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缅因州莫里斯的圣玛丽学校，他在我教的三年级一班。34个学生都喜欢我，而马克·埃克隆尤其突出。他外表整洁，生性快乐，偶尔淘气也显得逗人。
但马克爱讲小话。我一次又一次提醒他，上课不经允许而讲话是不能容忍的。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每当我批评他不良举止时他所做出的反应——“谢谢您纠正我，小姐！”尽管他说得诚恳，但第一次听见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好。但不久也习惯了，一天听他这么说好多次。
一天上午，马克讲得太多了，我克制不住，犯了一个见习教师式的错误。我正视马克：“如果你再讲一句话，我就把你的嘴封起来！”
刚过了不到10秒钟，查克脱口告发：“马克又讲话了。”我并没有要学生帮我监督马克，可因为我当着全班陈述过我的惩罚，我不得不付诸行动。
当时的情景我没忘，如同发生在今天早上。我走到我的桌旁，从容拉开抽屉，拿出一卷胶纸带。没说一句话，走到马克课桌旁，撕下两条胶纸带，在他嘴巴上贴出一个老大的“×”，然后返回教室前面。
我瞥一眼马克，看他怎样反应，他朝我直眨巴眼睛，就这样，我笑开了，全班喝彩。我又走到马克身边，揭掉胶纸，并耸耸双肩。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您制止我，小姐。”
这年年底，学校要我改教初中数学。日月如梭，马克不知不觉又坐进我的教室了。他比以前更标致，也更礼貌了。由于他得认真听我讲解《新概念数学》，九年级时讲小话没有三年级时多了。
一个星期五，课堂感觉不轻松，因为整个星期都在为一个新概念而吃紧，学生们有些灰心——每一步都进展缓慢。我得赶快设法消除这种急躁情绪。于是我要他们用两张纸，写下其他同学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留出空白，空白里列出这个同学的全部优点。
这堂课的剩余时间就完成这一任务，每个同学离开教室时，都交给我各自对全班同学的最好评语。马克说：“谢谢您的课，小姐。周末愉快。”
那个星期六，我用34份纸，分别写下每个学生的名字，然后在每个名字后面抄下其他人写的这个学生的优点。星期一再把这些优点单发给他们，有些评语多达两张纸。不一会儿，整个教室笑开了。“真的？”我听到窃窃私语，“我可没料到这会对谁有什么意义！”
“没想到有人会这么喜欢我！”
此后，没人再在课堂里提及这事，我也不知道他们下课后互相之间、或在跟父母在一起时讨论过没有，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演习达到了它的目的，学生们都恢复了信心。
二那一批学生继续深造。若干年后，我一次度假回来，父母到机场接我，驱车回家，母亲照例问我一些旅行经历——关于气候，关于我的见闻感受。谈话短暂停顿。母亲斜眼扫一眼父亲，提醒什么似的说：“老头儿子？”父亲清清嗓子，每当讲出什么重要事情前他总是这样。“昨晚埃克隆家打来电话了。”他开口说。
“是吗？”我说，“好些年没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不知马克如今怎样。”
父亲平静地回答：“马克在越南死了，明天举行葬礼，他的父母希望你能出席。”直到今天，我仍能指出父亲在1—494公路上宣布马克噩耗时的确切地方。
我还从未看见军人躺在军用棺材里，马克看上去很帅很成熟。当时我一门心思地想：“马克，只要你开口对我说话，我可以销毁全世界的胶纸带。”
教堂里挤满了马克的朋友，查克的妹妹唱《共和国之战圣歌》。葬礼的日子里怎么下雨啦？坟场边泥泞难行。牧师念了祷文，号手放了录音。爱戴马克的人们一个一个绕灵柩走一圈，洒圣水。
我最后一个在墓前画十字，肃立致哀。战士们中抬棺的一位走到我跟前，“您是马克的数学老师吧？”他问。我点头，眼睛没有离开灵柩。“马克讲过您的许多事情。”他说。
葬礼之后，马克过去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查克的农场住处用中餐。马克的父亲母亲也在那里，显然都在等候我。
“我们要让您看一样东西，”马克父亲说，从口袋里掏出皮夹，“这是马克死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我们想，您认得它。”
打开皮夹，他小心抽出显然是马克随身携带的，曾经打开折合过许多次的两张笔记本纸。我一眼就认出是全班同学列出的马克的优点单。
“非常感谢您费过的这番苦心，”马克母亲说，“正如您看见的，马克视若珍宝。”
马克的同学们开始围上来。查克显得忸怩不安，笑着说：“我一直保存着我那一份，放在家里桌子最上层的抽屉里。”查克的妻子说：“查克要我把这个夹在结婚纪念册里。”“我的也还留着。”玛里琳说。接着，另一位同学维基把手伸进提包，从皮夹里取出她那张全班同学赠言的优点单——它已经磨得缺损了。“我随时随地带着它，”维基眼睛一眨也不眨，“我想我们都保留着我们的优点单。”
我一下子跌坐下来，哭了，我哭马克，哭所有的朋友们再也看不到马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