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先生把地图摊开，钟敲了三下。他取下烟斗，磕掉残余的灰烬。窗外日照朗朗，屋里却透出一股凉意。他戴上老花镜，细细察看摊在桌上的地图。这张地图，印制于1992年。那是最近一次修县志时，夹作附录用的。归国前，盛先生将连册地图小心裁下，如此一来，他就有了关于这座县城的“新形象”。盛先生对旧县城并不陌生，他曾无数次翻阅刊刻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县志，将县城的房屋、河道、郊区等铭记于心。乾隆年间的这本县志初版为木刻版，纂修者叫金廷烈，盛先生家中藏有一套（总计六册）；另一本县志刊刻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李书吉、王恺修编纂，和上一本相比，足足迟了五十一年。1992年版的县志，则是精装的，配彩图，记录了这座县城的建置沿革、水文地理、文化习俗、发展概况等。他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搜到这本。
三本县志，在时空中排列，如跳跃的音符。
盛先生当然知道，历史不可能呈一条直线，它更像一只线团，线头凌乱，藏匿起人的身世和起源。从这点看，他倒分不清哪一部县志描述的，才是真实的县城。或者说，本就没有真实的县城，一切已经被时间的河流洗刷了，漂白了。只有盛先生知道，记忆不会被漂白。
摊开的地图，纸面光滑，似乎还带着从县志上裁剪下来的温度。
盛先生的手止不住哆嗦了几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注意力更集中些。他的感官还没有适应这种视觉的迁移。现在他所站的，就是他念兹在兹的故土，他抬头望向窗外，灰尘在光线中飞舞。越接近核心，内心越是难以平静。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铅笔，又摸出夹在笔记本里的便签条。眼前浮现出机场女孩的脸。女孩的字迹，有一种未被时间淘洗和侵占的干净。盛先生捋平便签条，凑近去，从她画的简略路线图上寻找地图上的对应点，再写到本子上。他现在有些后悔，为什么当初不直接拿地图让女孩指认？可惜已经晚了，机场分别后，女孩就登上大巴，继续她未完成的旅行了。
盛先生这才想起，他忘了问女孩的名字。盛先生还记得她脸上的讶异：什么？你六十年没回国了？盛先生笑笑。说着，女孩拿出手机，打开地图软件，照着手机上规划的路线，给盛先生“指路”。盛先生从来没遇过这样的指路，仿佛他们是在一张虚构地图上行走，女孩指完路，就暂时缺席了。
这种缺席，盛先生再熟悉不过了。离乡那天起，他就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某种缺席，缺席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青苔。他至今仍记得，游轮驶出港口那一刻，他望着凄茫茫一片大海，落下了悲怆的泪。涌动的人潮中没有他熟悉的身影。一切隔阂了，连同头顶的天空，也都漏了一角。雨水毫无征兆地倒下来，乘客纷纷躲进船舱，只有他愣愣站着，任凭冷雨兜头浇落。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对未来沉重的想象黏上了他。他想知道，那片人人趋之若鹜的土地，真的就美好如天国？信教的母亲临死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告诉他，快走，走了就好。母亲衰弱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而沉迷于抽大烟的父亲，却永远留在了对岸。
命运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没想到的是，这个玩笑赓续了一个甲子，直至耄耋之年，他才循着当年出逃的路线，又回来了。
