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学校的路上， 我偶尔会撞见戴着休闲帽， 留着一头肮脏长发的塔利班。多数时候， 他们会用面罩隐藏起五官。他们举止古怪，模样可怕。明戈拉的街道显得非常空旷， 因为1/3 的居民已经离开了河谷。父亲说， 我们不能责怪百姓们选择离开这里， 因为政府毫无作为。目前， 有12000 名士兵———是他们估计的塔利班人数的四倍———驻扎在这个地区， 还有坦克车、直升机和其他先进兵器。然而， 却有七成的斯瓦特人处于塔利班的掌控之下。
回校上课约一个星期之后， 2009 年2 月16 日晚上， 我们被枪炮声惊醒。我们民族有在生日或婚礼等庆典上鸣来复枪庆祝的传统，但在这个非常时期， 这个习俗已经中断了。所以， 一开始， 我们以为灾难临头。但接着就听到了消息， 枪声的确是为了庆祝。塔利班与现在由人民民主党统治的省政府， 缔结了和平协定。政府同意在斯瓦特全区施行伊斯兰律法， 条件是武装分子必须停止攻击人民。
塔利班同意休战十天； 另外， 作为一个和平的姿态， 他们释放了一名六个月前绑架的中国籍电话工程师。
我们也很开心。我和父亲一直希望和平协定能够缔结， 但我们质疑它的可操作性。人们希望塔利班能够安定下来， 回到他们的家乡， 重新去过平静的生活。人们自我安慰说， 在斯瓦特施行的伊斯兰律法， 会与在阿富汗施行的方式不同， 我们会保有自己的女子学校， 也不会出现道德警察干涉我们的生活。斯瓦特依旧会是斯瓦特，只不过司法系统不一样而已。我很想相信这样的话， 但我仍然心存疑虑。我认为， 制度如何起作用， 与实施它的人有莫大的关系。而实施者， 是塔利班。我很难相信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1000 多名平民和警察被杀害，女性被“妇德” 两字捆绑， 学校与桥梁被炸毁， 许多公司终止经营。
我们承受过野蛮的群众法庭和充满暴力的司法制度， 永远活在恐惧中。现在， 这一切都将画上句号。
吃早餐时， 我向弟弟们建议， 从此， 我们应该只谈与和平有关的事情， 不要再去谈论战争了。一如往常， 他们无视我的意见， 继续玩起他们的打仗游戏。胡沙尔有一架玩具直升机， 阿塔尔有一把纸做的手枪。他们一个大喊： “发射！” 另一个则回应道： “就位。”
我懒得理他们， 拿出自己的制服， 很开心马上就能再次正大光明地穿上它了。我们的女校长通知我们， 3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会有考试。
马上就要看见你们了， 我的课本们！
然而， 好景不长。短短两天之后， 我正在泰姬玛哈旅馆的顶楼接受采访(访问我的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哈米德·米尔， 访谈主题与和平协定有关)， 消息传来， 一名我们都认识的电视记者慕沙·汗·凯尔被杀害。这位记者以前经常采访我的父亲。那天， 他是去采访由苏菲·穆罕默德领头的和平游行。其实， 那不算是一次有组织的游行， 更像是一个车队大串联。游行结束后， 穆萨·汗·凯尔的尸体在附近被发现。他身中数枪， 喉咙被割开， 年仅28 岁。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 躺在床上痛哭不已。和平协定刚刚签订， 暴力事件便迅速来袭， 她很担忧。和平协定只是一场美梦吗？ 她不禁问。
几天之后， 即2 月22 日， 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德·贾维德在位于明戈拉的斯瓦特记者俱乐部， 宣读了一份《永久停战协议书》， 并呼吁所有斯瓦特人回归故里。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稍晚确定了这则消息： 他们同意无限期停火。总统扎尔达里将在停战协议上签名， 让它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表示将为罹难者家属发放抚恤金。
斯瓦特的民众欢天喜地， 而我比所有人都开心， 因为这表示学校将会正式重新开课了。塔利班说， 在停战协议书签署完成后， 女孩子们就可以正常上学了， 条件是要戴上面纱并遮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说， 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的， 那没问题， 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就好。
