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悲伤之谷
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我们已经离开故乡的河谷近三个月了。
回乡路上， 我们行经丘吉尔的防御堡垒、山丘上的古老遗迹和巨大的佛塔。当看到宽广的斯瓦特河时， 父亲开始抽泣。斯瓦特看来完全在军方控制之下。我们搭的车甚至得先经过爆炸物检查哨， 才能往马拉根德山隘前进。而当我们进了山隘， 往山谷下方驶去时， 到处都能看见军方的检查哨。许多屋顶上都有士兵架好的机关枪。
当我们开车穿越村落时， 看见许多建筑的废墟和烧毁的车辆。
这让我想起早期的战争电影， 和弟弟胡沙尔爱玩的电玩游戏。当我们抵达明戈拉时， 震惊万分。军方和塔利班展开巷战， 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是坑洞， 弹痕处处。一些塔利班藏身的建筑成为焦黑的瓦堆，还有成堆的废墟、弯曲的金属与被砸烂的招牌。那些还没被劫掠的商店， 多数是受到沉重的金属百叶窗的保护。城市一片静寂， 空无一人， 鲜有车影， 就像瘟疫降临一般。最奇怪的景象是巴士站。正常情况下， 这里应该满是巴士和人力车， 挤得一团乱， 但现在则是完全废弃的状态。我们甚至看到人行道砖块的裂缝中长出了杂草。
我们从未见过自己的城市如此衰败。
但至少， 我们没有看见塔利班。
那是2009 年7 月24 日， 在我们的总理宣布塔利班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保证燃气供给已经恢复， 银行已重新运营，呼吁民众返回斯瓦特。斯瓦特拥有180 万人口， 有一半离开了我们的河谷。就我们所知， 多数人都不认为这里已经安全到可以返回。
离家越近， 我们变得愈加沉默， 就连总是喋喋不休的小弟弟阿塔尔也一言不发。我们家邻近环形屋———军方的总部， 所以我们很担心家已经在炮火的攻击下被摧毁。我们也听说很多房屋都被洗劫一空。当父亲卸下大门的门锁时， 我们都屏息以待。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离开三个月之后， 我们的花园变成了丛林。
我的弟弟们马上冲去查看他们的宠物鸡， 回来时满脸泪痕。两只鸡留下的只有一堆羽毛和缠绕在一起的小小尸骨， 仿佛它们是相拥而死的。它们是被饿死的。
我为弟弟们感到很难过， 但我有自己的东西要确认。我的书包和里面的书本都还在， 我很开心。我感谢上天应允了我的请求， 让它们完好无缺。我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 凝视着它们———数学、物理、乌尔都语、英语、普什图语、化学、生物、伊斯兰米亚特（Islamiyat， 伊斯兰宗教研习）， 以及巴基斯坦研究。我终于能够无所畏惧地回学校去了。
然后， 我走过去坐在自己的床上， 百感交集。
我们很幸运， 房子没有被入侵。这条街上有四五家房子被抢了，电视和金银珠宝都被拿走。隔壁邻居萨芬娜的母亲把金饰存进银行仓库保管， 即便如此， 也被劫掠了。
父亲急着想确认学校的情况。我跟他一起去。我们发现女子学校对面的建筑被飞弹击中， 但学校表面看起来完好无缺。不知为何，父亲的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门。所以我们找了一个男孩攀墙而过， 从里面帮我们打开门。我们跑上阶梯， 准备好看到最惨的状况。
“有人来过这里。” 一进入中庭， 父亲就这么说。香烟屁股和空食品袋散落满地， 椅子都倒在地上， 到处都乱糟糟的。离开时， 父亲取下胡沙尔学校的招牌， 把它放在中庭里； 而现在， 它则被靠在墙上。当我们把它拿开时， 我大声尖叫， 底下满是腐烂的山羊头。
看起来应该是某人的晚餐。
然后， 我们走进教室。反塔利班的标语胡乱地写满了整面墙壁。
有人还在白板上用永久性马克笔写上了“军队万岁” 几个字。现在我们知道是谁住在这里了。有一名士兵甚至在我一位同班同学的日记上写了一首很烂的情诗。
地板上到处是弹壳。士兵们在墙上挖了一个洞， 通过那个洞可以看见下方的城市。也许他们甚至曾通过那个洞开枪射人。我为我们宝贵的学习场所变成了一个战区而感到惋惜。
当我们四处查看时， 听见有人在楼下敲门。“别开门， 马拉拉！”父亲命令我。
在他的办公室， 父亲发现了一封军方留下来的信件。信里指责说， 就是我们这样的市民默许了塔利班掌控斯瓦特。“许多士兵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一切都是你们的责任。巴基斯坦军万岁！” 他把信读了出来。
“这很典型，” 父亲说， “斯瓦特的人民先是被塔利班诱惑， 然后被他们屠杀， 现在我们又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被指责。诱惑、屠杀、指责。”
一位邻居告诉我们， 他看到军队把塔利班的死尸留在大街上，供过往行人观看。他们的直升机成群结队地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仿佛又大又黑又吵的昆虫。回家时， 为了不让它们发现， 我们只有紧贴着墙壁行走。
我们听说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 其中包括被洗脑后接受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训练的男孩子们， 最小的只有八岁。军队把他们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 来消除他们的圣战激进思想。我们的一位乌尔都语老师也被捕了。他拒绝为女孩们上课， 跑去帮法兹鲁拉的手下搜集并摧毁CD 和DVD。
