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里，一听到喊妈妈的声音，我立即就会想起脸上镶满阳光与泥土的母亲。
山沟里，住着我的母亲。她像个哨兵，坚守着自己双手竖起的木屋，耕耘着几亩责任田。
难以忘怀那悲惨的一幕：为了孩子的学费，一天，她与我的父亲在山里打柴。父亲看到一棵干柴，就爬到拒绝人趾印的高坡上，抱翻树桩，滚下垂直的岩壁。
父亲走后，母亲的心，积压的是苦闷，几乎碎了。稍有空，她就去父亲坟边走走、看看。在那里，轻揉父亲身上的厚土，怕压痛他的身子，细扯父亲周边的杂草，担心挡住他的去路，还安慰他，周围有些长辈陪着，不孤单，也不必孤单。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田土到户，组上给我家分两亩田、三亩地、半坡荒山。母亲用那瘦弱的身子，守护我们四姊妹。她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转。晴雨天，她还去责任山里打柴，你叫她别去，可等你一转背，她却进了深山。傍晚，看到的，是一捆又一捆的柴火挤满了走廊。母亲病了，她仍通宵照看稻田的水，累出了病，呕吐不止。我左劝右劝，怕晕车的她才被我接进城治疗。
在城里住院一周，她才想水喝，想东西吃，笑了起来。出院后，我带她到城里还没转上一圈，她就说，脑壳都转晕了，不好玩，走，回去。她在我家住几天后，不自然，觉得城里不像农村，觉得没地方玩，门不能串，话无处说，做饭买菜贵得要死，尤其是城里没有农村安静，一天到晚，耳朵都快震聋。我说：“母亲，你万一住不惯，就回去吧。”
母亲快上车时，我取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说：“母亲，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母亲看着我，不要，说我的孩子小，要读书，需要钱。我把钱悄悄地塞进她的口袋。母亲再一次扯着我的衣领，拍着我的肩，摸着我的头，提着我的眼镜，说我的头发长了，剪剪，才上了车。车上，她把头探出窗外，笑起来：“有空了，还是回家看看！”
隆冬，我回了老家。立在街沿，摇看门上的大锁，转几下，拉几下，不开。准备去找她时，叔叔家的小姑娘走过来，说我的母亲到对面山上挖红薯去了。这时，我才明白年初就叫母亲把责任地租出去的，可一直没租。当母亲拄着锄、背着满背篓的红薯走进屋时，我双手托着那沉重的背篓，放下，看到母亲磨破的绸衣，看到她肩上皮肉渗出的血，心一酸：“明明叫她不做了，还是闲不住。”我跟她说：“你身子弱了，少做点，好不好？”她却说：“我多做点，你们就少负担一点。现在，我还累得起，到我真正动不得了，那就只有靠你们了。”
第二天，我要沿着来路返回。母亲老早就使自家屋子里的炊烟钻出瓦屋。准备吃饭时，母亲擦着眼泪。我问母亲哪里不舒服，是不是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还没等我说完，妹妹跟我迅速使起眼色，跑过来，拉着我，走到一边，双手围成喇叭，把话轻轻地吹进我的耳膜：“刚才她到叔叔家找口袋，想给你装点米带进城，可叔叔找口袋时，不知怎么顺手找出了你写《父亲》的那张旧报纸，叔叔一念，碰到母亲还没愈合的伤口了。”我看到母亲慢慢走进房屋，也跟了去，不知母亲从哪里取出我父亲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她轻抹着那上面模糊的照片。我真心要带走那个证件，母亲坚决不许，说我父亲的照片就剩这张了，我们保管不好。说完，她又走进房屋，把那个证件藏了起来。
“有空了，还是回家看看！”返城时，母亲重复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