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先生生前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毕生为保护长城奔走四方，对长城研究有着深厚的造诣，被誉为“长城研究第一人”。
但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罗哲文先生钟情一生的长城，除了那条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横亘祖国北方的万里长城外，他的心中始终还牵挂着另外一条少为人知、神秘莫测的长城，那就是楚长城。
楚国在武王、文王、成王、穆王时期（约从公元前741年至前641年），国力逐渐增强，并将势力范围慢慢覆盖周边地区，灭掉了周围几十个小国，扫清了通往中原的道路。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其时尚不满二十岁。这位年轻的君主“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令诸侯刮目相看。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北上争霸，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庄王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威播四方，使楚国霸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后人称之为“天下大事尽在楚”。
庄王后期的楚国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为防备晋、齐的进攻，楚国开始在北部边境地区修筑一系列叫做“方城”的城墙。
楚国修建长城一事，在文献中亦有反映。如《左传？僖公四年》记载，公元前656年，春秋霸主齐桓公率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楚国派使者屈完见齐桓公，陈以利害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意思是齐军是越不过“方城”这条防线的。屈完所说的“方城”，就是楚长城。《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类似记载：“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此外，《汉书·地理志》也明确指出：“南阳郡，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根据上述文献资料综合考证，楚长城的位置，西起今湖北竹溪县，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长度近500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道长城正好处在当时楚国都城郢都的北方，对于防御较为强大的诸侯邻国秦、晋、齐等的进攻，至关重要。
楚长城的修建很可能在楚文王灭申置县之后，即公元前688年之后，最迟应修建于公元前678年灭邓之后。据文献记载，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楚齐召陵会盟之前，楚长城已开始发挥作用。
楚文王继承武王的开疆拓土战略，国力日渐强盛。这个时期周天子王道中落，诸侯国越来越强大，开始出现诸侯称霸局面。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率诸侯之师惩伐不尊周礼的国家。楚文王向北扩张，伐申灭邓的同时，也面临着齐国的威胁。那时楚国尚未强大到可与齐国一争高下，因而继续修筑长城以加强防御。
从《左传》第一次记载“僖公四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到《史记·楚世家》说“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即最后一次利用方城，间隔了376年。如按楚国修建方城的时间在公元前688年稍后计算，方城的修造和使用时间长达400余年。这400多年正是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不断加剧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方城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修建最早的长城，也是建筑和使用时间最长的长城。所以，当1998年6月，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游览北京慕田峪长城时，曾问道：“这是否是中国最早的长城？”当时，陪同一旁的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回答说：“这不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中国最早的长城是楚长城。”
而被誉为“长城研究第一人”的罗哲文先生与楚长城结缘，则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罗哲文先生开始参与长城维修项目，与长城有了很多接触。为了使导游更准确、更科学地介绍长城，他编写了一本《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的小册子，其中涉及楚长城的介绍。他写道：“关于楚长城的建筑形式，由于保存的遗址尚未查清，目前尚不能确证，但从历史文献记载上我们还能得知一些情况。”也正是从那时候起，罗哲文先生开始关注和研究当时鲜为人知的楚长城。
长城有别于一般城墙或方或圆的形状及封闭状态，是非封闭的、有一定长度的城墙，还具有军事防御功能所需的烽火台、关口、壕堑、关堡等。同时，长城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是单个防御性的城墙，后来由这些单个城墙发展成为分布广泛且相互连接的列城，当这个防御体系达到一定的长度时，就形成了长城。罗哲文先生根据毕生对长城的研究心得，认为认定古代长城，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连接墙三个要素。因此，他对楚长城的考察和认定也紧紧抓住这三大要素。
1981年麦收时节，年近六旬的罗哲文先生用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河南鲁山、叶县、方城、舞阳、舞钢、宝丰、泌阳、南阳、邓县、内乡等地，寻找楚长城的沧桑身影。
2007年，83岁的罗先生再次来到河南。在前往叶县闯王寨的时候，车停在一道土垄上，这道土垄东西都望不到头。罗先生沿着叶县及与方城县交界处的土垄徒步考察了数十里，基本没有大的间断。在舞钢市平岭村，罗哲文也发现了同样的遗迹。这道土垄的经行路径，与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卷三十一“叶东界有故城，……南北联绵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的记载完全吻合。综合实地考察结果与文献记载，罗先生认定这些“貌不出众”的土垄就是楚长城。