并非所有人希望看到停战协议的签署。我们的美国盟友气愤难当。“我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基本上是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塔利班和那些激进分子。”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如是说。美国人担心这份协议书等同于投降书。巴基斯坦《黎明》报发表了一篇社论， 评论说这份协议传递出“一个悲惨的讯息———跟国家的军队开战吧！ 你将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 而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但发表这些言论的， 都不是斯瓦特的居民。我们渴望和平， 无论谁为我们带来和平， 我们都愿意接受。而在这里， 给我们带来和平的， 是一脸白胡子的武装分子苏菲·穆罕默德。他在迪尔创办了一座“和平营”， 并坐在我们最有名的清真寺塔布里·马可斯里， 仿佛是我们国土的真正主人。他担保塔利班会放下他们的武器， 和平将降临这座河谷。人们带着敬重的心情来探访他并亲吻他的双手，因为他们已经实在厌倦了战争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3 月份， 我停止了博客的写作， 因为海·卡卡尔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但对我们来说， 恐怖并未终结。若真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塔利班变得比以往更为野蛮。他们现在是国家承认的恐怖分子了。我们的幻想破灭， 满怀失望。停战协议不过只是海市蜃楼。
一天晚上， 塔利班在我们的街道附近举行了所谓的游行。他们持枪棍四处巡逻， 俨然已是军队。
他们依旧会去耆那集市巡逻。一天， 母亲和堂姐去那儿买东西，堂姐就要结婚了， 需要为婚礼买点东西。一名塔利班挡住了她们的去路， 威胁说：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只戴围巾而不穿罩袍， 我就会揍你们。” 我母亲不是容易害怕的人， 她语气沉着地答道： “好， 没有问题。以后我们都会穿罩袍。” 我的母亲总是会遮起她的头脸， 但穿罩袍不是我们普什图人习俗的一部分。
我们还听说塔利班攻击了一家商店的老板， 因为当时， 一名没有男伴陪同的女性正在他的美容用品店里挑选口红。塔利班说： “市场里的横幅上写得很清楚： 店内严禁出现没有男性亲戚陪同的女人，看来你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老板因此被打得很惨， 没有人敢出面帮他。
有一天， 我看到父亲与他的朋友用手机在看一段录像。那一幕非常惊人： 一位穿着黑色罩袍与红色长裤的少女面朝下趴在地上，一名裹着黑色头巾的蓄须男子正在光天化日之下鞭打她。“求求你别打了！” 每一次鞭子即将落下之际， 夹杂在尖叫与呜咽之间， 她都用普什图语苦苦哀求， “看在真主的份儿上， 我快要死了！”
那名塔利班大叫： “按住她！ 抓住她的双手！” 鞭刑过程中， 她的罩袍一度滑脱， 他们短暂停手， 把罩袍移回原位， 继续鞭打。他们总共鞭打了34 下。周围聚集着一圈围观者， 却没有人做出任何表示。那名女子的女性亲戚甚至主动帮忙压住她。
几天之后， 到处都看得到这段录像。一名住在伊斯兰堡的女电影制作人拿到了这段录像， 并在巴基斯坦的电视节目上一次又一次播放。不久后， 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段录像。人们义愤了。但这样的反应对我们来说， 很是莫名。因为这充分说明， 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我们的河谷地区， 到底发生过多少更为可怕的事情。我希望他们的怒火能够延烧到塔利班禁止女性受教育这件事上。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召开调查会议， 并发出声明： 女孩子不应该受到鞭刑，这有违伊斯兰教义。他说： “伊斯兰教义告诉我们， 对女性要以礼相待。”
有些人宣称这段录像是伪造的。还有人说， 这起鞭笞事件发生在1 月， 早在和平协议之前， 而现在公开这部影片， 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和平协议。但穆斯林·汗确认了录像的真实性。“她离开自己的家， 身旁的男人却不是她的丈夫， 因此我们惩罚她。” 他说， “有些界线是不能够被跨越的。”
