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陇上翘楚: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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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文臣谋士(5)

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牛僧孺考取进士,走上了仕途。在官场几年,牛僧孺见识了大量的腐败内幕。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廷开展举贤良方正科特试。当时的牛僧孺,血气方刚,胸怀治国之志,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牛僧孺的勇气和见识被考官赏识,考试成绩列为上等,却遭到当朝宰相李吉甫的“斥退”,未得到朝廷重用。后来,朝廷放任牛僧儒为伊阙县(宋废,故城在今河南洛阳县南)县尉,后转任河南尉。唐中晚期政坛上代表两派势力的牛李党争,从此悄悄地拉开了大幕。

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十月,宰相李吉甫病死。十二月,韦贯之出任宰相,在外滞留6年之久的牛僧孺,由河南尉调回朝廷,初任监察御史,后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库部郎中、知制浩、御史中承、户部侍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牛僧孺升任宰相。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唐文宗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牛僧孺二度出任宰相,后又出任河南节度使、东都留守等职。唐武宗时,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担任宰相,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唐宣宗时,被召为太子少师。

牛僧孺一生中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8个皇帝。这一时期,唐王朝开始走向衰亡,皇帝昏庸,宦官弄权,朝臣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子弟与科举出身者之间的党派斗争,此起彼伏,没完没了,各派政治势力时而上台,时而下台,官员更换频繁。由于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这些都给牛僧孺的政治生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他上任后,即集中精力整治冤狱,打击官场不法之徒。

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季直臣贪污数十万贯钱财,罪行败露之后,被移交给大理寺处理。按照当时法律应处死刑。季直臣为了活命,千方百计地向唐穆宗身边的宦官行贿,请他们出面说情。宦官们找牛僧孺说情,被牛僧孺一一回绝。宦官又在皇帝面前为季直臣求情,说季直臣很有才干,治理宿州成绩斐然,这次贪污了点钱财,是偶尔犯了过错,请求皇帝宽恕季直臣,给季直臣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唐穆宗耳根太软,偏听偏信,想放季直臣一马,他对牛僧孺说:“听说季直臣很有才干。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他虽然犯了罪,我想宽恕他一次,让他去镇守边城。”牛僧孺却说:“季直臣只知道贪污腐化,阿谀奉承,充其量不过是个歪才而已。历代帝王制定法律,正是为了约束这种歪才,扶持真有才能的人。要说才能,叛逆朝廷、扰乱天下的安禄山、朱泚等人,比季直臣更有才,难道也要宽恕他们吗?陛下,朝廷不能为了季直臣而废弃国法呀!”穆宗听了牛僧孺的话,恍然大悟,同意了牛僧孺的意见,依法处置了季直臣,同时嘉奖牛僧孺,“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

牛僧孺为官清正,从不收受贿赂。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河中节度使韩弘以年老为由,请辞官职,唐德宗批准了韩弘的请求。不久,韩弘与儿子双双去世,留下幼小的孙子支撑家业。韩弘曾在地方割据20余年,积攒了大量家产。唐穆宗担心韩弘的孙子年龄太小,家产被仆人骗走,命人检查韩家财产账目,帮其幼孙清理家产,结果发现一本韩弘父子向朝廷大臣行贿的账簿。账簿中记得清清楚楚,韩弘父子送给朝廷大臣的钱财,大家都收了,只有牛僧孺名下用朱笔写着“某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字样。唐穆宗看到这条记载,深受感动,从此更加赏识牛僧孺。次年三月,牛僧孺被提拔为宰相。

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不久,他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鄂州一带土质疏松,筑城艰难,修好的城墙年年塌陷。为了修复城墙,当地官员每年征集大量民工,还要向百姓征收茅草苫,用以保护城墙。在征集民工和茅草苫的过程中,各级官吏趁机揩油,搞得百姓苦不堪言。牛僧孺深入了解后,决定将土筑城墙改为陶砖城墙,下令以征收陶砖代替茅草苫。5年后,陶砖砌成的鄂州城墙拔地而起,从此免除了当地百姓的筑城劳役。在武昌期间,牛僧孺还致力于裁减冗官,精简编制,减轻百姓负担。他在武昌任上5年,整顿吏治,端正风气,革除苛捐杂税,政绩卓著。

唐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牛僧孺奉调回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经过几年的地方工作锻炼,牛僧孺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年,幽州节度使李载义与部下杨志诚矛盾激化,被杨志诚逐出幽州。这是一起典型的犯上作乱案件。唐文宗和一些朝臣得到消息,惊慌失措。满朝文武,除了牛僧孺,都要求武力打击杨志诚。唐文宗也同意用兵。牛僧孺对唐文宗说:“此事不是本朝忧患。我们应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此事。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内乱,对杨志诚不宜使用武力,还是安抚为好。”唐文宗说:“你讲得很对。开始,我没有这样考虑问题。”后来,朝廷派出使臣,对杨志诚进行安抚,最终妥善地解决了范阳之变,为地方赢得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牛僧孺政治上的成熟。唐中期之后,唐朝廷与吐蕃的关系时好时坏,打打停停成了常态。不过,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后,双方的关系不错,曾互派使者进行会盟,双方约定,各自坚守现有疆界,互不侵犯,并把盟约刻石立碑,表示亲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王又遣使者入朝,与大唐王朝修好。就在这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吐蕃维州守将悉怛献出维州城,投降了大唐。他建议利用吐蕃降将,乘机出兵,攻击吐蕃。

