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很大，身体看上去不是很好，一头厚厚的白发。不像是拿得出两千五百美元买画的人，不过，他用的是现金。”
理查德转向詹姆士：“这个生日案子，终于有了一点眉目。”
“你发现了什么？”
“米伦在监狱里自杀——那天刚好是他生日！”理查德说，“报纸刊登了此事。现在，有某个心理扭曲的复仇者，在别人生日时报复。我们散步去吧。”
半小时后，詹姆士到一个年轻律师斯通的办公室去。在乘出租车去那里的路上，理查德向他解释说，这位斯通曾经为米伦辩护过，虽然最后官司输了，他却出了名。
斯通长得又黑又小，但显得精力充沛，他在椅子里不停地扭动，同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理查德以前和他谈过，因为米伦牵涉到了生日杀手的三个受害人。现在，他把詹姆士刚刚接到的恐吓信交给斯通，还把画廊的小册子也给了他一份，里面有那幅“海滨卖艺者”画的黑白照片。
“将你跟我说过的，再告诉詹姆士一遍。”理查德说。
斯通吐出一口烟，说：“许多人认为，我为米伦辩护很奇怪，其实，是有人付钱聘请我做他的辩护律师。”
“米伦请的？”理查德问，显然，这个答案他是知道的。
“我不晓得给我钱的是谁，”斯通说，“反正在诉讼的那几个月里，我每两个星期送一次账单给米伦。每次送出账单后两天，就会有人把钱寄给我，而且是现金，一千美元，或多一点，每次付的都是全新的钞票。信封什么的都没有。钱是用平信寄来的，比普通信贴的邮票多一点。”
“你还留着那些信吗？”理查德问。
斯通咧嘴一笑：“因为你打电话说要来，所以我留着。”说着，把抽屉打开，然后把一个信封拿出来。理查德把信封和詹姆士收到的信放在一起。
“笔迹是一样的，”詹姆士说，眼睛眯了起来，“生日杀手请律师为米伦辩护？”
“应该是没错。”理查德说。
“大概花费了三万元。”斯通说。
“斯通先生，收到恐吓信你害怕吗？”詹姆士问。
律师耸耸肩：“我为什么要怕呢？我试图救米伦，他被判刑，该负责的是路易检察官。詹姆士先生，你怎么将他得罪了？”
“好像是因为我将他的模样画了出来。”詹姆士说。
“我不这样认为，”理查德说，“你也画了另一个——倒立的那个人。”
“但他的脸没有被画出来。”詹姆士说。
“不过你可以凭记忆记起那个人的脸，但愿你能记起来，”理查德说，“越快越好。他认为明天是你的生日。”
詹姆士本来准备留在画廊，吸引那些来参观的人，但他现在不打算这样做了，而是回到杰弗逊大厦的画室。那天在海滨，他曾画了好几十张素描，也许这些素描可以使他将当时的一些情景想起来。
理查德坚持要派警察保护他，但詹姆士拒绝了。他很久以前就认定，一旦面对死亡，他愿意一个人来对付，他并不怕死。他锁上画室的门，扣上防盗链，将卧室和壁橱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他在资料柜里找了半天，终于将他在海滨那边用的素描本找到了，那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了。他在画架前的椅子上坐下来，将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以备万一。
他没从那些素描中发现什么线索。那天阳光灿烂，许多人在做日光浴，少女差不多全裸，男人的皮肤晒成古铜色，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这一天真是够紧张的，詹姆士发现自己筋疲力尽，睡在了摇椅上。
他这一觉肯定睡了很久，因为当他醒来时，房间里漆黑一片，只有街灯照在窗户上。詹姆士看了一眼手表，快半夜十一点了，他睡了将近七个小时。
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古怪的想法。如果明天是他的生日，那么还有一小时灾难就要来临了。
他打开电灯，到屋角的一个柜子前，倒了一杯加冰块的酒。他想把思路整理一下，他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那个开中国餐馆的吴富仍然与这个谋杀案无关。
突然，他脑海里灵光一闪，看到了海滨上的杂技表演，他看见米伦终于跳下来，落到沙滩上，大笑起来。接着，那个倒立的人翻了个跟斗站了起来，微笑着。那是个东方人！
詹姆士拿起桌上的手枪，放进外套口袋。现在，他是猎人，不是猎物。他走到大厦外面，那里停着一辆出租车。
