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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中国历史上的儒将(5)

就在明朝方面,童騃骄纵的皇帝英宗,所有军政大事,全由王振全全代理,而王振只是一个太监,且王振确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1449年当也先入侵时,王振更想利用皇帝“亲征”,幸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在这样政治浑浊的情况下,王振就掌握了戍卫京城的禁军的全部指挥权。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十六日就必须启程,行军部署毫无成算。当时瓦剌军侵入大同、宣府、独石、廷庆等边塞,明守军节节败逃。英宗、王振竟贸然驱使大批中央高级官员和“前军五万骑,吏卒私属可五十万人”,冒着狂风暴雨,拥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瓦剌军暂退塞外,诱明军深入北上。但王振等看到边兵败亡,横尸满野的惨状,却惶惧失措,挥军急退。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西)狼山一带,瓦剌追兵从后面两路逼来,王振派兵迎敌,均败溃;兵部尚书邝埜三次奏请英宗突围,均为王振所阻。十四日黎明,瓦剌军四面合围,十五日瓦剌军诈退,明英宗急派使臣去瓦剌军营向也先讲和。也先也派使臣持文书来明营,英宗命学士曹鼐草文书,派通事二人随也先使臣去瓦剌军营。王振立刻下令移营就水,明军人马饥渴,士兵争先跳越营边壕堑,队伍混乱,不能停止。瓦剌骑兵忽从四面冲来,呼啸蹂阵而入,奋长刀猛砍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弃甲曳兵,裸袒蹈藉,尸体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盘膝面南坐,遂被俘虏。在混战时,扈从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高级官员五六十人都被优军所杀。军士弃尸数百里。其实当时追来的瓦剌军仅两万余,而明军五十万人,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全被也先军所夺。太监喜宁投降,将明朝虚实情况完全告给也先。当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从旁用所持长锤把王振捶死,痛骂道:“我替天下诛此奸贼!”遂冲向敌军,杀死敌方十余个人,最后死在战场。这一场大混战,历史上称它为“士木之变”。

就在“士木之变”后,首都北京的明朝立即卷入战场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乱,危机四伏。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珵竟公然主张逃跑,倡言南迁金陵,可避灾难,于是空气更加恶劣,群臣都犹豫昏惑,只知聚哭殿前。于谦厉声斥责徐珵说:“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兵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正确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的同意,皇太后、郕王等慢慢地清醒过来,便把守城抗战的责任全部交给于谦。于谦等遂即建议:

(一)调山东沿海备倭军和漕渠运粮军急援北京,并令全国各地起兵勤王。

(二)提前发给官兵半年的或一年的禄饷,让他们自己到通州仓库取米,并号召百姓参加搬运通州军资进北京城。

(三)动员京郊居民进城,并招募新兵,优给粮银。

(四)肃清潜藏在京城内外的间谍等敌人。

(五)从土木堡战败逃回的士兵,免予处分,仍要报名,各赏银布操练守城。

(六)加强城防工事,赶造兵器,同时急运南京内库军器三分之二北上。八月二十一日,于谦被任做兵部尚书,当时,以于谦为首和以商辂、王竑、袁时、吴宁、王伟、朱骥等为主干的爱国官吏一致坚决主张抗战。于谦明确提出了“社稷(指国家)为重,君为轻”的口号,认为英宗既成瓦剌俘囚,帝位不应虚悬,遂奏请皇太后让郕王监国。并将阉党马顺、毛贵等箠死,王振家族全部刑斩,以平众愤。又将阉党郭敬等治罪。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阉党,振奋了士气。九月六日,郕王正式登皇帝(景泰帝)位,遥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重新调布了长城边防。于谦治军,赏罚严明,教练有法,特别重要的是于谦把抗击瓦剌入侵看成全国一致的神圣爱国任务,广泛地发动人民报效杀敌,为了保卫国家,他又得了新兵,扭转了这次的败局,才算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他们想也先俘捉英宗以后,就想利用这个“御驾”做招牌,用他来威胁并诈诱明朝各边镇开城迎降。由于于谦严令各将领坚守关隘,“自今瓦剌奉驾(太上皇)到,不得轻出”。因此也先拥英宗到宣府、大同等处,守将都闭门不纳。九月末,瓦剌发动了第二次总攻势。十月初,瓦剌别部三万骑攻辽东各镇,同时别部进犯甘肃沿边。也先率主力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阿剌率二万骑突入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剌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当时在北京,明朝从各地征调和新募的军队约二十二万人,但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各将领地守城方略议论纷纭,多主张退军城内,坚壁清野,以避敌锋。于谦坚决主张必不可示弱,当列阵郊外,迎击敌军。他亲身披擐甲胄,主持大军,驻营德胜门外,分配防卫九门兵力,指定负责将领,誓告全军,效忠卫国。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人人奋勇杀前,士气奋奋昂扬。