朝中大臣看到这份奏章,竟有些情不自禁,主张立即出兵,攻击吐蕃,占领维州。唯有牛僧孺持不同意见。他仔细分析了唐王朝与吐蕃关系的现状,指出唐王朝与吐蕃和好,是百年大计,不能因为出现一个降将,就改变这种和好策略。双方和好,有利于唐王朝和吐蕃百姓的安定和生计,和好是大势所趋。最后,他说:“我们这次与吐蕃和好还没几天,现在突然食言,对人家发起进攻,可能会得到一个维州,但却失去了信义。一个大国失去信义,何以为国?我们攻打吐蕃,如果吐蕃孤注一掷,也攻打我们,出兵东袭陇右,直逼长安,就是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主张将吐蕃降将归还吐蕃,以示朝廷的善意。唐文宗又一次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派遣使者前往西川抚慰,使唐王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

牛僧孺一生,热衷于官场拼搏,却从不贪恋权位。唐敬宗在位时,不理朝政,终日淫乐,由宰相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致使政务荒废,政风败坏。当时的牛僧孺,虽然身居相位,却无能为力。他回天乏术,又不愿意同李逢吉等人同流合污,于是急流勇退,于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辞去了宰相一职,出任武昌节度使。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所谓的李党与牛党的代表人物同时在朝任相,双方争权夺利,搞得官场乌烟瘴气。当时,牛僧孺在洛阳,任东都留守。唐文宗见朝廷局面难以控制,便派人请牛僧孺回朝主持大局。牛僧孺看到了朝廷的混乱局面,可是对党争造成的混乱无能为力。他回朝后,拜谢了唐文宗后,然后称病不朝,也不同任何人来往。牛僧孺的做法,从本质上看,确系逃避责任,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但他不恋权位也是不争的事实。

牛僧孺为官数十年,总是陷入党争旋涡而不能自拔。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牛僧孺镇守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这年,襄州发生特大洪水。时任宰相的李德裕,乘机报复牛僧孺,以渎职罪罢免了牛僧孺的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一带)节度使一职,让他出任太子少师。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十月,李德裕再次罗织罪名,贬牛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去洛阳任职。不久,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十一月,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当时的循州,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无人愿去。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风烛残年的牛僧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任所由南向北转移,先任州(今湖南阳市)长史,后任汝州(今河南汝州市)长史。唐懿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牛僧孺再任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后又转任太子少师。

牛僧孺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宦海游荡40年,深陷党争40年。这40年,对牛僧孺来说,是腥风血雨的40年,是备受磨难的40年,也是毁誉参半的40年。到了晚年,牛僧孺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以至于没能熬过大中二年的冬天,久病不起之后,逝世于东都洛阳,时年69岁。牛僧孺死后,赠太尉,谥号文简。

牛僧孺死后,归葬故里。今甘肃灵台县新开乡牛村有牛僧孺墓。牛僧孺的墓志铭,由唐代文学家杜牧撰写。

牛僧孺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牛僧孺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创作了大量的传奇小说,并结集为《玄怪录》一书。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玄怪录》多达10卷,可惜早已散失。成书于宋代初期的《太平广记》中,辑录了牛僧孺的传奇小说33篇。这些作品,大都创作于唐代贞元、元和年间。总的来看,这些作品具有猎奇追异、宣扬神怪的特点,受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明显。其中大部分作品构思精妙,文笔流畅,显示了作者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

需要肯定的是,《玄怪录》中的不少作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玄怪录》中,有不少描写爱情、鬼怪和为民除害的故事。如《郭元振》,描写猪怪为害乡间,以糟蹋少女为乐。义士郭元振路过此地,决心除掉这只猪怪。可是,乡里人深受猪怪蒙蔽,对郭元振的侠义行为不理解。在郭元振的耐心开导下,乡人们终于醒悟过来,协助郭元振将受伤的猪怪杀死。郭元振真有其人,曾任凉州都督,有功于民。牛僧孺把一个传奇故事依附在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其做法富有创新意义。《玄怪录》中,还有大量的爱情故事,都写得生动有趣,让人过目难忘。《玄怪录》中描写的鬼怪狐精,大都形象丰满,性格鲜明,虽为鬼怪狐精,却给人一种亲切可爱的印象。

牛僧孺的《玄怪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将传奇小说结集在社会上流行,也始于牛僧孺。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玄怪录》问世后,仿效者不少。薛渔思创作传奇小说《河东记》3卷,在自序中就标榜为“续牛僧孺之书”。传奇小说作家李复言,甚至将自己的作品集定名为《续〈玄怪录〉》。牛僧孺的外孙、曾任尚书左丞的张读,受牛僧孺的影响,创作传奇小说《宣室志》10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牛僧孺也写过不少诗歌,可惜大都散失。牛僧孺与著名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李绅、杜牧等交往频繁。他的一些诗歌,是同这些著名诗人的交往中创作的。白居易的《白香山集》中,收录白居易与牛僧孺唱和的诗歌多达20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