法兹鲁拉仍逍遥法外。军方摧毁了他位于伊满德里的多座住所，然后宣称他们已将他团团围困在皮欧查的山上。后来， 他们又说他身负重伤， 并且他们已经把他的发言人穆斯林·汗给关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 故事又变了。他们说法兹鲁拉已经逃进阿富汗， 正躲在库纳尔省。有些人说法兹鲁拉曾一度被捕， 但军方跟ISI 在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军方想把他关起来， 但情报部门最后获胜， 把他带到巴焦尔以便他跨越边境逃到阿富汗。
现在看来， 塔利班领导阶层中， 只有穆斯林·汗和另一名叫作马赫穆德的指挥官被拘押， 其他人都还是自由之身。只要法兹鲁拉还在， 我担心， 塔利班就会重整旗鼓， 夺回权力。夜里， 我偶尔会做噩梦。但至少， 他的电台广播节目消失了。
父亲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将现状称为“控制下的和平， 不牢靠的和平”。但慢慢地， 人们开始回到河谷。斯瓦特是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和它长期分离。
8 月1 日， 长期沉寂后， 我们的校钟再次敲响。听着它的声响，穿过大门， 跑上楼梯， 是多么令人雀跃的事情。再见到所有的老朋友们， 令我欣喜若狂。大家分享着沦落为IDPS 时发生的故事。我们多数人都和朋友或家人待在一起， 但也有些人住进了难民营。我们知道自己很幸运。许多孩子不得不在帐篷里上课， 因为塔利班摧毁了他们的学校。而我的一位朋友桑杜斯失去了她的父亲： 他死于一场爆炸中。
看起来，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就是BBC 网站上写日记的作者。有些人认为是我父亲代为操刀， 但玛丽安女士告诉他们： “不是。马拉拉不单是一名好的演讲者， 还是一名好作家。”
那个夏天， 我们班上的谈话全部围绕着一个话题打转。西莎·赛义德， 我们在伊斯兰堡的朋友， 已经完成了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她将邀请27 位胡沙尔学校的女孩到首都游玩几天： 看看风景名胜、参加研讨会等， 借此帮助我们疗愈塔利班带给我们的心灵创伤。我们班上参加的有我、莫妮巴、玛丽克·努尔、丽达、克莉希玛与桑杜斯， 负责陪伴我们的则是我的母亲与玛丽安女士。
我们在8 月14 日， 也就是独立纪念日那天， 搭乘巴士前往首都。每一个人都满心欢喜。多数女孩只在沦为国内难民的时候离开过河谷。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 就像我们在小说里读到过的度假一样。我们住在招待所， 举办了多场研讨会， 讨论应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 好让外界的人知道我们的河谷发生的一切， 从而伸出援手。
从第一次讨论开始， 西莎就惊讶于我们的心灵是如此坚忍， 声音是如此嘹亮。“整间屋子里全都是马拉拉！” 她对我父亲这么说。
我们也从逛公园和听音乐这些事情中获得不少乐趣。这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实属稀松平常， 但在斯瓦特， 却能引发政治抗议行动。
我们也参观了一些景点。我们去参观访问了位于马加拉山丘下的费萨尔清真寺， 这是沙特阿拉伯人花数百万卢比盖起来的。它庞大而洁白， 看起来像是一座悬挂在尖塔之间的闪亮帐篷。我们有生第一次去剧院看演出。这是一出英文剧， 剧名叫作《汤姆、迪克与哈利》。我们还上了美术课。我们在餐厅吃饭， 还第一次去了麦当劳。
这次旅行有很多的第一次。但中国餐馆那次我实在无法参加， 因为我上了一个名叫《首都谈话》的电视节目。直到今天， 我都还没尝过烤鸭卷饼呢！
伊斯兰堡与斯瓦特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 就好像伊斯兰堡与纽约的差距一样。西莎把我们介绍给女性的律师、医生与政治运动人士， 让我们见识到女性可以在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 依然保有她们的文化与传统。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不穿罩袍的女人， 她们的脸上全无遮掩。在参加部分集会时， 我不再用披巾包住头， 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摩登女孩。后来我才理解到， 并不是把自己的头脸露出来就可以被称为“摩登”！
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周， 不出所料， 莫妮巴跟我又吵了起来。她看见我和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在闲聊， 就对我说： “现在你是瑞珊的朋友， 而我跟丽达是朋友。”
西莎想把我们介绍给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 在我们国家， 这通常意味着对方来自军方。有一场会议安排我们与阿萨尔·阿巴斯少将见面， 他是军方的主要发言人， 同时也是公关部的主任。我们开车前往伊斯兰堡的姊妹城市拉瓦尔品第， 在他的办公室与他会面。
军方的总部令我们大开眼界： 它比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更加整齐清洁。草皮完美而翠绿， 鲜花朵朵盛开， 就连树的大小都一模一样。
但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要在树干上漆上一半白漆。在总部里， 我们看到很多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的电视， 军官们监看着每个频道。一位军官将一本塞满简报的厚资料夹拿给我父亲看： 任何当天有关军方的消息的报纸， 在里面都找得到。父亲觉得很惊奇， 军方似乎比我们的政客更懂得去维护公共关系。