大约在同一时间， 4 月初， 另一位知名记者扎西德·侯赛因来到斯瓦特。扎西德·侯赛因去警察局副局长的官邸拜访， 发现他正在主持一场晚宴， 貌似在庆祝塔利班成功夺得政权。现场有多名资深塔利班指挥官， 一旁还有携枪的自卫队。穆斯林·汗也在现场， 就连法基尔·穆罕默德都到了。法基尔是巴焦尔武装分子的首领， 他和政府军队的一场血战仍在进行。政府悬赏二十万美金追捕法基尔，而他竟堂而皇之地坐在一名政府官员的家中享用晚餐。我们还听说，一名军队的准将在法兹鲁拉的引导下做了礼拜。
“一山不容二虎，” 父亲的一位朋友说， “一块土地上不可能有两个国王。现在到底是谁在当家———政府还是法兹鲁拉？”但我们仍相信和平。每个人都在期盼4 月20 日那场盛大的户外公众集会。届时， 苏菲·穆罕默德将对斯瓦特人民致辞。
那天早上， 父亲和弟弟们站在门口， 看到一队青少年塔利班经过。他们的手机里播放着胜利的乐章。“看看他们， 爸爸，” 胡沙尔说， “如果我有一支突击步枪， 我会把他们杀光。”
那是一个完美的春日。每一位民众都很兴奋， 等待着听到苏菲·穆罕默德宣布和平与胜利的降临， 然后要求塔利班们放下他们的武器。父亲没有参加那场集会， 而是选择从沙罗斯学院的屋顶远远观望。这所学校由他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经营，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晚间经常在这里聚会。从屋顶望过去， 能看见整个舞台， 因此一些媒体也把他们的摄像机架在这里。
现场聚集了大量群众， 有三四万人。他们戴着头巾， 吟唱着塔利班和吉哈德（jihad， 音译为吉哈德， 阿拉伯语中的原意是“圣战”）的歌曲。父亲评论道： “这根本就是纯塔利班式的哼唱。” 像他这种崇尚自由进步（Liberal progressive， 此种左倾的思想起源于16 世纪， 中心理念为“以个人的自由为根基， 政府的介入乃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简单来说， 就是“自由主义”中应包含“社会正义”）精神的人是不喜欢这种歌唱和吟咏的。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鸦片， 特别是在这样的特别时刻。
苏菲·穆罕默德坐在舞台上， 等着向他致敬的人排成一条长龙。
会议以朗诵《古兰经》的一个章节《胜利之章》揭开序幕， 接着是分别来自河谷地区五个区域———科希斯坦、马拉根德、香拉、上迪尔及下迪尔———的领导人发表讲话。他们都激情澎湃，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选为所在地区的“埃米尔”（amir， 中文译“埃未尔”， 指伊斯兰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称号），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可以担负起施行伊斯兰教义的责任。后来， 这些领导人不是被杀， 就是被关进大牢， 但在当时， 他们满脑子充斥的都是权力的欲望。因此， 他们的话语听起来充满权威性， 志得意满， 如同在庆祝先知终于征服了麦加一般。不过， 区别是， 先知当时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原谅， 而非残酷的胜利。
接下来， 苏菲·穆罕默德出场了。他年纪很大， 看起来健康状况欠佳。他算不上一名好的演说家， 断断续续啰唆了45 分钟。他的演讲内容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 仿佛嘴巴里装着的是别人的舌头一样。他形容巴基斯坦的法院“很不伊斯兰教”， 并说： “我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异教徒妄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体制。”
对于教育， 苏菲·穆罕默德一句话也没提。他没有要求塔利班放下武器， 离会堂远一点儿。相反地， 他似乎在要挟整个国家。“等着吧， 我们要来伊斯兰堡啦！” 他大喊道。
