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些时候， 一位护士来帮我点眼药水。“你看， 卡什塔（原文为khaista， 帅哥的意思），”母亲说， “菲奥娜医生是对的， 护士来帮马拉拉点眼药水了。如果她没有希望了， 他们就不会来帮她点眼药水了。” 另一个中枪的女孩夏息雅也被转到这间医院， 菲奥娜医生替她做了检查， 她告诉父亲，夏息雅没事。夏息雅还拜托菲奥娜医生： “请照顾马拉拉！”好几台重型摩托车闪着警灯开道， 护送我们前往停机坪。直升机飞行的1 小时15 分钟里， 菲奥娜医生几乎从未落座。她全程都在忙着弄那些大大小小的仪器， 父亲觉得她像是在跟那些仪器打仗一样。菲奥娜做的正是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做的事。她在英国时， 有一半的工作就是转移重症病童， 另一半工作内容是在重症病房里医治这些孩子。但她从未经历过目前这种情况， 因为不仅白沙瓦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而且在上网搜寻过关于我的资料后， 她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病案。“如果马拉拉有个三长两短， 全部的责任都会落在这个白人女医生身上。” 她后来这么说， “如果她死了，我就等于是杀了巴基斯坦的特蕾莎修女。”
我们一降落在拉瓦尔品第， 就在军方的保护下， 搭救护车来到一个叫作军事心脏专科研究机构的地方。父亲再度情绪紧张起来：这里的人懂得如何医治头部枪伤吗？ 但菲奥娜医生向他保证， 这里是全巴基斯坦最完善的重症医疗中心， 有最先进的仪器和在英国受过培训的医生。跟她一起从伯明翰来的两个护士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也已经向心脏科的护士解释了处理头部枪伤必要的流程。因为看起来， 我开始对输血产生严重的排斥反应， 他们花了三个小时， 更换我的抗生素和动静脉管。最后， 他们终于宣布我的状况稳定下来了。
整间医院都被封锁， 医院外还有一整个军营的士兵守护， 屋顶上甚至还有狙击手。所有人都不准进入医院。医生必须穿上制服，只有直系亲属被允许探视病人， 所有进出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他们指派了一位陆军少校亦步亦趋地跟着我的父母。我父亲很害怕， 我舅舅则一直说： “要非常小心， 这些人之中可能有人是间谍。” 他们准备了三间军方宿舍来安置我的家人， 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他们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但也有可能是为了阻止父亲与媒体进行联系。从宿舍到医院， 只有短短一小段路。但每次，父母都必须通过对讲机获得批准， 这就至少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甚至在他们穿越宿舍草坪去餐厅用餐时， 也有警卫跟在身边。所有访客一律禁止进入， 连总理想来看我都被拒绝。这里的安全措施似乎无懈可击， 但是在过去三年里， 塔利班曾成功渗入并攻击受到最高层级保卫的军事机构： 迈赫兰海军基地、卡马拉空军基地， 还有同在这条路上的陆军总部。
我们都有被塔利班攻击的危险。有人告诉父亲， 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能幸免于难。父亲很担心。后来， 胡沙尔被带到拉瓦尔品第和他们会合。宿舍没有计算机或网络， 只有一位很亲切的厨师———亚欣·马玛， 他帮我父母带来报纸或其他所需用品。亚欣告诉父母，能为我的家人准备膳食让他感到很荣幸。我的家人对此很感动， 向他说了不少我们的故事。亚欣希望用美食减轻我的家人承受的痛苦。因为大家都没有胃口， 亚欣便努力烹制各种美味至极的餐点、蛋糕和甜点来吸引他们。一天吃饭的时候， 胡沙尔说餐桌上只有四个人，感觉空落落的。少了我， 让他们觉得这个家不再完整。
从亚欣带来的报纸中， 父亲了解到国际社会对这次枪击案的反应非常强烈。全世界好像都愤怒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是“非常恶劣且懦弱的行为”。奥巴马总统表示这起攻击事件“应该受到谴责， 令人反感， 这是一场悲剧”。但巴基斯坦内部有些意见就没有这么正面了。有些报道称我为“和平的偶像”， 但有些报道一如既往地说这是一场阴谋， 甚至还有些博客质疑我中枪的真实性。被捏造出来的假消息很多， 特别是来自乌尔都媒体的报道， 比如他们说我批评蓄须习俗。反对我的声浪中， 包括一位宗教党派———伊斯兰大会党———的女议员罗喜拉·夸兹医生。她说我是美国的傀儡， 还拿出一张我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的合照， 证明我“跟美国军事高层过从甚密”！
菲奥娜医生则是我们的定心丸。母亲只会说普什图语， 所以听不懂她说的话。但菲奥娜医生每次走出我的病房时， 都会竖起大拇指， 说声“很好！” 对我父母来说， 她不再只是一位医生， 还负责传达关于我的最重要的消息。她会耐心地坐下来， 请我父亲仔细解释所有细节给我母亲听。父亲对此简直不敢置信， 他感到非常高兴。