我们被带进一个大厅等候将军。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军方所有领袖的照片。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 包括穆沙拉夫和齐亚·哈克。一个戴着白手套的服务人员为我们送上茶、饼干和会在我们口中融化的迷你鲜肉咖喱饺。当阿巴斯将军进来时， 我们全体起立。
他从斯瓦特的军事行动开始谈起。他以“胜利” 两字来形容它。
他说有128 名士兵牺牲和1600 名恐怖分子在那次行动中被击毙。
当他说完以后， 我们可以提问题。我们被告知要提前准备问题，所以我列了一张有七八个问题的清单。西莎大笑， 说将军可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多问题。我坐在前排， 是第一个被叫上前提问的。我的问题是： “两三个月前， 你们告诉我们法兹鲁拉和他的副手中弹受伤， 然后你们说他们在斯瓦特， 后来你们又说他们在阿富汗。他们怎么去到那里的？ 如果你们有那么多消息来源， 为什么你们抓不到他们？”
他花了大概10 到15 分钟回答我的问题， 而我根本没听明白他的答案是什么！ 接着我问到重建的问题， “军方一定要为河谷的未来做点什么， 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军事行动上。”
莫妮巴问了类似的问题。“谁会重建这些建筑和学校？”
将军用一贯的军事化口吻回答： “在行动结束之后， 一开始我们得先恢复， 接着开始重建， 然后是维持并将其转交给政府部门。”
女孩子们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 希望看到塔利班受到应有的制裁， 但我们得到的答案令我们无法确信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最后， 阿巴斯将军向我们一部分人分发了他的名片， 并告诉我们， 如果需要什么东西， 可以与他联络。
最后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得在伊斯兰堡的俱乐部演讲， 与听众分享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河谷的个人经历。莫妮巴在演讲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 很快， 大家都开始啜泣。
在伊斯兰堡， 我们得以获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在我的演讲中， 我告诉观众， 直到我欣赏过英文话剧， 才知道原来巴基斯坦有这么多能人异士。“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不用再看印度电影了。”我开玩笑地说。
我们在伊斯兰堡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回到斯瓦特时，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斋月期间， 我在花园里种下了一颗杧果种子，因为那是斋戒结束后人们最爱吃的水果。
但父亲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在我们沦为国内难民的那几个月中， 学校关闭了， 他收不到任何学费， 但老师们仍希望能拿到薪水。
算一算， 这笔支出超过100 多万卢比。所有的私立学校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有一所学校给老师们发了一个月的薪水， 但大多数学校都无计可施， 因为校方付不出钱来。胡沙尔学校的老师们需要收入，他们有自己的开销， 而其中的一位赫拉小姐准备要结婚了， 她需要这份薪水来支付婚宴的费用。
父亲陷入困境。然后， 我们忽然想起阿巴斯将军和他的名片。
正是因为军方驱逐塔利班的行动， 我们才被迫离开， 才陷入目前的困境。所以， 玛丽安女士和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阿巴斯将军， 解释现在的情况。他很慷慨， 寄给我们110 万卢比， 父亲因此得以支付每个教师三个月的欠薪。教师们都非常开心， 很多人从未一次性拿到过这么多钱。赫拉小姐含泪感谢我父亲， 她的婚礼可以依照原先的计划举办了。
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原谅军方了。我们对军方猎捕塔利班高层计划的失败感到非常不满。父亲和我依旧接受很多访问。父亲的朋友扎西德·汗常常与我们一起受访， 他是斯瓦特和平组织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斯瓦特旅馆协会的主席， 所以他特别急于让生活回到正轨，这样旅客们才会回来。和我的父亲一样， 他也很直言不讳， 因此也遭受过不少威胁。2009 年11 月的一个晚上，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受到突袭时， 他刚结束一个在环形屋与军方将领们召开的会议， 在回家的路上。幸运的是， 他的家族里有很多人住在该区域。他们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 迫使对方撤离。
紧接着， 2009 年12 月1 日， 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相当知名的人民民主党政治家， 同时也是开伯尔-普什图省代表大会的成员沙姆谢尔·阿里·汗医生的自杀式攻击事件。沙姆谢尔医生经常直言批判塔利班， 当时， 他正在自己的会堂接待朋友以及选民们(那里距法兹鲁拉在伊满德里的总部旧址只有不到2 公里)， 炸弹突然爆炸了。
他当场死亡， 其他9 人受伤。人们说袭击者的年纪大约在18 岁左右。警方找到了他的腿和身体的其他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