我们都很震惊。就如同将冷水泼向熊熊燃烧的大火， 火焰忽然熄灭了， 人们极度失望， 并开始咒骂他： “那个恶魔在说些什么？ 他不是在寻求和平， 他要的是更多的杀戮。” 我母亲说得最好。她说：“他本来有机会成为一名历史英雄， 但他放弃了。” 我们走在回家路上时的情绪， 正好与我们出门要去参加集会时的感受完全相反。
那天晚上， 父亲接受新闻频道访问。他告诉卡姆兰·汗， 人民原本高度期待， 现在则失望透顶。苏菲·穆罕默德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本该通过演讲呼吁彼此和解， 终结暴力， 以促成和平协议的最终实现。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 民众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阴谋论。有些人说苏菲·穆罕默德疯了。其他人则说他被要求发表这场演说， 同时受到了恐吓： “如果你不照此办理， 将有四五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把你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炸成碎片。” 人们说在演讲开始之前， 苏菲·穆罕默德在台上显得心事重重。他们口中咕哝着那些幕后的黑手和看不见的势力。“有什么差别吗？” 我心想， “重点是， 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塔利班国家。”
父亲的生活又开始忙碌起来， 他四处参加研讨会， 告诉大家塔利班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一次会议上， 我们省的新闻部长说， 塔利班化是国家政策带来的结果： 我们训练出这些武装分子， 把他们送往阿富汗， 起初对抗苏联人， 接着对抗美国人。“如果最初我们没有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 把枪支放进这些伊斯兰学生的手中， 我们现在就不用面对这场发生在部落区与斯瓦特的大屠杀了。” 他说。
很快地， 情况逐渐明朗， 美国人一开始对这份协议的看法是正确的。塔利班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投降， 因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涌入布纳（Buner， 位于斯瓦特东南方的一个地区， 距离伊斯兰堡不过100 多公里）。布纳的居民一向排斥塔利班， 但地方当局命令他们不得反抗。当武装分子持火箭炮和枪支抵达时， 警察弃守岗位， 宣称塔利班拥有“精良的武器”， 人民也跟着逃离。塔利班在所有地区都设置了遵循伊斯兰教义的法庭， 并通过清真寺的布道呼吁当地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就像他们在斯瓦特的所为一样， 他们焚烧电视、绘画、DVD 和录像带。他们甚至控制了一个苏菲派的圣人的圣殿———皮尔·巴巴，这是一个朝觐的地点。人们造访此地， 祈求心灵上的引导、治疗病痛， 或者祈祷子女婚姻的幸福。但现在这里被上了锁， 闩上大门。
住在巴基斯坦南部地区的人民非常惊慌， 因为塔利班已逐步进逼首都。似乎所有人都看过那段录影， 影片中穿着黑色罩袍的女孩不停被鞭打， 她问道：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巴基斯坦吗？” 武装分子杀死了贝·布托， 炸掉了国家最著名的旅馆， 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发起攻击， 杀掉了数以千计的人。他们到处砍人的头， 毁掉了好几百所学校。军队和政府还要忍受多久才会寻求反击？
在美国华盛顿， 总统奥巴马所领导的政府刚刚宣布要增派两万一千名士兵进入阿富汗， 以扭转对塔利班的战局。但现在， 比起阿富汗， 他们对巴基斯坦有更多警戒。不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女孩或我们的学校， 而是因为我们国家拥有超过两百枚核弹头， 而他们很担心这些核弹头的控制权会落在谁的手上。他们考虑停止数十亿美金的经济援助， 改以增派士兵代替。
5 月初， 军队展开了“真理之路行动”， 以驱逐在斯瓦特的塔利班。我们听说他们利用直升机， 在北部山区空降了数百名突击队队员。驻扎在明戈拉的士兵也增加了。这一次， 他们要彻底扫荡这座城镇。他们用麦克风喊话， 要求所有居民都暂离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