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真想认识外婆，我想像外婆一样，成为一位舞蹈家。”十岁的女儿这样说，眼睛闪闪发亮。
“我也是！”两个小女儿不约而同。
我的三个女儿都有一头鲜艳的红头发和奶油色的皮肤，都遗传于她们美丽的外婆，因为我的头发是金黄色。
丈夫坐在扶手椅里，微笑着看着我们。他很高兴看见一位美丽的家庭主妇被三个可爱的女儿围绕着聊家常的温馨画面。
我常怀疑，假如他知道我早年在迪灵顿街所过的生活，不知会作何反应？当然他是不知道的。
为了回答孩子们对我过去生活的询问，我编织了一段美丽的故事描述我的童年，实际上我告诉她们的故事中，只有一样是真的：我美丽的红发母亲，在我十二岁时谢世。
我从未见过父亲。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是个在海里失踪的船员。但当母亲过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没找到结婚证书，甚至也没找到一份文件能证明我的身世。
我的早年生活的记忆一片空白，所以我的记述日期就从那年冬天搬到迪灵顿街开始，那年我四岁，母亲二十一岁。
我记得迪灵顿街是条很长的街，两旁是凄凉阴沉的住宅，屋前台阶很高，每家的大门都是绿色的。
我们这条街的大多数家庭都是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的。母亲和我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里。
我们在同一间屋里烧饭、吃饭和睡觉。和其他住户一样，我们的房间在冬天又冷又通风，夏天则热得不透气。
街上倒是热闹非常。各种车辆来来往往，小贩沿街的叫卖声、孩子们的吵嚷声不绝于耳。
邻居家的孩子第一次邀请我玩游戏，是要我在整条街找出哪一家门漆成红色。在小朋友的鼓励下，我挨家挨户地爬台阶下台阶，一直到腿疼得哭起来。
“大笨蛋！”八岁的吉姆说。他后来告诉我，我们家住的那幢房子的门柄下有红油漆，只不过原先的油漆有些脱落了。
母亲听到了我沮丧的哭声。
“请好好和劳拉玩儿。”她央求着小朋友们，他们则敬畏地看着她。母亲很会打扮自己。夜里，她总是卷起红头发，白天再放下来，用头一甩，头发就自然地垂在肩上。
她经常刷黑睫毛，衬托她那迷人的碧眼，使眼睛看来更大，嘴唇颜色更鲜艳。
她很宠爱我，管我叫洋娃娃，老叫我穿小女孩的衣服，那种衣服早就不是我能穿的了。
有一阵子，母亲出去找工作，委托邻居尼古拉斯太太照顾我。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寡妇，身体不太好，住在我们楼下，是整条迪灵顿街为数不多的对我母亲友善的人。
那时是经济恐慌末期，工作不好找。好多个夜里，我们母女饿着肚子上床，但母亲经常回家说她有工作了，然后母女俩便大吃一顿。
悲惨的是，母亲的工作从没有维持多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店员的恶语中伤；顾客不怀好意的调戏；老板妻子的多疑。最后，她不得不放弃继续寻找工作。
不久，家里开始不断有男人光临，母亲告诉我她在教授舞蹈，我相信她，因为母亲很爱跳舞。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不信了，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每当母亲夜里有访客，我就得躲在楼梯间等候客人离开。
我不了解母亲，不只是因为无知，而是我不了解世上的事情。
我八岁时，有一天晚上，十二岁的吉姆挑衅地对我说：“笨蛋，你以为你妈在楼上和客人做什么？”
他开始撕扯我的衣服，我高声叫：“滚开！别惹我！”
尼古拉斯太太打开门，朝过道张望：“劳拉，是你吗？”
吉姆边下楼边说：“你在问谁？”
“回家去，吉姆，”尼古拉斯太太说，“你再敢惹劳拉，我就叫警察。”
“去呀！”吉姆很不屑，出门时又向尼古拉斯太太吐口水。
这一带有个不成文的法规，除非命案发生，否则不喊警察。
我长到十一岁时，有些事渐渐明白了。
我一直以母亲的美丽和她的衣着打扮为荣。她的衣服经常很时髦，带着滚边，而不是街坊妇女们穿的褪色的、破旧的家常服。但是我现在却开始希望她和别人一样。
我注意到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儿，她经常来看母亲，穿着朴实的衣服，但看起来很迷人。