在我们的国家里， 没几个医生愿意大费周章地跟一个文盲妇女解释任何医疗细节。
我父母得知世界各地都伸出了援手， 很多机构表示愿意为我提供治疗。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表示愿意免费为我治疗。还有一些美国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包括很有钱、也来过巴基斯坦很多次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以及在亚利桑那州参加会议时在购物中心遭头部枪击的众议员加布丽埃勒·吉福兹。另外， 德国、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也纷纷传来愿意提供帮助的消息。
没有人跟我父母讨论关于我的事情， 一切都是由军方决定。基亚尼将军问贾维德医生该不该送我出国接受治疗。贾维德医生说他们居然讨论了六个小时！ 也许基亚尼将军比其他政治人物都更明白，如果我死了， 会对政局造成怎样的影响。他希望各方能够在政治上达成共识， 支持他发动对塔利班的全面攻击。他身边的人也说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基亚尼将军的父亲只是个普通士兵， 很年轻时就过世了。他是家里的长子， 当时只有八岁， 便承担起抚养整个家庭的责任。基亚尼将军成为陆军统帅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善普通士兵而非军官的居住条件、食物配给问题和受教育状况。
菲奥娜医生说我很有可能会出现语言障碍和右臂右腿无力的状况， 所以我需要一套完整的康复设备， 但这是巴基斯坦所没有的。
“如果你是认真地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 就把她送出国吧。” 她提出建议。鉴于美巴两国间的关系在雷蒙德·戴维斯事件、本·拉登刺杀事件和美军直升机在国境边缘造成数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事件之后不断恶化， 基亚尼将军坚持这件事最好不要让美国插手。贾维德医生提议把我送到伦敦的大欧蒙特街医院， 或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专门医院。“为什么不送到你们服务的医院呢？” 基亚尼将军问道。
贾维德医生对此已有预期。伯明翰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治疗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回来的英军伤兵而知名。医院坐落在市区外围，非常隐秘。他打电话给他的主管凯文·博尔格———医院的首席运营官， 很快便得到首肯。虽然事后他说： “当时没有人知道医院要为这件事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把我这样一个外国籍未成年患者转院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博尔格很快就发现自己深陷英国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官僚体系中不能自拔。而同时， 时间紧迫。
虽然我的状况已经稳定下来， 仍然需要在48 小时内转院， 最多不能超过72 小时。
终于获得批准。紧接着， 医生们面临如何具体操作这次转院的问题， 以及谁来负责这笔支出。贾维德医生建议我们接受英国皇家空军的协助， 因为他们经常从阿富汗送伤兵回国。但基亚尼将军拒绝了。他深夜把贾维德医生找到家里开会。将军习惯熬夜， 他像平常一样， 一边抽烟， 一边解释给医生听， 表示他不希望外国军方介入此事。这次枪击事件已经传出了很多阴谋论。外面到处流传着马拉拉是美国中情局探员这类的消息， 他不希望在这时候火上加油。
这让贾维德医生陷入两难的境地。英国政府同意提供协助， 前提是要巴基斯坦政府正式提出请求。但我的国家为了面子， 迟迟不肯开口。所幸这时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统治者出面了， 他们愿意出借私人喷气机， 飞机上自备了小型医疗系统。
周一， 10 月15 日一大早， 我将要开始人生第一次飞离巴基斯坦的旅程。
虽然父母知道其他人在讨论要不要送我出国治疗， 却对这一连串的协商毫不知情。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不论我要被送到哪里，他们都会与我一同前往。星期日下午， 父亲接到上校的通知， 说我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英国了， 只有他可以随行， 我的母亲和弟弟们都不能同行， 因为他们都没有护照或身份证明文件。上校说因为在处理他们的护照时出了点问题，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对于去英国的事， 父亲必须对家人保密。
我的父亲向来与母亲分享一切事情， 他绝对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保密。他心情沉重地告诉了母亲这个消息。母亲与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坐在一起， 舅舅很生气， 担心她和我两个弟弟的安全。