十一日那天,瓦剌军在西直门外列阵,两军对垒。也先仍扬言要释放“圣驾”,胁迫明朝屈服讲和,并指出要于谦等大臣出来迎接,但被拒绝了。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仪门外,获得第一次小胜,军威大振。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剌军和明军在德胜门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天寒,降雪,又大风,忽而雷电降雨。于谦先派石亨领兵埋伏在道旁民间空屋内,另派小队骑兵做急前锋,冲击瓦剌军阵,接战时假装败退,也先立刻挥动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直逼明军。于谦待敌军近城,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伏兵骤起,前后夹攻,也先军惊扰,明军副总兵范广骁勇绝伦,跃马当先,冲入敌阵,部下将兵齐力杀进,瓦剌军大败于城下,死伤无算,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在搏战中被大炮击毙。瓦剌军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击,瓦剌军稍向北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援反扑,孙镗军拼力血战。明军高礼、毛福寿等率兵从南面来助战,激战更急,战陈渐逼近城门时,城上守程信急发箭炮助战,会石亨领兵又从北面赶到,瓦剌军三面被围攻,才向西南退去。这是明军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的第一次大会战。次日,于谦又亲自指挥都督毛福寿等军大败瓦剌军于彰仪门土城外,在两军搏斗时,京郊居民配合官军奋勇杀敌,纷纷跳上屋顶墙头,猛飞砖石,呼声震天,瓦剌军惊愕溃逃。这是明军第二次大胜。继而京郊军民配合展开了追击战,瓦剌军别支部队分掠各州县农村,也多遭民兵抗击。也先迫使明朝“迎驾”的阴谋,毫未得逞,在五天的激战中,又连战连败,死伤很多,也先大感沮丧。另外瓦剌军在居庸关也被明守将罗通击败。十五日夜间,瓦剌军拔营潜遁,于谦派石亨率军追击到良乡以西。十七日,也先拥祁镇出紫荆关退去。九、十月瓦剌军焚掠山西、河北各地,也都被驱北退。十一月八日,瓦剌退出京师回到他们的塞外,此时京师宣布解严。

抗击瓦剌侵入守御京师是正义的卫国战争。在广大人民英勇地从事保卫祖国斗争的基础上,于谦等能够积极运用政府机构迅速集结了部分军事力量,及时鼓励士气,亲临战场,指挥军事,因此使得保卫京师的战争,获得胜利,把明朝从败亡的严重危机中挽救了出来,并且保障了正在走身繁荣富强的北方生产事来,还有广大人民的生命一样的财产。

瓦剌军在京郊受到打击退回塞外后,于谦对于国防军事的布置,并未稍懈。首先是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拥调辽东、宣府部分军马来到京师,并命大同总兵郭登随时准备率所部到京师增援。京师稍见稳定后,于谦进一步加强边关的防御。对宣府、居庸关以及保定、河间、真定各处,增派大将镇守。又派顾兴祖、刘安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重要的地方并增调军队作为防守。

景泰元年(1450年),在春夏两季,瓦剌军队对明朝北边连续发动了广泛的攻势,进攻宁夏、大同以后,又侵扰庆阳、朔州、阳和、万作等地,但都吃了败仗。另外,当时也先、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三方面对明朝的态度也各不同,他们都想单独先取得和明朝“通贡”和“互市”的经济利益,因而相互猜忌。于谦就在这时先派使臣和脱脱不花交涉,获得了初步协议。因此,也先拘留着祁镇,原以为奇货可居,这时反成为对明朝交涉上的绊脚石。终于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将明英宗送回。可以说正是由于明朝在实际战争中取得胜利,政治策略正确和军备的充实,才能对瓦剌交涉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动权,终于收到胜利的结果。英宗回国后不久,也先派使臣前来,要求通贡,双方又恢复了正常的互市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也先侵明失败,以及虐待诸部,日益骄横,引起各部族酋长互相猜忌和仇杀,也先攻杀脱脱不花汗,随后阿剌知院又攻杀了也先。自从也先死了以后,瓦剌部属分散了,势力就慢慢衰落了。