邻居家的妇人们也私下里批评母亲。每当母亲出现时，邻居的男人们都会被她吸引住，但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去过我们家。
春天到了，有一天放学回家，吉姆和他的那群小流氓拦住我，我想躲开，但是吉姆跳着阻止我。
“你母亲是鸡。”他说着，不怀好意地笑。
我从没听过这种字眼，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我明白那是嘲笑，我总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听别人议论母亲，全是说她不好。
我挥动拳头打他，但我打不过他。我哭着一瘸一拐地回家，脸被抓破了，膝盖摔疼了，衣服撕裂了。
“劳拉！”母亲抓住我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打了一架。”我推开母亲的手，我很想知道“鸡”是什么意思，但心里知道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
一九四四年夏天，那个星期我刚满十一岁，天气太热，热得街坊的男孩子们都懒得玩儿。我们都尽可能地坐在门前台阶阴凉处，等候车子送冰，期望能偷块冰解暑。
我们等候在门前时，母亲和邻居一样，在窗口放着要冰块的卡片。
送冰的人背上垫着橡皮，把冰块扛进我们公寓时，我们几个孩子在他的马车旁玩耍。他进去已经好久了，我们都忘记了。
突然，他在我们面前出现，吼着说：“给我滚开！”只这一声，孩子们便像风中的尘土般散开了。
送冰的人很健壮，皮肤很黑。他看我一眼说：“嘿，小妞儿，你是她的女儿？”他一甩头，向二楼的窗口示意，一撮黑色鬈发垂到前额。我点点头。
他又用头示意说：“到这儿来。”我跟他到马车跟前，他递给我一块冰。
突然，我不想要什么冰块，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不想要，虽然嘴里非常干渴，但我还是不想要。
他离开时吹着口哨，我张开双手，把冰扔到水沟里。
偶尔，母亲的访客会评论我的长相，每当这时，她便会立刻把我赶到外面去。
家里常常有人喝酒。有些客人来看母亲的时候，总是拿着一两瓶酒来，但我从没看见母亲白天喝过酒，直到有一个客人开始固定常来之后。
那个固定来的客人年纪不小了，脸上满是沧桑。有一次，他突然来了，发现屋里有一位水手，一怒之下，把那水手扔到楼梯下。母亲很生气，然后开始不停地咳嗽。以后每次她知道那个人要来时，就紧张极了，很早把我赶到外面。
有一天晚上，我还没顾得上出去，那人就悠然地走进来。他上下打量着我，吹了一声口哨，轻轻说：“唔，我们这儿有个漂亮的女孩。”
“出去，劳拉。”母亲说。
我神经质地笑着说：“为什么我不能待在这儿？”那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觉得胆子大了些，但还是很害怕。
“当然可以。”那人向我挤眉弄眼，“我们把她送到外面，你留下来陪我，怎么样，小妞儿？”
“出去！”母亲给了我一巴掌。
我从没挨过打。我哭着跑出房间，蜷缩在楼梯上，心里充满憎恨，被一阵阵我不了解的冲动撕扯着，我发誓不会原谅她。
一会儿，传来争吵声。母亲高声尖叫着，接着是那个男人的诅咒。然后是家具翻倒的声音，玻璃被打碎了，落到下面街上。
我听见打碎一只瓶子的声音后，接着是身躯沉重落地的声音。
然后，完全寂静了。
我们房间的门慢慢打开，母亲夜游一般走出来，受伤的脸上在流血。
警笛声越来越近。
她肿胀的嘴痛苦地张开，含混不清地说：“屋顶……不要告诉警察。”我背对着她，不理睬她的话。
她刚爬上三楼的楼梯，楼下的大门就被撬开，两个警察冲进来。他们三步并两步地跑上楼，检查过我们的房间后，其中一个尖厉地吹起口哨。
“这人已经不行了。”另一个人面色凝重地说。
他们走出楼梯间，站了一会儿，就开始往屋顶跑。几分钟后，他们下了楼，两人押着母亲。
“劳拉！”她哭着，声音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她从我面前经过时，我抓住楼梯扶手，尽量把自己缩小。
离开公寓时，她喃喃地对尼古拉斯太太交代着什么，尼古拉斯太太回答说：“别担心，我会照顾劳拉的。”
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儿每星期四送肉给她母亲，我没有胃口吃，但尼古拉斯太太总是哄我喝肉汤，给我做各种好吃的点心，可我吃不下。她虽然身患高血压，两脚肿胀，但十分周到地照顾我。
