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魏大别山和奔腾长江水之间夹着鄂东黄冈地区（旧黄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东与安徽接壤，西与九省通衢的武汉毗邻。山川瑰丽，英气凝聚，人文荟萃，云蒸霞蔚。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代词宗、豪放派首领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就是被贬于黄州时写下的。鄂东的风流人物，史不绝书。远的如世界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就曾生于斯，长于斯。明清两代，这里出了一千八百名进士，几占鄂省之一半。近现代史上，此地更是人杰辈出。其中有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闻名全球的学问家、科学家。参加辛亥革命的鄂东志士约百余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与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鄂东籍竟有数百位之多。近现代鄂东的名流学者很多，仅蕲春县在20世纪70年代就以教授县闻名全国。我们在这里所作介绍，万不及一。
以下我们略为说一说黄侃、李四光、熊十力、闻一多、汤用彤、王亚南、冯文炳、胡风、徐复观、胡秋原、叶君健、殷海光等学者（其中的哲学思想家熊十力、汤用彤、徐复观、胡秋原、殷海光等，我们将在下一篇集中介绍）。
黄侃（1886—1935年），字季刚，蕲春人，国学大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在经学、文学、哲学，特别是音韵学与训诂学方面造诣甚深。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中华大学、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创立了我国古文字音韵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派，即“章黄学派”。“章”即章太炎，黄侃曾拜章太炎、刘师培为师。程千帆先生说：“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辞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黄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肯轻易写书，生前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五十岁以前不著书”，结果他死于五十岁。他的《三礼通论》、《声类目》等已写定，其他书稿凌乱。他读书破万卷，在书籍的天头地脚写有大量的批注。现有影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与后人整理出来的著作有《文心雕龙杂记》、《黄侃论学杂著》等书。他一生瞧不上一些人读书浮光掠影，不能坚持把一部部书从头到尾读完，讥讽为“杀书头”。他临终前因胃溃疡大吐血，但仍坚持把正在读的一部书圈点完毕，才撒手归西。
他曾与宋教仁等一道参加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系列文章。1911年为《大江报》写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直言造反，鼓荡民气，风传三镇，致使当局恼羞成怒，查封报馆，逮捕正副主编，酿成“大江报案”，成为武昌起义的序曲。民国四年，刘师培等筹安会拥立袁世凯称帝，拉拢知识分子，黄侃坚不参加，影响了很多知识人。与刘师培相比，黄侃一生大事不糊涂，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晚年黄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非常愤慨，深忧国难。
李四光（1889—1971年），蒙古族，原名仲揆，黄冈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家贫，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来武昌读高等小学堂，青年时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最小的会员。辛亥革命后，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18年回国效力，任教于北京大学。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部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址。1950年后，历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他指出，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黄海、东海和南海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渤海、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的彝良大关、松潘、唐山……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早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当年腊月，为庆祝光复，黄冈四杰――吴昆、刘子通、李四光与熊十力聚会于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共出一纸，顺次挥毫。吴崑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闻一多（1899—1946年），原名闻家骅，出身于浠水县一书香家庭，13岁考上留美预备清华学校，22岁（1922年）去美，到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他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闻先生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国学经典的整理与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下了很大工夫，其成果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愤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闻一多的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在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的闻一多先生追悼会上，朱自清先生评介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朱先生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中国神话、对《楚辞》、《周易》、《诗经》、《庄子》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民间传说，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
王亚南（1901—1969年），黄冈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王亚南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来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伙伴――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亚南和郭大力用十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首次全译《资本论》三大卷，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
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专著：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
王亚南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
民间传说，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腿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冯文炳（1901—1967年），笔名废名，湖北黄梅县人。著名文学团体语丝社成员，现代小说家。1952年起在吉林大学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被选为吉林省人大代表，并任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
在我国现代文坛上，冯文炳是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可谓是楚地的一个奇才。1907年6岁时始入私塾读书，1911年入县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16年到武昌入启黄中学就读，开始接触新文学。
1917年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其间深受“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20年省一师毕业后，任教于武昌完全小学，业余时间学写白话诗文，开始与周作人通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常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国文学系，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25年10月冯文炳先生开始用“废名”的笔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陆续出版的有《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等。其作品多写故乡普通劳动者，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创的艺术风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故乡黄梅任中小学教员，其间他精研佛学，在冯氏祠堂里写成了《阿赖耶识论》一书。抗战胜利后，冯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名著》、《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创作反映黄梅避难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文炳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授。在吉林省工作期间，冯文炳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先后讲授《写作实习》、《杜诗研究》、《鲁迅的小说研究》、《新民歌》、《美学》等课程。
冯文炳为京派小说家，其作品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诗化的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而被人们称为田园小说和诗化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他受到古代诗词的影响。朱光潜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关于冯文炳与熊十力先生的交游，学界曾传为美谈。废名与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先生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十分尊重他这位同乡前辈熊十力先生，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之辩难。每有争执，双方都面红脖子粗，终至扭打，废名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他们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这在北大传为笑谈。足见他们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感情自然流露。1936年，废名的儿子满周岁，熊先生还去拜访，送六块银元祝贺。抗战胜利复员后，1947年熊先生在北大与废名同住。彼此见面，少不了唇枪舌剑，争论的焦点是佛学。废名认为熊先生曲解了佛学，熊先生则认为应超越佛学。
胡风（1902—1985年），原名张光人，蕲春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诗人。现代文学史上“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到日本留学，参加日本共产党。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
1952年开始受到批判。1954年，针对文艺问题提出30万言意见书，结果酿成全国性的大的政治运动：清查、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与夫人梅志乃至文艺界、文化界多人从此陷入冤狱。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
叶君健（1914—1999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笔名马耳，中国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君健停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投身到抗战的宣传工作之中。1938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辗转于武汉、香港、重庆等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外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又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师。他在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后来被收为英语和世界语两个集子出版。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任中国抗战情况宣讲员，到英国各地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重新开始一度中断了的小说创作。抗战胜利后，叶君健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进修，做欧洲文学研究员，用英语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蓝蓝的低山区》，长篇小说《山村》、《他们飞向前方》等。这些作品都是出于向国外读者“解释中国”的目的而创作的。
1949年叶君健回到祖国，又投身于宣传家的事业，历任辅仁大学教授，文化部外联局编译处处长，《中国文学》副主编，长期主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是民盟中央委员，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他著有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旷野》、《远程》），散文集《两京散记》，短篇小说集《叶君健小说选》、《叶君健童话故事集》等。另外有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等。
作为世界知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叶君健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叶君健的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的意境与韵味，以及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
《安徒生童话》现有80多种文字的译本，丹麦报纸有评论认为中文译本是最好的。文中认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做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为此，丹麦女王曾隆重授予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滋润了我们几代人，其中，叶君健先生功不可没。
以上这些学者、文学家风格迥异，各具情采，他们的坎坷命运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他们的开创性与坚韧刚毅的品格除了与家庭、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外，亦与鄂东的人风、学风有着不解之缘。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至现代，鄂尔地区人才勃兴，蔚为壮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文景观呢？这似与鄂东地区的社会风尚和地理环境不无关系。首先，鄂东地区自古就有重教兴学的传统。其次，鄂尔乃鄂皖赣三省交会之地，吴、楚、皖文化交汇碰撞，儒、释、道衍生杂糅，在多种文化思想的滋养下，鄂东历代人才辈出。再次，近现代鄂东文化生态很好，古今中外思想充分交流，清末士绅、学者、商人走南闯北，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此地与九江、武汉相邻，新思想传入相当快捷。从黄侃到到叶君健等学者与文学家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些踪影。
（郭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