笔记本上此刻有了一串汉字：甲午巷、辛亥街、中山路……他玩味于这些街道的名字，认定它们和记忆有着血浓于水的关联。可他越看，越觉得陌生。这是他对旧城的疑问，也是对自己的疑问。1992年版的县志上增添的几个地名，就像新打的补丁，怎么看都很刺眼。不过他也知道，前两本县志诞生于和现在迥异的朝代，更改是必然，也是必须，但这种更改来得如此蛮横、粗糙，就像有人拿着粉刷潦草地刷一遍。当初修纂旧县志的人若是见到这一幕，一定会非常震惊吧，尽管他们的震惊与盛先生的震惊，相隔了一百多年。
二
听过盛先生故事的人为数不多，我只是其中一个。
我和盛先生从未谋面，促使我写这个故事的人，是陈宝琪；关于盛先生故事的零星片段，也是她告诉我的。陈宝琪说，盛先生是个谜一样的人，她在旅途中遇过很多人，但从未有一个像盛先生这样令人难忘。她问我，你能想象吗？一个人在外面漂了六十年，从没回过一天家乡。
我满是好奇地看着她。
陈宝琪说：那次纽约飞北京，我和他隔座，他在飞机上翻一本厚厚的图册，看得非常认真，我很好奇，就和他聊起来了。他穿一套夏装，很正式，看来为了这趟回乡，是做足了准备的。我问他看什么书，他举起那本厚厚的图册，说是一本县志。我一看，很惊讶说，这是我老家！老先生将信将疑，说，这么说你是我老乡？当我再次确信无疑地告诉他时，他的脸上掠过欣喜，很快，我们讲起家乡话来。他说他姓盛，叫他盛先生就好。他万万没想到会在飞机上遇到乡音和他一样的人——这种概率，比中彩票还小。不过他对家乡的好奇远远超过了对我的好奇，好像我是只望远镜，透过我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问我老家变化大不大，县城现在是怎样的；我说，县是以前的叫法了，现在是区呢。他就“哦哦哦”地点头，看样子好像很失落。我坐在他身边，看到他侧脸，他鬓角斑白，说话的语气像在背稿，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偶尔还夹几个英文单词。我们断断续续聊了很久，说着别人听不懂的“鸟语”。那种感觉，好像这些话也搭着飞机在飞。
我附和道，没错，还一路从纽约飞了回来。
陈宝琪不置可否地笑一笑。
我问她盛先生回国的原因。
陈宝琪讲，他说，人老了就会这样，像只钟摆，摆过去了又会荡回来。
我问陈宝琪，他一个人回来？
陈宝琪说，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一个人出门，家人不担心吗？他摘下老花镜，像在咀嚼什么，片刻后，他懦懦地说，我没有家人。对于我不小心刺探到的隐情，他似乎不大乐意。我知道我的提问触犯了什么禁忌，很尴尬，不敢再问下去，所以也就不知道他是一直独身，还是结过婚又离了。
这是陈宝琪结束漫长的旅行后，我们再一次见面；上一次见，还是她去敦煌之前。她不像我，总窝在同一块狭仄的土地上；她闲不下来，你永远猜不出她下一步要去哪里。毕业后她没工作（家境很好，似乎也用不着工作），兴起了就拉只行李箱出门，到处去疯玩，近的去过东南亚，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远的就是欧洲了。这次去美国，她持的是个人旅游签证，从纽约曼哈顿，到佛罗里达，再到加州，着实把半个美国踏足了一遍。每次她出门，撂下一句“我出去几天”就人间蒸发了：不回短信，不打电话，也不经常上网，偶尔更新微博，也只是一张自拍照。她像一只飞得很高很远的风筝，我担心哪天那根线断了，她就永远也飞不回来了。
像往常一样，她会和我讲旅途中的见闻，但这次她讲盛先生的故事时，我打断了她。我问，你不能好好待着吗，为什么总要走？她沉默一阵，抬起眼说，没办法啊，人各有命，也许我生来就该这样。她的话中，有为自己开脱和辩解的成分。至于我，我是不信这些宿命论的说法的，包括盛先生一把年纪归乡这事，我也持怀疑态度。一个人离乡很久，久到已经断了关联，却还要拼了命像归巢倦鸟那般飞回来，个中缘由必定非常复杂，绝非一句简单的“人各有命”就能解释，再说了，归乡便归乡，归乡之后呢？
