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一天，我回到家，走过花园的小径，不经意地向那树丛一瞥，咦，三朵栀子花，在密密的枝叶里很醒目地开了。我赶紧过去闻了一闻，哦，又是一年花开时。
此后的每晚，我便去赏花。站在不远的树丛外，不见其影，却得其香。只需鼻吸轻轻地一着力，香气便缕缕不断；夜变得格外清爽。我慢慢地在这栀子花香的氛围里散步，仿佛有一种很久远的美好的记忆被重新唤起，如花而纯真的童年——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们，我的六位小学班主任……陈卫英，是我在上海东体育会路小学读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她很是严厉，好像怕她那年轻漂亮的外表镇不住初生小牛犊似的。那时的我那么顽皮，好奇地学坏，屡屡被陈老师叫到办公室里“立壁角”，其时竟敢在批改作业的陈老师身后挥舞小拳头，做出打她的动作。陈老师不动声色地说：“你干什么？”把我吓得不轻。事后，我猜想或是老师的面前有一面小镜子吧。有一次，学校组织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陈老师坐在我的身边，说了些恳切劝勉的话，我被感动了。我想学好了。后来，传说陈老师结婚了，戴上了新婚项链。后来，我还没能拿出“学好”的样子给她看看，学期就结束了。暑假里，我家也从虹口区搬到了长宁区。想到自己留给陈老师的是一个坏孩子的形象，心里的遗憾之情便久久不去。
朱履君，我的二年级班主任。当年，她也年轻漂亮，长得有点像饰演电影《红色娘子军》主角的祝希娟。在我的一生中，她是第一个“赏识”我的人。她让我担任了中队学习委员，让我感到莫大的自豪和激动。然而，有一次，我的数学考试考砸了，朱老师召我到办公室谈心，既责备又勉励，说得我眼泪汪汪。那是1962年11月间，我家又从天山新村搬到了武夷路，我又转学了。次年春天的春游之日，非常巧，我的武夷路一小三年级的新班队伍和天山新村二小二年级的老班同学们，竟然在去康健园的路上相遇了！我的同学们看见了队伍中的我，齐声高喊我的名字，我也不断地向他们挥手，心里感动极了。那是多么纯真的童年友情啊！可是，我没有看见朱履君老师的身影，心里有些失望。三十年后，我的儿子读小学时，我带他去了天山二小，访寻朱老师，却得知她早就离开那所学校了。
我的三年级的同学大多住在姚家角和孙家宅，他们心地善良，重友情，讲义气，但捣蛋鬼也不少。而我经过了两任班主任的敲打，与捣蛋鬼们形成了反差，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我和捣蛋鬼们共同进步，那时的班主任是高个子、大眼睛、温和而又威严的陈雪珍老师。
到了四年级，我和班主任余兴渭老师之间却发生了不愉快的摩擦，我不想重忆那段时光，更自责自己的过分顶撞。多年后，我们本该有一次化解的机会。一天，我走过马路，正见他推着自行车从我面前走过，他未认出我，我看着他的背影，想叫他，说一声对不起，但余老师的背影在我的踌躇中很快地远去了。多年后，听说他患病去世，我再也没有了表示的机会。每想到此，心里更觉得遗憾和难受。
倍感幸运的是，我有过像五六年级班主任那样的好老师：诸文霞和朱复震。她俩彼此关系也很亲近，又住在同一条弄堂，而我当年每天上学必经这条弄堂。如今，每次走过这里，我还会满怀亲切感地往里面看一眼，曾经的美好岁月好像还在那里。曾经，我被厚爱。我幼小的心灵，被敬爱的老师烙印了诚实、正直、理想、奋斗等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深深地感谢她们。我人生的大半似已定格，至今的无所作为或难有作为，令我觉得愧对恩师，但是我会一直去默默努力，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
前不久，诸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的儿子都工作了；我们师生一场已过去四十年多了，我们（她和朱复震老师）都老了。我心头一酸，时间，为什么过去得这么快啊！多年前，我从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回来，去看望过两位老师。有一年，朱复震老师还来看我，让我感到就像当年家访一样温馨。朱老师看到园中的栀子花，告诉我她家早先也有一株，有一年开了九十九朵花。我多么希望，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老。而老师们对于学生的真挚的爱，就像栀子花开一样，会在学生们的心里留下长久以至永久的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