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我说：“花开了，争奇斗艳，多美啊！”我真想看，可是我却看不见。父母的声音离我好近呀，20年来，多少次我真想看看他们的模样，可是我却看不见。
几年前的一天，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高兴的日子，可是谁能想到，呱呱坠地的我迎来的却是一片黑暗。父母抱着我四处求医，他们恨不得献出自己的双眼让我见到光明。然而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一顽症却令无数眼科医生摇头、叹息。看着面前活泼、可爱的我，父母的心碎了！幼小无知的我还天真地认为，看不见是因为自己太小，等大了就能看清爸爸妈妈……当我懂事了，明白什么是失明，明白失明将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不由痛苦地抱住妈妈哭喊着：“为什么我会失明？为什么？”
在10岁那天，我进了位于市郊的盲童学校。盲校的学生一律住读。于是，我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买饭、泡水、洗衣服，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记得，在一个雨天的早晨，一个担水校工由于大意，满满一桶滚烫的开水浇在了我的大腿上，我哭了，为了那揪心的疼痛，更为了那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爸爸妈妈心疼得准备不让我再去学校了。不，我要上学，不上学才会成为真正的废人。在盲校的那段日子里，我刻苦地学习盲文。盲文，在健全人看来就是用针在厚实的牛皮纸上打出一个个小洞，它远不比用笔在纸上写字来得轻松。没多久，我的手上就起了厚厚的茧子，磨钝的盲针也越积越多。
我热爱音乐，从小到大收音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音乐就是我寂寞时的伴侣。在盲校，我刻苦地学习音乐，在1980年、1983年我参加了去日本的访问演出。中学毕业时，我以全国残疾人报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跨进了我国第一所残疾人大学，并戴上了由李鹏总理亲笔题词的“长春大学”校徽，成了我国首批45名残疾大学生中的一员。
但是，成功的果实并不是轻易获得的。我是学音乐的，要完成学业，必须通过几十门课程。其中难度最大的要数钢琴了。一首五六分钟的钢琴曲，译成盲文多达十几页，长的就更不用说了。从摸着盲谱，将每个音符准确无误地记在脑子里，再在80多个琴键上摸索、弹奏，从一般的练习曲到演奏巴赫、肖邦、贝多芬的作品，这凝聚着我多少心血，流淌过多少汗水呀！炎热的夏季，带着听了一天课后的疲惫，再在琴房里练呀练呀，鬓发湿了，衣服湿了，坐着的琴凳也被汗水浸湿了；冬天，窗外雪花纷飞，寒风刺骨，而我却会练得浑身发热。托人买来的音乐书籍全是明文的，我把手紧贴在眼前，仔细地看呀、摸呀，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摸不着。这时，我多渴望有一双眼睛——一双明亮的眼睛啊！可悲观、叹息又有什么用呢？我必须面对现实。于是，拿起了录音机，求人帮我读那一本本厚厚的音乐理论书。练完琴后，我便听着录音整理笔记……功夫不负苦心人，三年后，我带着校优秀团员的称号，带着年年全班第一的成绩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我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弹吉他。很幸运，我师从著名吉他演奏家马志敏先生。马老师耐心细致地教我，左手如何按弦，右手如何拨弦，我没法看谱，他就一遍遍地唱，一遍遍地示范。吉他给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舒缓的琴声中我仿佛听到了那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在激昂的乐声里我似乎看到了西班牙斗牛士矫健无畏的身躯。悠扬琴声更让我领悟到了老师的一片爱心。
弹琴之余，马老师时常鼓励我：“肖红，你不要自卑，不要因为无法改变的现实而感到不如他人。抬起头，勇敢地往前走。”
于是，我谱曲，作品发表在音乐杂志上；我学英语，参加美国海德里盲校的函授学习；我参加比赛，荣获了上海市首届女职工“四自精神在闪光”演讲比赛一等奖。我觉得，我的手同样也能“看”到许多东西。
成长的道路曲曲折折，因为那双眼睛，我看轻自己，也被别人看轻；因为那双眼睛，我鼓励自己，同时也受到别人的鼓励。我觉得，只要自己的心不是在黑暗中，那你的世界一定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