明军虽然从失败转到胜利,但从各方面造成的战争创伤,是得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的。在瓦剌进攻京师被击退后,明朝论功行赏,升加于谦的官职称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于谦在祁镇回京以后,首先向朝廷提出“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他条谏各项安边的策略,坚持执行,专力于国防的充实。一面加强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居庸关、山海关多处的防务,增加守军人数,按时修缮城堡,并于1451年(景泰二年)遣都督佥事孙安率轻骑出龙门关收复独石、马营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这样就使宣府、怀来的防务,更趋巩固;一面对官军的贪污怠职等弊端,严加纠察,整肃了军纪;另外还推荐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增筑新城,保护漕船运输的要道棗运河;又对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多所改进。对于火器,又提倡创造,如采纳巡关侍郎江潮的建议,制造“火伞”,燃放出去,可以惊溃敌军马队。又采纳应州人师翱的建议,制造了有机关的火铳,在最短的时间内可发三次,射程可达三米步以外。

于谦以为瓦剌虽然只是暂时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强国防,还是不能制止瓦剌的侵扰,于是他便进一步积极着手改革京营的军制,创立了巨大团营。

明朝京卫军队,原来分别隶属于三千、五军、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的,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趾作战时编定的,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属,同时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悉。正统时,京营军士四十余万,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土木之变”,京军伤亡很多,营制更形紊乱。

于景泰于谦开始改革了京营军制,在三大营中挑选精勇军士十万于人,编为五营操练,叫做团营。第二年,又将团营军士增加到十五万人,分十营操练,于景泰三年,团营制度完全确立,而那些没有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做“老家”。

十五万精兵,分别分到十个团营。每团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做“坐营都督”。每一坐营都督下,设都指挥三人,各统领军士五千人。第一都指挥下又设把总五人,各统领军士一千人。每一把总下又设指挥二人,各统领军十五百人。每一指挥下,设领队官五人,各领军士一百人。每一领队官下设管队二人,各领军士五十人。以上十团营设一总兵官,明廷命石亨充任。于谦对于京营的改革,改变了京军各营互不统一,每遇调遣,号令纷更,兵将不相识的偷怠紊乱情况。于谦更积极招募民兵,充实军队的作战力量,遣使分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民壮,拨山西义勇守大同,并用民兵防守紫荆、倒马二关。这些措施,特别是那个新军(十营团)的建立及战守保有位部署等,使明朝的国家变的极为巩固。

当瓦剌把祁镇释放回来的时候,祁钰把祁镇看作是最危险的一个政敌,立刻禁锢在皇城里的南宫内,他所住的宫叫崇质宫(俗名黑瓦殿,在南池子普渡寺一带)。这一带地区,永乐时称为“东苑”,又叫“小南城”。这是个离宫别馆,祁钰把祁镇关闭在此处,特派靖远伯王骥守备,不在允许他和外面交往。

景泰三年(1452年),祁钰废掉了皇太子见深(祁镇子),更立他的儿子见济做太子,祁钰这种自私的行动,于谦并不赞成,因此祁钰对于于谦渐见疏远,不肯授予于谦以全面行政的实权,仅因防边多事,才使于谦长期专任兵部。于谦对于当时的勋戚贵幸的怯懦贪鄙,多所年轻,因而对于阉党邪派的阴谋活动,也就警惕不够。于谦遇到阉党破坏和捣乱的时候,常愤慨地扪胸叹息,曾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表示绝对不会向他们底头让步。

在用人行政中,于谦对所有贪污的高级军官,严加劾办。石亨在德胜门外的战功,并不高于于谦,受封世袭的侯爵,自觉愧心,曾上疏推荐于谦长子于冕做都督府前卫副千良。于谦上疏恳辞,并指责石亨位居大将,不选拔军伍中人才,报效国家,单独荐举于冕是不合公论的。同时更指出:“臣于军功,决不冒滥,纵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石亨听到于谦严厉的指责,便积恨在心。石亨身任京营总兵,提督十团营,骄纵枉法,勾结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加以奏劾,石亨更切齿痛恨。另外,都督张軏先后因犯军律,曾被于谦弹劾,也怨恨于谦。太监曹吉祥也因监守军务时被于谦所制裁,平素也甚介介于心。前任兵部尚书王骥因在正统时党附王振,行为骄纵,景泰时曾受裁抑,但他屡思跋扈,由于于谦不肯推荐,因此也对于谦怀有嫉恨。总言而之只在改进军务方面,于谦便遭到了很多的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