陈宝琪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绕开了，继续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和我谈起家乡，虽然他讲的我不是很理解。以前旧社会的人背井离乡是件天大的事，甚至还关乎生死呢，现在不同了，人轻易便离开家乡，又很容易就回来。盛先生讲他十几岁时坐邮轮逃难到国外，母亲死了，父亲又下落不明。我听着，像在看电影，很传奇的样子。他说，离乡的感觉像树断了根，他这次回来，就是想回来看看树根底下的土是否还在。
因为关心的问题被冷落，我有些埋怨，细想之下，还是决定顺着陈宝琪的话头问下去。
你说这是他第一次回来，既然迟早都想回的，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
陈宝琪说，八十年代末他准备回来的，但那时国内形势不好，计划搁浅了，没想到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哎，有时人真奇怪，一个念头起了，即使隔了千山万水也要回来。
这个隔了千山万水也要回来的盛先生，真真与众不同。就我所知的大部分“华侨”，都是那类心系故乡，热心参与公共事业的人，个个出手阔绰，福荫子孙亲戚，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乡村建设、兴办教育的芳名录上。只有这个盛先生不一样（也许他还谈不上是个“华侨”？），暌别故土六十载，像突然冒出来的一棵老树，就这么横着将枝干伸过来，投射一片惨淡的阴影。
陈宝琪的话让我感慨，人不能没根没底地活着啊。
陈宝琪摇摇头说，也不对，有些人注定一辈子飘来荡去，是没根的。
我想说，比如你？但终究没开口。我知道她这句话另有所指，是在形容自己。也许在盛先生这位老番客身上，她无意间照见了什么。我想，这就是她对盛先生好奇的原因。这位盛先生和老家之间，就像离了土的树根，到底隔的不是岁月，而是人心，至于是什么人心，大概除了他自己，就没人知道了。
我说，盛先生后来找你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戳中了某个隐秘的核心，陈宝琪脸上表情有了微妙变化，她咬了咬嘴唇，好像即将说出的是什么天大的秘密。过了片刻，她压低嗓子说，盛先生找我是为了……帮他烧梦。
——“烧梦”两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像一道诡谲的符咒。说完，她直勾勾地看着我，她一定没想到吧，这个词勾起了我莫大的好奇。我追问道，什么是烧梦？
三
那天盛先生用的是公共电话——他没有手机，也不用电脑——至于他怎么找到陈宝琪的，陈宝琪后来才知道，原来机场分别之后，盛先生问旅行社要到了她的号码。
那天天热，盛先生换了件短袖汗衫，棉麻布的，穿在身上松松垮垮。他搭三轮车穿行于烈日底下。踩三轮车的师傅背部湿了，他和盛先生聊起来，问他，探亲啊？
盛先生想了一下，回答，是啊，返来看看。师傅又问，现在变化大着哩，以前城里没这么热闹的。盛先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师傅聊着，日头太毒了，好几次他精神恍惚忘了接话。
到了红绿灯路口，盛先生焦急地四下张望。他望见身着短袖和牛仔裤的陈宝琪站在不远处。他让师傅靠路边停，下了车，给钱，朝陈宝琪招招手。
陈宝琪撑一把伞，走过来扶他。盛先生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能行。
陈宝琪带着盛先生，进了一家糖水店。
天气实在太热了。盛先生从住的宾馆出来，就如掉入一只巨大的火炉。陈宝琪发现，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说，热天如此难挨，她递了张纸巾给盛先生擦汗，问他想吃点什么。盛先生说，都可以。陈宝琪于是指着菜单，说，这是龟苓膏，这是双皮奶……还有这个，是草粿。也许是“草粿”一词的发音吸引了盛先生，他盯着菜单上那碗黑色凝状物，食指扣一扣说，就这个吧。陈宝琪自己要了一份烧仙草。盛先生好奇，烧仙草？陈宝琪说，就是台湾的一种甜品，等下您可以尝尝。盛先生若有所思地点头，两人之间陷入沉默，陈宝琪看到他举目四望，表情始终不太自然，仿佛这间糖水店，是一处陌生的所在。
