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道教文化开展科学而认真的研究，恐怕也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可是，最近听有人说，道教研究已经差不多了，换句话说，道教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
果真是如此吗？
我们眼前的这本专著《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就告诉我们，道教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大量课题有待于我们研究和探索。因为，只有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深入地研究清楚了，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正掌握了道教的优良传统，并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将道教文化的优秀内容发扬光大。同时，我们的道教研究也才能达到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这部专著，在我看来至少具有三个难能可贵的特点。
首先，这是一部全面研究一个城市的道教科仪的发生、发展、传承和变化的专著。像这样内容的专著，目前在中国和国外都还没有见到过，因此，可以说，这部专著在这一特定领域中还是第一部。人们常说道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抽象的、写在史书里的，而是由无数道士在许多城市和道观中以自己活生生的思想和行动创造出来的。也只有对于一个个城市或者一个个道士群体的历史进行研究，才能够透彻理解和反映道教总体的历史轨迹。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有了这样的基础研究，我们对于道教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才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正是在对于香港道堂科仪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令人信服地概括了香港道堂科仪的一些地方特色，即：朝忏二科并重的特色，全真科仪适应香港信众要求有所变化的特色，科仪经本多元引入的特色，科仪经生来自社会女性的特色，等等。
其次，本书采用了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香港地区的道堂是由粤广地区传入的，其传入并得到发展的时间大致上只有百年或者百余年。它与中国道教漫长的发展历史相比较，香港道教的历史是短促的，但是，香港道教的百余年的发展，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同胞对于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于中华文化根系的重视维护，因此，香港道教是辉煌而强盛的、对于香港民众保持着深刻的影响力。唯其如此，本书的作者们对于香港道堂科仪历史和传承的研究采用了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也就是从现实的香港道堂的科仪现状出发，追溯有关道堂的历史和科仪传承历史过程。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完整地揭示香港道堂科仪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将只有百余年历史的科仪发展过程描写得有声有色。
第三，本书以丰富的口传史资料和文献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道教研究的一条新的路子。中国道教虽然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历代史官的位置大多是儒生霸占着，因此，在正史中有关道教的史料并不很多。特别是清代中叶和后期，有关道教的史料更加缺乏，所以，对于清代中叶以后，包括民国时期的道教历史研究，乃至于历代道教历史的研究，不得不采用一些碑刻和笔记野史中的资料，而口传史资料正是西方学者采用的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有用的方法。本书的作者针对香港道教发展的历史特点，利用一些道教前辈和前辈门生仍然健在的优势，大胆而充分地开展了口传史研究，搜集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史料，为香港道堂科仪的历史和传承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本书的口传史资料，搜集面广泛而全面，选择采访对象都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同时，作者们对于口传材料做了比较和甄别的工作，因此，书中介绍的口传史料都真实可靠而完整。除此以外，本书也十分重视香港道教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包括碑刻、志书以及有关历史人物书写的序言、后跋、文章以及有关道堂刊印的文字资料。正是由于本书的作者们花费了超过单纯的文献研究几倍的时间和精力，将口传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使得本书对于香港道堂科仪的历史和传承的研究，达到了翔实、可靠、公允和客观的水平。
人们常常说，现代史研究难于古代史研究，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难于通史研究，这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资料多寡和研究方法难易所造成的。而本书在道教研究的领域里，为中国道教研究无论在方法上和材料上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成果，树立了可供借鉴的学习榜样，值得中国学术界和道门中人效法和重视。
谨以此序献给不辞辛劳的作者们和开卷阅读的同好们。
2007年9月12日稿于悉尼至上海的东航班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