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庖丁解牛，虽然“游刃有余”，但是每次解牛的时候，他总是小心谨慎。解完牛，虽然“踌躇满志”，但不露锋芒，随即把刀揩干净收藏起来。这心里上的警觉和行为上的收敛便是自处之道。
“庖丁解牛”的故事见于《养生主》，而它的旨意却在《人间世》上更具体、更细微地发挥出来。后者的前一半文章，先叙述人世间的混浊难处，而后说出涉世的态度。后半部则多抒发自处之道，和“庖丁解牛”旨意相通。
《人间世》首先说尽了世间艰难。其所以艰难，乃因世间的混浊，而混浊当然是由统治阶层造成的。
由是，庄子假借孔子和颜回师生两人的对话，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黑暗面，如：统治者的一意孤行（“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视民如草芥（“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和只要贤能的臣子有爱民的表现，就会招忌而卒遭陷害（“修其身以下伛人之民故人君，因其修以挤之”）。
若要和这样顽强暴虐的统治者相处，或进一步想去谏说他，便很困难了。“他一定会乘人君之势，抓着你说话的漏洞，辩倒你。这时，你会自失其守，眼目眩惑，面色和缓，口里只顾得营营自救，于是容貌迁就，内心无主，也就顺他的主张了。这是用火去救火，用水去救水，这就叫做帮凶了。”（《人间世》）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形，有什么法子呢？
庄子假托颜回前后提出了三种对应的态度：
1.“端虚勉一”——外貌端肃而内心谦虚，勉力行事而意志专一；
2.“内直外曲”——心里耿直而外表恭敬；
3.“成而上比”——谏诤时引用古人的成语。可是，庄子又借孔子的嘴，肯定统治者是积重难返，不可感化的！孔子又提出要“心斋”。“心斋”之道，乃要人做到“虚”——不要对外界的东西耿耿于怀，要能泰然处之。达到这种心境以后，才可进一步谈处世之道的要诀：
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绝迹易，无行地难。
庄子认为，在世网之中，要赴之以“游”的心怀，不被名位所动。而且，和这样乖谬的统治者相处，态度应该是：“能够接纳你的意见就说，不能接纳你的意见就不说。”不必逞一时之气，强使其接纳。
他又认为，应世之难，莫过于君。而人间上是无往而无君的，不管是直接或间接，总要和统治者接触，发生关系，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事。因而庄子反复地说明涉世相处的艰难，并指出对应之策。在凶残的权势结构下，他提出“无用之用”，对统治阶级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提醒人们：自处之道，首在谨慎行事。
庖丁解牛虽然近于神乎其技，可是他每次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就特别小心谨慎。在《人间世》内，庄子也一再提醒人不要像“志大才疏”的螳螂一样，自恃本事大，“怒其臂以挡车辙”，结果遭殃的还是自己。
才智之士，处于乱世勿须小心的，不要夸耀自己的才能，才能外露时会招忌于人，这是启争之端。因而，庄子看来，在这“福轻乎羽，祸重乎地”的年头，才智人士应知藏锋，藏锋的妙策，莫过于以“无用”而藏身。
肯定真知
许多学者以为庄子是否定知识的，但这只是皮相之见。
庄子在《养生主》内，说了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引起了普遍的误解。他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的确，“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这是没有人怀疑的事实。庄子再提出警告：如果“以有限的生命却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疲困不堪了。”由于庄子对人类的认知能力与知识范围，做了一番深彻的检讨与反省，因此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再看《秋水》篇，庄子对于这观点有更清楚的引申：计算人所知道的，总比不上他所不知道的；人有生命的时间，总比不上他没有生命的时间；以极其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知识领域，必然会茫然而无得。