“妈妈，你太累了，”她女儿总是说，“和我一起回家，找医生看看。”但尼古拉斯太太抗议说她不能不管我，她答应了我母亲。
“劳拉没有其他亲人吗？”
“没有，一个都没有。”
“那我们必须联络官方，”她女儿坚决地说，“他们会负责的。”
“我答应了劳拉的母亲，怎么能不管她？”尼古拉斯太太紧握双手。
她女儿叹口气说：“好吧，妈妈，我们带劳拉一起回家。”
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婿是个律师，他正式出面和官方办理我的寄住手续。一九四五年冬天，我离开迪灵顿街，当时不知道自己从此就真的回不去了。
因为一直在迪灵顿街和邻居的孩子玩耍，所以住进克莱夫律师那有草坪、有树篱的可爱的郊区房子时，心中有点儿不太适应。我是在水泥砌的丛林里长大的，好像我被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和克莱夫的两个女儿住一个房间，尼古拉斯太太自己住一间。医生说她的心脏需要休息和安静。
我经常站在尼古拉斯太太的床边，默默祈祷，祝她平安。作为我唯一的朋友，没有她我该怎么办？
我感觉到克莱夫太太并不真正想收留我，她认为母亲生病都该怪我，虽然她嘴上从来没说，但我心里明白。圣诞节她给两个女儿添新衣服时，也为我添了一件，我对能扔掉那些小衣服十分感激。
吃午饭时，虽然克莱夫一家对我很客气，但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他们。我坐在丰盛的佳肴前，心中却牵挂我熟悉的迪灵顿街。
虽然我试着不去想母亲，也不让自己承认思念她，但是我怀念故乡，有一大部分也是思念母亲。我今日的处境，母亲应负责。
那年我十二岁生日时，克莱夫太太烤了一个蛋糕给我，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克莱夫的女儿要我许愿。我闭上眼，认真地许愿希望母亲能早日恢复自由，然后吹熄蜡烛。女孩子们拍着双手，向我保证说愿望会实现。
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那天，尼古拉斯太太很伤心，因为她儿子在战争开始时为国殉职。几天后，克莱夫太太告诉我，我母亲生病了，要带我去监狱医院看她。当时我不知道，我之所以获准去探视，是因为母亲病重。
监狱医院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墙壁、床铺，还有一张张肃穆的脸。
我母亲的脸色最难看，起先我找不到母亲，一扇门挡住了她的床。后来我看见母亲时，被她的苍白脸色吓坏了。她奶油色的皮肤消失不见了，眼里也没了往日的光彩，她那一头耀眼的红发没有了光泽。我吓呆了。
她茫然地看着我，半天才认出我。
“劳拉？”她无力地说。
她向我伸出双臂，但是我却退了一步，心里想到的是那天她怎么打我，耳朵里又听见她命令我出去的声音。
突然，我明白了以前没有领悟到的事情，母亲一直在以她的方式保护我。
“妈妈！”我哭着扑过去，扑进母亲的怀中，“我对不起你。”
“没关系，劳拉，别哭，”母亲抚摸着我的脸，“让我看看你，啊，你真美。”她的手放在我的头发上，“尼古拉斯太太怎么样？”
“她生病了，妈妈，她一直躺在床上，医生说得了心脏病。”
“哦。”母亲叹口气，眼睛闭起来。
我拉着她的手，免得母亲睡着。“妈妈，我要回家，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要我们母女俩回到以前的日子，我们母女应该相聚在一起。
母亲睁开眼睛，视线落在我后面，说：“也许很快。”
女看守走过来说：“到时间了，你该走了。”
母亲搂着我，耳语说：“劳拉，做个好孩子，好好长大。”
在病房门口，我转过身挥挥手，我看到可怜的母亲正在尝试坐起来。
我们母女被分隔两处，我在阳光下，站在生命的门槛上；而我二十九岁的母亲，站在阴暗无光的那边，夜幕逐渐掩盖了她。
我很想跑回去，告诉她我一直很爱她，会永远爱她，但是看守不让，叫克莱夫太太赶快拉走我。
我没有机会告诉母亲这些话。三天之后，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
记忆中我又回到迪灵顿街，每次回忆都一阵心痛：我在楼梯上蜷缩着，警察搜捕完正商量去哪个方向追捕凶手，是我指示他们上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