陈宝琪心里有隔阂，尤其在接到盛先生电话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它替代了先前旅途中的默契。不过几天罢了，陈宝琪惊诧于这种关系的微妙变化。她觉得眼前这位老先生身上藏了什么秘密，又捂着不说，令人如坠云雾。盛先生倒是不紧不慢，这个久未归家的好奇番客，看着店里来往的人，像要把鲜活的一切刻进眼底。陈宝琪想起先前他说过六十年没回来，还有他询问家乡情况时透露出来的热情。这一来，陌生感便从他的眉梢、呼吸和眼神中淌了出来。
盛先生问了陈宝琪的名字。摘掉老花镜之后，他的双眼更浑浊了。陈宝琪这次看得明朗，他的眉角是微翘的，额头上方花白一片，老人斑墨点一样，缀洒在颧骨和腮帮之间，眼袋像干枯的皱巴巴的蝉蛹。他比印象中要老许多，皮肤像风干的蜡纸，人不瘦，但很虚弱，好像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陈宝琪怔怔地看，恍惚间想起自己那已不在人世的祖父。这种感觉十分奇怪，一个活着的人，令她想起死去的人。祖父如果还健在，也是盛先生这个年纪。不过相比起来，祖父幸运多了，他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了一生。
陈宝琪望着眼前的老人，想到他孤苦无依的样子，心底那颗皱巴巴的核桃，紧缩了一下。
盛先生从公文包掏出一叠旧照，搁到桌上。陈宝琪从未见过这类照片，上面都是旧县城的物景风貌。放最上面的，是一座塔状建筑物的照片，塔状建筑物孤立在一片荒草地上，远景似乎是颓垣断壁，因为不够清晰，陈宝琪只能勉强判断出大致的轮廓。盛先生说，你没见过吧？陈宝琪不置可否。盛先生的手指落在照片右下角，陈宝琪看到，上面写着“八角楼”，她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这就是老辈人说的“八角楼”呀！县城真的有过这样一栋建筑！陈宝琪吃了一惊。接着，盛先生如数家珍般，把这些存在或消失的建筑与遗迹，一一指认给陈宝琪看。盛先生就像一个考古学家。陈宝琪也不知，这种热情和细致是从哪里来的，说他是老番客，却也一点不像。几十张照片，有的是从书上扫描的，有的残破不堪，不知从什么报刊上下来的，它们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晃过，勾勒出一幅逝去年代的图景。
陈宝琪长这么大，从未想过她生活的地方和历史这么接近，或者说，她从未意识到，其实她就活在历史中。以前她多厌倦这里啊，觉得这个地方落后、愚昧，远远没有别的地方有意思。这里的人也是，拘泥于小地方的自恋，还看不起外地人。这些年她四处旅行，走得越远，对这座小城越是生疏，也从未好好想过，老家真的一无是处吗？她以前认为，人要四处走，看不同的风景，见不同的人，就会活得明朗一些，快活一些。然而就在这一刻，在盛先生的讲述中，某种以前她所不理解的东西，箭矢一般越过时间的城池，击中了她。
盛先生讲，我在国外当过一段时间教员，这些照片大部分是从图书馆影印的，见到老相片，就像看到家乡，看得越多，就越想回来，可是又怕，这种感觉你能理解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一种病，不回来的话，就治不好了。
说着，盛先生抽出压在最底下的照片。这一张很新，是刚洗出来的。盛先生幽幽地讲，这是我以前的家。陈宝琪凑近去看，这栋民国建筑的外墙剥落了，但依稀可见昔日的光彩。整座大宅乱糟糟的，悬挂的衣物，横亘的破旧家具，还有坐在门口洗衣的妇人，一切都显示着破败。盛先生说，这里也不是我的家了，现在住着几户外省人。我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看，拍了照片。我向附近老人打听父亲的下落，问了好几个，有人告诉我，土改时，我父亲不愿把名下的土地充公，被批斗了，后来被人发现时，已经上吊死了。我这几天睡不好，一躺下就做噩梦，梦见我父亲，梦见他死得好惨，唉，也许我，我不该回来……
盛先生说起这段过往，眼底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