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并不完全记得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时， 我会忽然陷入当时的情境。我无法预知这种情形何时出现。最糟的一次发生在6 月， 我们当时在阿布扎比， 正在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副朝（原文为Umrah。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 凡穆斯林均需于规定的期间， 也就是伊斯兰教教历12 月8 日至12 月12 日， 前往圣城麦加朝圣， 此称为“正朝”。而在此期间之外若前往麦加朝觐， 则称为“副朝”）的路上。我和母亲一起来到购物中心， 因为她想买一件专用的罩袍，穿上它在麦加做礼拜。我不想买。我说我会戴着我的披巾， 因为教义中并没有特别规定女性一定要穿罩袍。当我们在购物中心穿行时，我忽然看见许多男人环绕在我的身旁。我以为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见我出现就会开枪。我很害怕，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告诉自己：马拉拉， 你已经跟死亡正面交过手了。这是你的第二条命。不要怕———如果你害怕， 你就会无法继续走下去。
我们穆斯林相信，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卡克尔白（Kaaba， 位于麦加）———那个被黑色包覆的立方体， 我们最神圣的地方———你心中的任何愿望都会被真主应允。当我们在克尔白处祈祷时， 我们祈祷巴基斯坦的和平， 以及女子的受教育权。我很讶异地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当我们动身前往另一个位于麦加沙漠地带、先知曾经在此居住并讲道的圣地时，我很惊讶人们居然在这里乱丢空瓶子和糖果包装袋。似乎人们已经毫不在意保护历史古迹的重要性。我认为他们已经忘记了圣训的教诲： 维持整洁占信仰一半的重要性。
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在我们租住的屋子起居室的架子上， 放置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奖项———美国、印度、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 以及许多其他的地方。我甚至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候选者。当我因为在学校认真学习而获得嘉奖时， 我会很开心， 因为这正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这些奖项对我的意义则不同。我很感谢它们的存在， 但它们只会提醒我， 我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才能完成“每个男孩和女孩都能够接受教育” 的目标。
我不想让人们将我看作是“被塔利班枪击的女孩”， 我希望自己是“为受教育权而奋斗的女孩”。这是我想为之投入一切的终生事业。
16 岁生日当天， 我在纽约， 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在众多世界领袖都曾发表过言论的宽广大厅中， 面对观众发言， 不免令人紧张，但是，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马拉拉， 这是你的好机会。”我对自己说。四百个人环绕着我， 迎面而坐， 但当我的视线往前望去， 我想象自己的眼前坐着数百万的听众。我没有预先准备讲稿，只记下了联合国代表们的姓名。这次讲话， 是要讲给在这世上每一个能够改变现况的人。我想要触及所有生活贫苦的人、那些被迫工作的孩子， 以及那些因恐怖主义而受苦受难， 或是缺乏教育资源的人。在我内心深处，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因为我的言谈而激起他们的勇气， 起来捍卫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
我把一件贝·布托的白色披巾披在我最钟爱的粉红纱丽克米兹上， 我呼吁所有的世界领袖为世界上的每个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
“让我们拾起我们的书本和我们的笔，” 我说， “那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 一名教师， 一本书和一支笔， 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人们对我的演讲词有何感想， 直到我看到听众们纷纷起立、鼓掌。我的母亲满面泪水， 父亲则说我现在成了所有人的女儿。
那天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我的母亲第一次准许她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拍照。她一生都戴着面纱， 她先前从未在没有遮盖脸部的情况下， 在照相机前露面，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一个艰难的决定。
第二天， 当我们在饭店吃早餐时， 阿塔尔对我说： “马拉拉， 我不懂为什么你这么有名。你做了什么啊？” 在我们停留纽约的这段时间， 他其实只关心自由女神像、中央公园， 和他最喜欢的游戏“战斗陀螺”！
那次演讲之后， 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 但我的祖国的人民却多数仍保持缄默。不过， 在Twitter 和Facebook 上， 我却看见我的巴基斯坦兄弟姐妹们纷纷发表了反对我的言论。他们指控我的登高一呼不过是“青少年想红的心态作祟”。其中一个人说： “忘记你的国家的形象， 忘记那些学校。到最后， 她会得到她想要的， 那就是一生的荣华富贵。”
我不介意。我知道人们这么说， 是因为他们曾看到过我们国家的领袖与政客许下了一个又一个承诺， 却从未实践。相反地， 巴基斯坦的形势一天糟过一天， 恐怖分子无止境的攻击让整个国家处于惊恐中。虽然人们之间无法彼此互相信任， 但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不需要他们支持我这个人， 我希望他们支持我追求和平与受教育权利的事业。