“去唐人街的‘中国宫殿’。”詹姆士吩咐司机。
“那一带现在都没开门。”司机说。
“按我说的去做吧。”
出租车把他带到城中心，在“中国宫殿”外面停下。詹姆士付了车费向门口走去。有些顾客正从店里走出来，詹姆士走到门口，一个年青的中国人把他的路拦住了。
詹姆士觉得心怦怦乱跳。他现在把那张脸记起来了，记得很清楚，那张脸正是倒立者。
“对不起，先生，我们要打烊了。”那个中国人说。
“我来不是为了吃饭，我想和你谈谈。”詹姆士说。
“我们要打烊了，先生。”
“你是谁？”
“我叫吴烈，这个店是我开的。”
“你应该知道我，我叫詹姆士。”
吴烈的头上开始冒汗。
“如果你不介意服务员打扫卫生的话，请进吧。”吴烈说。
店里只有一张桌子有四个客人，他们正打算要结账离开。吴烈领詹姆士来到角落处的一张桌子。“对不起，我得派个人站在门边送客。”他走过去，交代了一个服务员一些事，彬彬有礼地向正要离开的客人鞠躬，然后走回詹姆士那边，坐在他的对面：“詹姆士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已经等你等到烦了。”詹姆士说。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很清楚我在想什么。”詹姆士说，“我告诉你，吴先生，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支手枪，它正对着你的肚子，假如你不配合的话，就叫你肚皮开花。我收到你的信了，我知道生日杀手就是你。”
吴烈在他薄薄的嘴唇上舔舐了一下：“詹姆士先生，看看你的周围，你可以看出，你没有机会从这儿离开了。”
那些中国服务员已经停止清扫工作，将每一个出口都堵住了。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要死了，”詹姆士平静地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笑话：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无所谓了，”吴烈说，“我等不了了，你在克林画廊开画展，是不是有人告诉你，米伦就是你画里的那个人？”
“我从理查德警官那儿得知的。”
“他很聪明，可惜还不够聪明。”
“是你将那幅画买下了？”
“我派人去买的，我想趁你还没想起来的时候，把它从画廊弄走。”
詹姆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在死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为什么把你父亲也杀了？吴富是你父亲，对吗？”
吴烈在椅背上斜靠着，两眼看着头上的吊灯。“米伦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
“所以，你将这个丧失理智的报仇计划实施了。你杀害检察官、法官和那位记者的动机我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你把你父亲也杀了？他和这个案子没有关联。”
吴烈开始在椅子上轻轻地摇来摇去。“让我告诉你，”他说，“只说这一次，因为没有人知道详情。”
詹姆士点点头，他把手枪的扳机扣住。一个轻举妄动，吴烈的故事就永远无法讲下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有所举动的话，这个故事他也听不到。那些中国服务员似乎远远地围在桌子周围，不过他们没有掩饰一件事实，即他们两个人落在陷阱中间。
“越南——那场战争既是政治家的，也是当权派的。”吴烈说，“米伦和我在越南认识。你可能会好奇，一位中国人加入美军，去越南干吗？”他苦笑着说，“告诉你，我是美国人，在摩托街这儿出生，在这个城市读书，从哥伦比亚大学机械系毕业。你知道，这是一个只讲机会的国度，一位中国机械师唯一的工作，只能在他父亲的餐厅卖给那些爱吃中国菜的美国人杂碎！但是，军方接纳了我，但他们接纳我不是因为我是机械师，而是我讲的语言，在越南可以用到。”
吴烈的痛苦叙述，让詹姆士开始同情他。他继续说：