“把她独自和两个儿子留在明戈拉， 他们可能会遭遇危险的！”父亲打电话给上校。“我已经跟家里人说了， 他们很不高兴。我不能离开他们。” 麻烦来了， 因为我未成年， 不能独自前往英国， 许多人， 包括朱奈德上校、贾维德医生和菲奥娜医生都来说服父亲跟我一起去。我的父亲从来不向压力低头， 他态度十分坚定。虽然他也知道， 继续坚持下去会对这件事有很大影响。他告诉贾维德医生：“我已经把女儿托付给了对的人， 她会被带往安全的国家。我不能把我的妻小留在这里， 他们也身处险境。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 现在我把她托付给真主。我是个父亲， 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贾维德医生要求与我父亲单独谈谈。“这是你不愿意一起去的唯一原因吗？” 他问道， 他想确认父亲没有被施压。
“我妻子告诉我： ‘你不能离开我们。’ ” 父亲说。医生把手放在父亲肩上， 向他保证他们会好好照顾我， 要我父亲相信他。父亲说： “马拉拉中枪的时候你们刚好都在这里， 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相信： 上帝总是先给我们解决方案， 然后再给我们问题。”贾维德医生说。
于是我父亲签下了《委任监护人同意书》， 使菲奥娜医生成为我英国之行的监护人。父亲把我的护照交给她时泪流满面， 他握住她的手， “菲奥娜， 我信任你。请你好好照顾我的女儿。”然后， 我的父母来到床边跟我道别。这时大约是晚上11 点，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巴基斯坦见到我。我无法说话， 双眼紧闭， 只有呼吸声能够证明我还活着。母亲哭了， 父亲则努力安慰她， 告诉她他觉得我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医院一开始所说的期限： 24 小时的危险期、48 小时的决定期、72 小时的关键期都已经一一安然度过了。肿胀的状况已经消退， 我的血压情况也改善了。我的父母们相信菲奥娜医生和贾维德医生会给我最好的照顾。
我的父母回到房间， 辗转难眠。差不多过了午夜， 有人来敲他们的房门。门外是一开始试着要说服我父亲把母亲留在巴基斯坦，跟我一起去英国的上校。他告诉父亲一定要跟我一同前去， 否则我可能无法入境。
“我昨晚就告诉你我的难处在哪里了。” 父亲答道， “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 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人的。”
另一位官员也被叫来说服父亲。“你一定得去。你是她的家长，你如果不一起去， 英国的医院可能不会接收她。”
“我已经决定了。” 父亲坚持道， “我是不会改变心意的。过几天文件下来后， 我们会一起过去。”
于是上校说： “跟我们去一趟医院吧， 你还得签几份文件。”父亲有些疑惑。已经半夜了， 他有些害怕。他不想独自跟着军官走， 于是他坚持要母亲与他一起前往。父亲很担心， 在去医院的路上， 他全程不断地复诵《古兰经》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先知尤纳斯在鲸鱼肚子里的时候念过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 只要拥有信仰，即便最糟糕的情况， 也能解决。
当他们到达医院时， 上校告诉父亲， 让我独自飞往英国， 他还需要签署其他几份文件。这件事情原本很简单。父亲之所以这样担心和害怕， 是因为去英国治疗这件事的安排过程过于神秘。这些穿着军服的人， 和家人那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让他慌了手脚， 把小事放大了。其实， 这不过只是履行一个糟糕的官僚手续而已。
当父母亲终于回到宿舍后， 心情仍然很沉重。父亲并不想让我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 他很担心我会非常迷惑。我最后的记忆就是在校车上。想到我可能会觉得被他们抛弃， 他心如刀割。
10 月15 日， 星期一早上五点， 我在军方的保护下被送往机场。
道路被封闭， 沿路每栋建筑的屋顶上都安排了狙击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已经准备就绪。后来， 其他人告诉我， 这架飞机奢华无比。上面有舒适的双人床， 十六个头等舱座位。飞机后方还有个迷你医院， 配有欧洲籍的护士和一名德国医生随行。我真遗憾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 没法清醒地享受那一切。飞机先飞到阿布扎比加油， 然后就直飞伯明翰。傍晚时分， 我们抵达了伯明翰。
我的父母在宿舍里等待着。他们以为他们的护照和签证都已经在处理中， 应该过不了几天就可以跟我会合。但他们什么消息都没有接到。他们没有电话， 也没有网络可以查询我的状况。
等待似乎漫漫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