此外，著名学者杨宽先生也认为楚人筑有长城，且多在河南平顶山境内。
中国长城研究会会长成大林先生在叶县境内考察时，认为河南民间所说的“土龙”即土垄是修建年代不晚于战国的楚长城遗迹。2009年，他在叶县保安镇境内的楚长城考察时，在一处遗址上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陶器残片，为确认楚长城找到了关键的实物证据。
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认为，从公元前688年楚灭申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的460多年间，豫南的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属于楚国辖地。后经东晋、南宋、明末，虽也有过小规模的短期战争，但均没有修建大规模长久性军事防御工程的必要。在平顶山及南阳境内发现的古城寨数量多、规模大，寨与寨之间有联系，且城寨均位于关隘要冲，应该是春秋时期楚国所修长城遗迹。由于修建年代最早，所以，他形象地将楚长城称之为“长城之父”。
2010年，河南省文物局正式对外宣布，通过田野考古学的方法，经过数年探索，确认找到了被称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第一次确定了楚长城的地理位置和走向。拂去神秘的面纱，楚长城的面目清晰呈现在世人面前。
横亘千里的楚长城为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早期，距今已有2600余年的历史。在河南境内，楚长城主要分布在豫南的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4市的25个县（区）。从现存遗址的情况看，豫南楚长城分北线、东线和西线，整体轮廓略呈“∩”形，故称“方城”。楚长城的构筑风格各异，如叶县夏李乡高楼山以东及方城县杨楼乡的楚长城特点一致，即以绵延几十公里的人工修筑的墙体为主；舞钢境内的楚长城则是山险和扼守山谷的人工修筑的墙体相结合，共同组成防御线；泌阳境内的楚长城则是凭借山险，以关堡或城址扼守古道、关口为主的防御形式。
总体而言，楚长城是依地形（高山、低山、古道、河口、关隘等）修筑呈带状密集型分布的整体相连的关城，形成一个庞大的战略性军事防御体系。楚长城与以后的秦、汉、明时期的长城相比，稍显古朴、单调，但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
2011年，河南省方城县有关专家和领导来到北京，向罗哲文先生汇报了方城楚长城的考古发现，年近九旬的罗哲文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方城存在楚长城，验证了我五十多年来坚信楚长城必然存在的判断，也圆了我多年的心愿。这是中国长城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更是我新年收到的最好礼物。”欣喜之余，罗先生题写“中国方城：天下第一古长城”，并即兴赋诗：“闻说方城现楚垣，遥看北塞望南天。千年疑案今终断，爱我长城不朽篇。”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区，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楚国在今竹溪一带曾修筑过长城。那么，湖北境内如今是否有楚长城遗迹呢？如果有的话，究竟有多长？具体分布在哪里？
2008年，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湖北省组建以省古建筑保护中心、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十堰市文物局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长城资源调查队，展开楚长城资源田野调查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基本上摸清了湖北省境内长城资源的“家底”，掌握了湖北长城资源的特点，丰富了中国长城资源的内涵，对深入研究湖北省乃至楚长城资源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湖北境内古长城地处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地区，因此一直藏在深山无人知。通过这次调查，发现了一批墙体、烽火台、关堡等长城遗存。其中长城墙体37段，总长度接近18公里；关堡9个，敌台9个，铺房5个，烽火台2个，主要分布于鄂西北竹溪、竹山与陕西的分界线上，包括竹溪、竹山、郧西、郧县、丹江口、房县等地。历经岁月磨砺和人为破坏，湖北境内的长城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
通过综合文献、考古等诸多证据初步判定，湖北省现存的长城遗存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多个历史阶段形成、演变发展而来的。
湖北古长城修筑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楚国与诸侯国之间的防卫。后世地方官员为了保护地方安定，也曾修建和加固，比如竹山、竹溪一带现存的碑刻，即记有清朝嘉庆年间修筑防御工程事宜。
湖北古长城的修筑，主要是利用天然的山势，人工与自然相结合，一般由断断续续的石墙或土墙、众多的山寨、天然的山体构成，其选址、布局、砌筑方式等有别于八达岭长城等北方古长城。
作为一项影响大、分布广的重要文化遗产，湖北古长城一直鲜为人知。此项调查结果不仅为长城资源的切实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同时也为研究我国长城遗存的多样性增添了新内容。
楚长城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修建最早的长城，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长城，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长城之父”。在楚长城所经过的楚国故地，当地老百姓亲切地将楚长城称之为“土龙”。土龙，一个多么朴实的名字，一个如此传神的称呼，它虽然不如万里长城巍峨壮观，但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体现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内涵，见证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
（刘玉堂张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