“我和米伦是在西贡遇到的。那时我们两人都在度假。当兵的在休假期间，不是酒就是女人。还有好多大兵吸毒。米伦很敏感也很热情。他看见许多老年人、妇女和孩子被疯狂地杀死；他看见被摧毁的农作物和森林；他看见没有军事价值的偏远村庄被夷为平地。于是用吸毒来把他看到的一切忘却。他很想戒，但上了瘾，戒不掉。我试着帮助他。我憎恨毒品对人类的毒害，尤其是对米伦。我陪他度过毒瘾发作的痛苦时刻，有时候我以为他把毒品战胜了。”
“大兵们的毒品是从哪儿弄到的？”詹姆士问。
“黑市买卖，这种生意还是肩上有金色杠杠的人经营的。他们因此发了大财。世界到处都一样，弱肉强食。嗯，在一次空袭中，米伦和我把一些高级军官救下了。我们两人一起受伤，一起就医，然后一起离开军队。
“回到家，我有工作——在这儿卖杂碎。但他没有工作可做。他仍然在和毒瘾苦战。我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他。一般人认为，一个男人爱另一个男人是邪恶，或者是病态，但是我爱他。我愿意付出一切来解除他毒瘾的痛苦。我们在空闲时间尽量远离毒品，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到海滨消磨时间。有一天，我父亲派我到旧金山做生意，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米伦的毒瘾会发作。
“可是，我父亲一定要我去，如果我丢了这份工作，就帮不了米伦了，所以我不得不听父亲的话，去了旧金山。我们约好，每天通一次电话。但是，第二天，他的电话没人接听，我知道他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吴烈一拳砸在桌子上。“我不得不在旧金山多待了几天。他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等我回来时，一切都完了。他将一个女警察杀害了。”吴烈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詹姆士先生，我们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就是这么办事的。警察一发现他们吸毒，就把他们抓入监狱。”
“吴烈，他不仅贩毒，他还把一位女警察杀死了。”詹姆士说。
“他之所以杀她是因为被发现了！我听说有一位叫斯通的律师很有才华，所以鼓励米伦聘请他，斯通律师认为米伦是有救的。”
“你就是给他请律师的人？”
“是的，斯通律师在法庭很有力地辩论。米伦是个病人，警方利用他的病，驱使他杀人，他从没做过那种事。斯通律师指出，米伦是个需要救助的人，不是应该惩罚的凶手。检察官不以为然，法官也判他有罪——而米伦，可怜的米伦，撕床单做成绳子，在他生日的那天自尽了！这些没有理解之心、没有同情心的人杀死了他。”
“所以，你就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杀了？”
“没错，一个接一个。”
“那为什么要杀你父亲呢？”
吴烈舔舔嘴唇：“他逼迫我到旧金山去，如果他不强迫我去，我可以阻止发生在米伦身上的事，我会陪伴着他，在他毒瘾发作时帮助他渡过难关。”
詹姆士什么也没说。
吴烈冷笑道：“事情就是这样。詹姆士先生，如果你现在把我杀了，你永远无法活着离开这里；如果我没被杀——你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房间静悄悄的，静得詹姆士觉得连厨房水龙头的滴水声都可以听到。接着是一阵叫声，很多人从一扇门冲进来，冲散了围成一圈的服务员，而且有一声枪响。
詹姆士对面的吴烈突然站起来，像变魔术一样，把一把刀从袖口拿出来。他向詹姆士扑过去。画家在闪躲的同时开枪了，他是对着吴烈的膝盖开的，而不是胃部。吴烈尖叫一声，躺在桌子上。
“你这该死的傻瓜！”理查德说。他在詹姆士身旁站着，詹姆士躺倒在地板上。“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们来办？”
詹姆士想放声大笑，但忍住了，同时站起来，问理查德说：“你为什么会来？”
“我接到一份米伦服役的报告，和他一起授勋的就是吴烈，是这点把事情凑到一块了。我花了几个小时才使法官签了一份搜查证，警察必须依照法律来办事。我一直想找到你，找不到，我就明白，你可能记起那个倒立者的面孔，自己去擒贼了。”
詹姆士忍俊不禁。“怎么会有男人在这个餐厅喝酒？”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