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人物的宋玉，古文献对他记载确实太少，不仅没有记载他的生卒年，而且对他的生平经历所记甚略，以致形成后人对他完全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一个“持宠固禄”、“阿依取容的帮闲”，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关于宋玉》，载于《新建设》1959年第二期），也有人说他“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姣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闻一多全集？屈原问题》）。但与之相反，有人则称他为“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高度评价他为不朽的爱国诗人，是赋祖与赋圣。
那么，宋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呢？要使这一问题得到比较客观一些的回答，就需要重新审视记载有关宋玉生平经历的古文献。
现存最早记载宋玉事迹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的是：
其一，宋玉是屈原去世后楚国的辞赋家，爱好楚辞创作而以赋见称，有以《九辩》为代表的系列赋作完全可以证实宋玉在辞赋创作上的巨大成就。
其二，虽然学习屈原的从容辞令，但不像屈原那样直言敢谏。大概司马迁本人对宋玉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或者考察过宋玉的生平事迹，但由于时间距离太长，对于他的资料记载又太少，出于史家对历史人物记叙的严肃性，存疑之处不敢妄语，只是将其附于《屈原列传》后一笔带过。郭沫若先生根据一句“终莫敢直谏”就认定他是“阿依取容的帮闲”、“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未免失之武断。不敢直谏，并不等于说他不谏，更不能说他阿依取容而成为帮闲。从古文献记载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能证明他有帮闲的劣迹。
除司马迁《史记》中的这段话之外，再就是刘向《新序》中的三段有关宋玉的记载。虽然刘向生活于西汉末年，但他在编辑《新序》、《说苑》，校正、编次、定名《战国策》的过程中，一定收集到一些有关宋玉的史料，其可信度是无须怀疑的。《新序·杂事》第五云：“宋玉因其友人以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
《韩诗外传》卷七亦有类似记载。韩婴为汉文、景帝时人，按理，刘向此段记载当是承《韩诗外传》而来，但据考证，《韩诗外传》已不是原书之旧，非但卷数不同，而且据《史记·儒林传》所云，这部《韩婴外传》应该是一部阐述经义的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然而，无论两书的先后如何，都说明宋玉是由友人推荐而见到楚襄王的，既然这位友人能将宋玉推荐给襄王，并“待之无以异”，可见这位友人在襄王身边有一定的地位。至于这位友人是谁，刘向并没有指明。晋人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明言此友人为景差，并说：“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所载与之相同，只是在语句上略有出入，习凿齿比他之前的司马迁和刘向都说得具体，反倒使人疑心他是根据两家记载所作的推理之辞，而缺少事实依据。不过，他根据司马迁言宋玉“从容辞令”，“好辞而以赋见称”，从而推断说“（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则大抵不错。襄王是典型的庸主，庸主大多自以为不庸，又往往以文学之士来装点门面，而宋玉的音乐才能与文学才华正好迎合了顷襄王的趣味，以识音而善文著名，恐怕是他能进入宫廷的唯一条件。
《新序·杂事》卷五中又云：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画之不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乎玄蝯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悼慄，危视而迹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夫处势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
可见宋玉由友人推荐给襄王之后并没有得到重用，并且将自己的不满情绪形之于色。这一点可以从宋玉的《九辩》中得到证实：“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说明宋玉并没有被委以重任。那么，他在朝中究竟做的是什么官呢？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而他的《风赋》是这样说的：“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高唐赋》也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这显然是侍臣之类的角色，由于宋玉识音而善文，而襄王又好乐爱赋，因此，宋玉不过是宫廷中的一个文学侍臣而已。从《九辩》“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之语来看，宋玉后来离开了郢都，究竟为何离开，晚年的生活如何等，古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今人的种种猜测，如张端彬《楚国大诗人宋玉》一书说，宋玉四十岁后离开郢都，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曾遇到过强盗的抢劫。不久，老婆又死去，同伴们也纷纷与之背离，说他忍着饥饿、忍着寒冷，在动荡不安的流浪生活中创作出无数光昭日月的鸿篇巨制等等，这种推断是不能当做事实看待的。
《新序·杂事》第一中说“楚威王问于宋玉”之威王，显然是笔误，或是刘向或是后人将襄王误写成了“威王”。事实很清楚，屈原尚且没仕于威王，屈原之后的宋玉就更没有这种可能了。
另外，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似乎是根据司马迁说宋玉“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作的推论，如果对这一推论没有异议，那么，说屈原是宋玉的老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这里的“祖”字相当含糊，并非直说为师承关系，但从《九辩》的有些句子可以看出，宋玉受屈原的影响甚大。《九辩》中不仅有些句意与《离骚》非常相似，甚至有的句子，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简直就是屈原《离骚》中的“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的改写。因此，王逸的推论是有根据的。此外，王逸与宋玉同乡，都是南郡宜城人，在他做校书郎期间，参与校定五经、诸子、传记和百家艺术工作时，一定特别留意这位同乡的有关资料，我们相信王逸不会胡编乱造，如果说宋玉即使不登门向屈原行弟子礼，那么，说他是屈原的私淑弟子总不能否认吧？宋玉在创作上向屈原学习，其师承关系应是显明的。
