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是那个年代塑造明星的最佳舞台。当大杂院里的街坊开始排队来参观他，戴军意识到自己红了。躺在床上看书也会猛地发现，窗户上出现了一张“猪脸”--来参观的人已然把整张脸严严实实地挤在了玻璃上。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戴军住的大杂院没有卫生间，出了院子步行一百米是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里面有四个蹲位，且蹲位之间没有隔断。经常，他蹲在那里，就听旁边一个声音道：哎，我刚才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作为一名曾经长期潜伏夜场的歌手，戴军将他与电视台的相遇比喻成“从黑暗走向光明”。而音乐电视的出现，真的就像命运的又一次安排，将戴军带入了一个更为奇妙的音乐世界。
感谢黄小茂。其实，当时还有个人在做着和黄小茂类似的事情，她就是李静。1995年，李静离开北京电视台，来到央视主持一档“向海外华人介绍中国”的节目--《欢聚一堂》。
这个节目有好几个板块，李静负责的叫《流行风》，确实疯。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李静会拿什么镜头来刺激中国电视文艺的神经：她和另外一个主持人带着耳机随意地出现在画面中，先是随着一段音乐蹦跳，然后有人问，你们在听什么？他们答：我们在听中国最流行的音乐。这正是当年的前卫串场。
《流行风》刮过中国的流行乐坛，当时众多大腕级歌星都以亮相于此而荣光。那一年，陈明唱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李静觉得她很厉害，就请她来唱，这是陈明第一次上中央台。对于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其实面向大众的舞台很有限，中央台的机会尤为宝贵。李静手中仿佛握着一条控制幕布的绳索，轻轻拉扯间，就有了孙悦、林依伦、解晓东等人的精彩亮相。
也是在这股风中，歌手戴军与主持人李静有了初相遇。只是李静说，没印象了。戴军说，我可有印象，你傻漂亮傻漂亮的。
这是实话。1995年的短促相遇，似乎让戴军、李静，甚至黄小茂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可惜彼此的人生轨迹在仿佛将有所交集之时，又各自划向了不同的维度。或许，这便是命运对他们的欲擒故纵吧。
1996年3月8日，戴军应邀参加了山东电台的一档音乐节目。成为唱片歌手后，他开始频繁地现身于各种不同风格的节目中，谈音乐，和一些音乐之外的事情。从前，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开口说话的人，因为在他眼里，不开口的人总是更有想法。可在1996年，突然之间，他想说话了。那天山东台的领导看了他的节目，当天就亲自找到了他，说，你的逻辑和别的歌手不一样，思维很独特，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音乐节目？戴军说，行。
这就是戴军踏上主持之路的平淡开端，这个节目叫《大藏音乐专线》。那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所有在节目中播放的音乐都来自他从唱片行一张一张淘来的CD。而且节目都是在大藏北京的录音室制作的，每个礼拜要寄去山东。过程麻烦了点，但让他独自体验到了一种和唱歌很不一样的乐趣，说话的乐趣。
戴军就在被他称为“小黑屋”的录音室里，录了三年的《音乐专线》，也连着三年获得了“听众最喜欢的外来节目”第一名。大夏天，在严丝合缝的“小黑屋”里，也不开空调，对着话筒，按键一按，《戴军讲故事》就这么开始了。如果一首歌与当年南下打工潮有关，那他肯定会把这个背景融入到对歌曲的解读中去。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领导口中的“特别”，不只陷于自我遐想，还会观照一种集体情结。
在主持《音乐专线》的同时，戴军还在报刊上开设专栏，并担当电视节目的主持与策划，广播、电视、报刊，他果然一个也没落下。除了“唱”，“说”已然变成了一项谋生的手段，也成为了戴军考验自我的一种尝试。后来过了很多年戴军才意识到，这段有点忙乱又虚渺的岁月，是一种隐隐的蜕变，而这种过渡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前夜。
如果那几年的戴军是“想要表达”，那李静就是“太想要表达”。她的角色转变似乎要干脆得多，只是她的内心百转千回。
在央视文艺部，李静那时候只能做一些编辑性的节目，就是把一些素材串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原创的空间。李静很痛苦，她想，为什么老天给了我一个最安逸的工作状态，我却如此渴望创造与折腾。
她一点也不想老老实实地待在演播室。为了做一首《蓝色多瑙河》的串场，她冲到人家咖啡厅里问，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你能不能借我场地拍点东西？人家说，我有什么好处？李静说，我给你打一个字幕。她还教唆自己的老同学来帮她做“不一样”的摄像。那期节目李静自己很满意：一首《蓝色多瑙河》结束，镜头切到李静在咖啡厅里欣赏风景的侧影。然后镜头渐渐摇近，李静转身过来，说，一首《蓝色多瑙河》，把我们带入浪漫的意境，在午后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放松……这在现在看来是惯常手法，当时却是李静的创意冲动。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让镜头晃来晃去，也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从一条落满黄叶的大道尽头走过来。有一天，同事崔永元在台里碰到她，对她说，我特喜欢看你的节目，《周末大回旋》，还有《中外歌舞》。李静听了差点哭出来。
