像我是她的宠物一样。女老师们有时甚至会把我带回她们家里照顾。三四岁的时候， 我被安排进一个学生年纪都比我大许多的班级里。我坐在那里， 好奇地听着他们在学些什么。有时候， 我会模仿老师说的话。我真的是一个在学校里长大的孩子。
父亲跟纳伊姆合资办学， 工作和友情交杂在一起， 两人都十分辛苦。最后， 希达亚图拉也离开了， 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他们将学生人数分成两半， 一人拥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告诉学生们， 而是让大家以为学校扩校了， 有了两栋建筑。虽然那时希达亚图拉已经不跟我父亲交谈了， 他仍会因为想念我而回来探望我。
2001 年9 月的某天下午， 他回来看我， 一件大事发生了， 不断有人来到家里。他们说纽约一栋大楼遭到很严重的攻击， 两架飞机直接撞进建筑物里。我当时才四岁， 还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甚至对于大人们来说， 也很难想象———斯瓦特最大的建筑就是医院和旅馆， 也都不过两三层楼高。那起事件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我完全不知道纽约和美国是什么模样。学校就是我的全世界， 我的全世界就是那所学校。我们当时不会想到， 9·11 事件也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并将战争带进我们的河谷。
4 这个村庄
按照传统， 婴儿出生的第七天叫作“沃玛”。这天， 家人、朋友和邻居都会来探望， 祝福这个新生儿。因为没有钱购买山羊和白米招待参加的宾客， 我父母没有为我举办这个活动； 而祖父也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子不愿出手帮忙。我的弟弟们出生后， 祖父想要出钱举办庆祝仪式， 却被我的父亲拒绝了， 理由是马拉拉也没有办过。但外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所以我和祖父还是很亲近。父母说， 我拥有祖父和外公两人的特质———像外公的幽默和智慧以及祖父的声音！ 祖父老了以后变得比较温和， 还留着白胡子， 我很喜欢到村子里探望他。
每次他见到我的时候， 总是会唱一首歌来迎接我， 因为他还是很在意我名字里的悲伤含义， 想以这首歌来为其增添一点快乐的感觉。他唱道： “马拉拉是迈万德， 她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我和家人总是一起去村里过开斋节。我们会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挤上飞行巴士———一台外观漆得很亮丽， 还挂着铃铛的小巴士，然后一路往北搭到巴卡纳， 这是我们家族在香拉县的村落所在地。
尔德节一年有两次， 分别是斋戒月结束时的“开斋节”， 和用来赞颂先知亚伯拉罕愿意为了真主牺牲儿子伊斯玛仪的“古尔邦节”。节庆的日期由负责观看伊斯兰历新月的毛拉组成的特别审查会宣布。一听到收音机里公布的日期， 我们就会出发。
出发的前一晚， 我们都会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这段路途， 如果道路没有被大水冲毁或被山崩掩埋， 搭车大概需要五个小时。飞行巴士一大早就上路了。我们一路困难地挪动， 来到明戈拉的车站。大小包裹里塞满给亲戚的礼物———刺绣披肩、一盒盒的玫瑰、甜的开心果， 和他们在村里买不到的药品。有些人甚至搬来一袋袋的面粉和糖。大多数的行李都绑在车顶上， 堆得像一座小山。然后， 我们挤进车里， 想尽办法抢占靠窗的位置———虽然那些玻璃覆满灰尘，难以看到外面。斯瓦特的公交车侧面漆着亮粉红色和黄色的花朵，荧光橘的老虎和覆盖着白雪的高山图样。我的弟弟们特别喜欢搭乘画着F16 战斗机和核弹的公交车。但每当此时， 父亲就会说， 如果政客们少花点钱制造原子弹， 就有更多的钱拨给学校了。
我们驶离市场， 经过牙医广告牌那张大大的嘴巴； 经过装满鸡笼的推车， 笼里挤满了白鸡， 有小小的眼睛和鲜红的鸡冠； 经过橱窗里摆满结婚用的黄金手镯的珠宝店。在我们往北方要驶离明戈拉的路上， 最后几间店是木造的棚屋， 歪歪斜斜地倚靠在一起， 前面堆着修补过的旧轮胎， 是为前方路况很差的道路做准备的。接下来，我们就开上最后一任瓦利修的公路了。沿路右面是宽阔的斯瓦特河，左面则是富含翡翠矿脉的峭壁。沿着河边， 是一间间为观光客而开的餐厅， 有着明亮的大玻璃窗———我们从未光顾过其中任何一间。路上， 我们还会看见扛着一大捆草， 驼着背、灰头土脸的孩子， 还有牧羊人， 赶着一群脏兮兮又爱脱队的山羊。
一路继续往前行驶， 沿途的景致变成一块块绿油油的土地， 空气闻起来新鲜很多， 有桃子和无花果园的味道。有时， 我们会经过溪边的小型大理石雕刻， 溪水因为化学废料而被染成浑浊的白色。这让父亲很生气。“看看这些坏蛋是怎样在污染我们的河谷！” 他每次都这样说。道路接着驶离了河边， 开始沿着小径往上爬到陡峭的杉木层， 越爬越高， 直到我们都耳鸣了。山顶上有秃鹰在第一任瓦利留下来的堡垒遗迹上方盘旋。公交车行驶得很吃力。在紧临着悬崖的死角被其他卡车超车时， 我们的司机就会咒骂两句。我的弟弟们特别喜欢这种状况， 还会故意指着山腰的车祸残骸给我和母亲看，以此讥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