除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新序》外，韩婴的《韩诗外传》、郦道远的《水经注》、虞世南的《北堂书钞》，以及余知古的《渚宫旧事》中有关宋玉事迹的片断记载，大抵不出《史记》与《新序》。至此，我们对古文献中的历史人物宋玉大体有这么一个印象：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也是继承屈原后楚国的辞赋家，爱好楚辞体创作而以赋见称于世。识音善文，富有才华，他曾由友人推荐给楚襄王，但并没有得到襄王的重用，只不过做一文学侍臣而已，并遭嫉妒，一直郁郁不得志，虽不满现实，苦闷抑郁，却不能直言谏诤，最后，不得已离开郢都，生卒年均不详。那么，说他是一个“持宠固禄”、“阿依取容的帮闲”，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显然是肆意贬低。
那么，说他是赋祖和赋圣是否是对他的拔高呢？
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记载来看，是宋玉在屈原去世之后，别开生面，创立了赋体文学。继司马迁之后，后人多认为赋的创作始于宋玉，如任昉《文章缘起》说：“赋，楚大夫宋玉作。”程廷祚《骚赋论》亦云：“或曰：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陈第《屈宋古音义》也说：宋玉之《高唐赋》、《神女赋》“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子虚》、《上林》，实踵此而发挥畅大耳”。宋玉为“赋祖”当之无愧。
前人关于赋圣之称，有说是司马相如的，有说是宋玉的。
如明代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说：“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而清代的程廷祚在其《骚赋论？中》明确说，宋玉为“赋家之圣”。
那么，谁是赋圣呢？
如果从数量上来看，宋玉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微咏赋》、《御赋》（残篇），共十四篇。司马相如有《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梨赋》（残句四字）、《鱼菹赋》（仅存篇目）、《梓桐山赋》（仅存篇目），共九篇。显然司马相如的赋作数量远不及宋玉。
如果以原创而论，宋玉则是赋体文学的开创者。根据吴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司马相如则是宋玉的因袭模拟者。例如，宋玉创作了赋体文学的姊妹篇《高唐赋》、《神女赋》，司马相如模仿而创作《子虚赋》、《上林赋》；宋玉创作了《讽赋》，司马相如因袭而创作了《美人赋》。”（吴广平《宋玉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第188页）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九辩》）
这是中国文学最早的悲秋主题。钱锺书先生说《九辩》充满了深深的感伤情绪，“凡与秋可联系着之物态人事，莫川：‘蹙’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涂’，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第628页，中华书局）宋玉作为中国感伤文学的创造者，其代表作是《九辩》，它把秋景秋物，秋色秋声，与诗人的悲剧命运、时代的衰败景象结合起来写，既描绘出秋风萧瑟、草木摇落、霜寒月冷，与群雁辞归、秋蝉悲鸣、蟋蟀哀泣这种时序的变化和感觉的凄凉，也表现了登山临水的别情、贫士失职的悲愤，以及羁旅无友的寂寞、人世坎坷的哀怨。
“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绩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襛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貌丰盈以庄妹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嘹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神女赋》）
这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艳情主题。作者在《神女赋》中用了近四十句的篇幅写神女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光彩照人的容貌、婆娑多姿的体态等等。宋玉笔下的女性，以其美丽、温柔、多情，构成一种诱惑，一种与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现实社会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美的诱惑，就在这诱惑之中，禁不住涌出一股激情，几分灵感，从而创造一个个美艳绝伦、温柔多情的虚幻形象，以消解人生的孤寂与心灵的创痛，引向一个和美而温馨的境界。
作为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时代的宫廷文学侍臣的宋玉，目睹了现实的荒唐、政治的腐朽，经历了人生的多重坎坷，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一颗孤高而又脆弱的心灵使他无可奈何，只有凭一支笔来倾诉感伤忧怨的情怀。宋玉深知，没有人能拯救他的灵魂，唯有自救。于是，把来自神话、传说、宫廷、民间的美艳的神、人或事，精心加工，刻意创造，使那些女性美得超绝人寰，使那些荒诞故事艳得使人惊奇。似乎正是自我虚构的温馨世界才使宋玉那颗感伤心灵得到安宁与抚慰，而不至于走向屈原自我毁灭式的人生悲剧。因此，在文学上，宋玉没有选择屈原《离骚》、《天问》的创作方式，而是选择了感伤与艳情，其必然性显而易见。
如果以文学主题与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而论，宋玉赋体文学中的感伤与艳情远胜于司马相如。后世的感伤文学大多可以追溯到宋玉，虽然宋玉只是在其《九辩》中列举了远行、送归、失职、羁旅等人事方面的事例，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作者对惨淡人生与衰败时代的愤懑，深刻揭示出“士不遇”、“生与死”等重大的悲剧主题。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将宋玉与屈原并论：“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两汉、魏晋时代赋体文学中“悲士不遇”主题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等是直承宋玉“贫士失职”的感伤情调而来。宋玉又为“悲秋之祖”，举凡潘岳的《秋兴赋》、李白的《悲清秋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等，无不受宋玉的影响。
此外，宋玉对女性世界的过分倾心赏悦，为女性美所作的大事铺陈的华美文字与故事，成了中国言情文学最早的艳品，并且给后世文人利用这类艳情文学提供了经典性的依据。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闲情赋》……直至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子赋》等等，就是对宋玉艳情文学最典型的承袭。
由此而论，称宋玉为“赋圣”亦当之无愧。
赋圣长逝矣，遗迹已无存。翻检历代咏赞宋玉之诗词，唯有杜甫《咏怀古迹》其二最能为读者动情：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孟修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