这种感觉很复杂，也让李静不快乐，因为她看到的屏幕上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越冲动，越无力，她陷入了新一轮的痛苦。她每天都会哭，有时甚至放声大哭。
如同六年前的那个小丫头，面对“命运”总有挑衅的蛮勇，在一个个十字路口，李静的抉择总在一瞬间与自己达成：自己确实不属于这里。几乎是在一瞬间，她轻吐一口气，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然而，脱离物欲后的精神快感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品尝。李静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央视的工作无法让她实现梦想，但毕竟能够为自己这样一个独自在北京闯荡的女孩提供体面的身份和不错的收入。但她显然更加关注梦想。她只是蒙在被子里问了自己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和平饭店喝咖啡？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赛特买东西？那些飘着的东西和你有关系吗？
然后睁开眼，天亮了，这一次她没有丝毫的慌张。虚名与浮华，如果你为此贪恋，你就将永远被梦想折磨--这便是李静给自己最后的告诫。
于是，在4年的迷茫之后，她离开了央视。
崔健在20世纪的最后一张专辑《无能的力量》（Thepowerofthepowerless）中有一首歌叫《90年代》。歌词写道：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就像这手中的音乐语言已经不够准确/生活中有各种感觉/其实心中早就明白/却只能再等待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有些人还是选择表达，因为他们欣喜，因为他们迷惑。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没有人能一语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运的翻页之后。
狠角色
无论如何执拗，引领灵魂飞升的先是抽象的梦想，紧接着便由具象的物质来折磨灵魂。还好，在李静开启独立之路的伊始，她就有幸傍上了大腕，这位大腕就是自己永远的精神支柱--母亲。
从央视离开以后，李静迅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她最先找到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就开始了围绕理想和艺术的创业实验。这些人中有后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和来自其他专业的好朋友等，但当时都是一群不懂商业套路的文艺青年。李静说，咱们要成立一个工作室，自己写剧本拍戏。然而，撞击现实的疼痛一点也不亚于触摸理想的狂喜。在连续拉不到钱的情况下，剧本无法顺产，大家也无奈地渐渐散去。
而此时现金已经快断流了。一天，李静走在马路上，突然悲从中来，就像和自己赌气一样，冲到路边花2块钱买了一张奖券，没想到居然中了一辆山地自行车！“真好，以后我就可以骑车上班了，省钱。”欢喜异常的李静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了，结果骑到一半实在累得不行，就下车花6块钱买了一根梦龙雪糕激励自己。朋友骂她：“你会算账吗？一根冰棍6块，面的才10块，你还不如打一面的！”李静心里一沉，若有所思。以前的自己或许真的是一个好运气的人。从刚毕业的音乐师范学生一下变成了大屏幕上的主持人，后来又进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一路都极为顺利，几乎都是机会自己找上了门。可现在她终于要自己找机会了，这山地自行车原来是传说中最后的好运。
“妈，你能借我10万块钱吗？”李静向母亲寻求支持。李妈妈有点担心地看着她：“你想干吗？”李静从兜里掏出两个章来，一个财务章，一个公章，说：“妈，这是我注册的公司。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制作公司。但我现在要先搭个景，需要10万块钱，你能先借我吗？等我搭完景，节目一赚钱我就还你。”
李妈妈看看李静，心想这孩子太可爱了，数数都常常数不清楚，坐在地上拿两个章，说要做中国最好的制作公司。但话一出口只剩一个字：“好。”李静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10万块已是能给李静拿出来的最大数目。李妈妈说：“孩子你做吧，我也不指望你能还我，你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后来李静的妹妹李媛也把多年的积蓄借给了她。筹够了钱，李静带着两个章和一颗红心上路了。