演讲之后， 我还收到了一封最令人讶异的信， 来自一名最近刚刚越狱的塔利班将领。他的名字叫作阿德南·拉什德， 曾经是巴基斯坦空军的一员。他因企图暗杀穆沙拉夫总统， 在2003 年被捕入狱。他说， 塔利班并非因为我那些与教育有关的社会活动而决定对我下手， 而是因为我试图“诋毁他们重建伊斯兰制度的努力”。他说， 他写信给我， 是因为他对于我中枪一事感到十分震惊， 并希望他在事前就可以先给我警告。他在信上写到， 如果我穿着罩袍回到巴基斯坦， 并在伊斯兰学校就读， 他们就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记者们纷纷催促我给他答案， 但我认为， 他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塔利班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这是我的人生， 我要怎样生活是我自己的选择。但穆罕默德·哈尼夫写了一篇文章， 指出这封来自塔利班的信件讲对了一件事， 很多人都宣称我没有被枪击， 然而在这封信里面， 他们起码愿意负起这件事的责任。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巴基斯坦， 但每当我跟父亲提到我想回家， 他就会找借口搪塞。“不， 亲爱的， 你的治疗还没有结束。”他会这样说， 或者是“这些学校很棒。你应该留下来吸收知识， 来让你的文字更具力量”。
他是对的。我渴望学习， 也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训练下， 更熟悉“知识” 这个武器。这样， 我就能够更有效地为了我的事业而战。
现在， 我们都知道接受教育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不只在西方，伊斯兰教也赋予了我们这项权利。伊斯兰教义提到， 每个女孩和每个男孩都该上学。《古兰经》里这样写道： 真主希望我们习得知识，他想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以及海洋与星辰的奥秘。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世界上有5700 万名孩子没有上小学，其中有3200 万是女孩。可悲的是， 我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510 万名儿童没上过小学。但我们的宪法里却明文规定每个孩子都被赋予这项权利。还有我们国家有将近5000万名成人是文盲， 其中2/3 是女性， 就像我的母亲那样。
女孩继续被杀害， 学校被炸毁。3 月时， 有一所我们曾造访过、位于卡拉奇的女子学校遭受攻击。一枚炸弹和一枚手榴弹， 在一场颁奖典礼正准备开始之前， 被掷进了学校的操场。学校校长阿布多·拉什德因此丧生， 8 个五到十岁之间的孩子受到伤害。一个八岁的孩童面临左半身瘫痪的命运。母亲听到这则消息时， 哭个不停。
“当我们自己的孩子在睡觉时， 我们连他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忍惊动，” 她说， “但有些人却开枪射杀他们， 或是拿炸弹丢他们。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受害者是不是孩子。” 最骇人的一次攻击发生在6月， 一辆载了40 名女学生的巴士在上学途中， 在奎达市区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自爆式攻击， 造成其中14 名女生丧生。有人跟踪伤者来到医院， 数名护士也因此中枪。
不只塔利班会杀小孩， 有时候是无人飞机的空袭， 有时候是战争， 有时候是饥荒。而有时候， 下手的是他们的家人。6 月， 两名与我同龄的女孩在斯瓦特北边不远的吉尔吉特被杀害。她们把一段自己在雨中穿戴传统服饰及头巾跳舞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开枪射杀她们的， 很明显是她们同父异母的兄弟。
现在， 斯瓦特比巴基斯坦其他地方还要平和些， 但军队仍到处可见， 可是塔利班早该在四年前就已经从这个地方消失了。法兹鲁拉仍逍遥法外， 而我们的巴士司机仍被软禁在家中。我们的河谷曾经一度是游客的避风港， 现在却被视为充满恐惧之地。想要造访此地的外籍人士， 必须在伊斯兰堡当局手中签署一份《无异议证书》后方可通行。旅馆与艺术品店空空如也。游客不知何时才会再次出现。
过去的一年， 我亲眼看见了许多地方， 但我们的河谷仍是我心目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不知道要到何时我才能再与它相见，但我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在想， 斋月时我在自家花园种下的杧果种子， 如今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了。是不是有人会帮它浇水？ 这样的话， 未来有一天， 我们世世代代的儿女就能享用它的果实。
今天，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并花了点时间来思考。曾经， 我祈求真主能让我多长高一或两英寸， 而他却让我变得与天空齐高， 高到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测量。因他应允了我长高的愿望， 所以我将为他献上额外的百次礼拜。
我深爱我的真主。我感谢我的阿拉。我整天都与他说话。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由于赋予了我能够触碰到人群的高度， 他也同时赋予了我许多重责大任。
每一个家庭， 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村庄， 每一个国家都能和平———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个男孩与每个女孩都能接受教育。坐在我的座椅上， 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在学校读书， 是我的权利。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看见幸福的微笑， 是我的心愿。
我是马拉拉。
我的世界改变了， 但我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