这一次她很清楚，自己没有退路，不在电视圈爆发，也要在电视圈爆发。不是电影，不是电视剧，一定是电视节目。这情景多少有些“壮士一去兮”的悲壮，但她的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她终于选择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执迷不悔也是一种尽兴，这种尽兴来自于她内心对另一种玩法的渴望。
回望历史，民营电视制作的发展与90年代以来的两大潮流密不可分：一是制播分离，一是电视的娱乐化浪潮。就在李静选择了民营电视的当口，也是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开始松动的时机，“电视节目制作多元化”呼之欲出。于是在1999年底大批民间电视机构带着勃勃雄心跳入了这片暗潮涌动的海洋。其中不乏大手笔的试水和大规模的炒作，一群满怀理想与野心的人企图在新世纪的前夜将民营电视推向一场真正的波澜壮阔。
出走体制内的李静并不了解中国民营电视的历史与现状，但做一位“独立制片人”的念头却与体制内共事过的一个人有关--来自于台湾的黄阿原，他也是把李静带进电视综艺圈的“师父”。说到黄阿原，中国的电视观众并不陌生。他曾两次主持春晚，并制作了当年大陆电视上的“第一个娱乐节目”和“第一首MTV”。来大陆发展之前，他曾是台湾“中华电视台”的顶梁人物，由他精心打造的《爱心》一度成为台湾民众必看的王牌栏目，并为他夺得台湾电视最高奖项“金钟奖”。
因为《北京您早》，李静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综艺大佬”。当时，作为早间新闻节目的《北京您早》已经分为了很多不同的板块。李静负责的是音乐板块，叫《唱我心曲》。她除了要串新闻，还要像个VJ一样播放流行音乐MV，做一些简单的音乐采访，虽然时间只有5分钟，但也足以让她过过瘾。有一期节目，嘉宾正好是台湾的艺人黄阿原。采访结束后，阿原对李静说，你不像做新闻节目的。李静说，我以前是学音乐的。阿原说，你可以做娱乐节目。
两年后，正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筹办《欢聚一堂》的阿原把李静找了过去。这个节目组有个暗暗的决心，就是要向全球展现中国的娱乐精神。这种定调注定了这是个在当时比较“洋气”的节目，跟李静以往接触的任何节目都不一样。或许也正是因为它不那么一本正经，所以阿原才看中了李静的“不正经”。作为初创团队的一员，李静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品尝到了做制作人的滋味。如果说以前的她还是端着主持人的碗看着制作人的锅，那《欢聚一堂》就是让她美美地在那锅里舀了一大碗。
李静说，做了制作人自己才真正找到了做主持人的感觉，自己的第一层壳是被阿原打破的。当时黄阿原有个制作公司，看准了市场空白，就开始制作一档明星访谈节目《金光综艺》。这又是一场实验。那会儿能让明星坐下来好好聊天的节目很少，走全国发行的节目几乎没有。李静跟着阿原，再次看到了综艺节目的另一种可能：一个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小演播室里，明星就乖乖地坐在李静和阿原中间，接受全程15分钟的贴身访问。后来事实证明，《金光综艺》真的在观众中亮了，也在李静心里亮了。它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李静，电视也有不一样的玩法。
1999年，这个命题又一次疯狂地钻进了李静的脑子里，就像一种精神疼痛，平时没在意，发现的时候已经如此严重了。她想，兜兜转转一大圈，还是回到了这一点，实在没有理由再绕道了，做中国最好的电视制作公司，就做明星访谈！于是才有了问母亲借钱的一幕，才有了“壮士一去兮”的感慨，也才有了划时代的“小西天革命根据地”。
最初，李静的公司战斗力只有三个人--一个制片主任是她以前的同学，妹妹李媛做导演，还有就是她自己。在小西天租了一套民房，工作室就算是正式开始运转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策划会，连着轴地开，三人固定班底再加上过来客串的老同学、老朋友，有时一聊就是通天亮。后来一个北电的老同学跟她说，我给你推荐个实习生吧。
这个实习生叫张艳艳，是北师大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作为一位家教严谨的湖南女孩，她的每一步路几乎都是由父亲来安排，从上什么学校，到去哪个城市生活，再到找一份怎样的工作。艳艳对这些事情并无多少觉知，因为已经有父亲为她做好选择。然而这种高度的呵护已经漫过了艳艳的头顶，在她的身前投下一片阴影。还在读中学时的一个暑假，艳艳决心要和同学一块去打工，在一个船舫餐厅推销酒。那天中午，艳艳端着酒走进了一个包间。一看，不对，坐在那儿的竟是父亲的属下！说了声叔叔好，这妮子撒腿就跑，一路跑出餐厅也不敢回头。她跑了一会儿觉得胸口很闷，为什么这个城市这么小呢？
选择北京，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城市足够大，大到几乎没人认识她，也不再需要她向任何人展现乖巧。而且她觉得，自己欠父亲的太多了，欠自己的更多，这一次就让自己做个主吧。在北师大读书的日子单纯而快乐，时光变得非常慢，直到有一天教编剧的老师跟她说：“你那么聪明别把大学玩过去了。我的同学李静做了一个工作室，你去那实习帮帮忙吧。”好啊，艳艳答应得很痛快。她对“李静”这个名字并没有太多印象，不过听老师说以前是央视的主持，那应该就是很端庄很漂亮的那种女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