庄子对于生命的限度和知识的范围做了一番审查，认为以有限的生命力去追求无穷的知识范围，是人类能力所无法达到的。若在能力以外的地方去挖空心思，必然会茫然而无所得。这也正是庄子提醒人们：“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原因了。
由于知识是浩瀚无边的，而人类的生命和认知能力却有限。因而庄子认为，这认识或许对于匆促的人心是颇有益处的：当知识的探求已超出极限范围以外，便应适可而止；对于我们能力所不能达到的事物，亦应安于无知。所以庄子说：“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庚桑楚》）。致力于划分人类理解力的能限，我们就更能深一层体会庄子的用意了。
《庄子》书中确有反对“知”的言论，然而他所反对的，乃是世俗之知，是“小知”。据我的分析，不外属于下列几种情形：
1.世俗之知不过是适时应世的口耳之学。
2.世俗之知多属感觉之知。这一类的“知”可开扩欲的范围与满足的需求。然而也仅止于取足另一口体之养。
3.智巧之知为启争之端，宜加以摈弃。庄子所谓：“知出乎争……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智”往往成为人们互相争辩的工具，用来夸耀自己。这里的“智”，乃指运用心机，最为庄子所鄙弃。
4.“小知”只是片面的认识，往往偏执一端、拘于一隅而自以为是。所谓“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各以所见为知，各以所守为是，这一切都是主观意念与成见所造成的。
世俗世界“小知”的形成乃由于“不拘于虚”、“笃于时”、“束与教”（《秋水》）——受空间的拘囚、时间的范限以及礼教的束缚所致，所以是一种封闭性的见识而已。《秋水》篇中，庄子还借一个寓言，讥讽这类小知小见者：
你没有听到浅井蛤蟆的故事吗？这蛤蟆对东海的大鳖说：“我快乐极了！我出来在井栏杆上跳跃，回去在破砖边上休息；在水里游的时候，水就浮起我的臂腋、支撑着我的两腮；踏在泥里的时候，泥就掩盖着我的脚背。回顾井中的赤虫、螃蟹与蝌蚪，都不如我这般的逍遥自在，况且我独据一池井水，跳跃其间，真是快乐到极点了。先生，你何不常进来观赏观赏呢！”
东海的鳖左脚还没有跨进去，右膝已经被拘束了。于是乃从容地退却，把大海的情形告诉它：“千里路的遥远，不足以形容它的大；八千尺的高度，不足以量出它的深。禹的时代十年当中有九年水灾，然而海里的水并不增加；汤的时代八年当中有七年旱灾，然而海边的水并不减退。不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改变，不由于雨时不时的多少而增减，这也是在东海的大快乐啊！
浅井里的蛤蟆听了惊慌失措，茫然自失。
河伯的“欣然自喜”和井底蛤蟆的“跨跬坎井之乐”，写尽了小知小见久固蔽，一旦到“大方之家”的真知灼见，便豁然开通。由此可知，庄子并非要贬抑知识或抹杀智慧：
1.任何一件物象，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得出不同的印象；你从这面看就看不见另一面，他从另一面看就看不见这面，有因而认为是的，就有因而认为非对待，而产生了是非，同时，人总认为自己“是”而别人“非”，因而坚持己见，争论不休。事实上若能互相易地而观，则是非争论自然消失。惟怀有真知才能从整体性着眼，并从每个角度做全面观察。所以真知乃能“照破”是非对待，而达成全体的观照与全面的透视。
2.真知不拘限于形迹。这观点见于《秋水》篇河伯和海若的寓言中：
河神说：“世人的言论者都说：‘最精细的东西是没有形体的，最广大的东西是没有外围的。’这是真实的情况吗？”
北海神说：“从小的观点去看大的部位，是看不到全面的，从大的观点去看小的部位，是看不分明的。‘精’是微小中最微小的；‘埒’是广大中最广大的；大小各有不同的方便，这是情势如此。所谓精小粗大，乃是限于有形迹的东西；至于没有形迹的东西，便是数量都不能再分了；没有外围的东西，便是数量也不能穷尽了。可以用语言议论的，乃是粗大的事物；可以用心意传达的，乃是精细的事物；至于语言不能议论，心意所不能传达的，那就不局限于精细粗大了。”
知识的领域不局限于有形世界，所以思想角度不宜拘于物象、役于语言。
3.人要了解知识的对象，知识的性质；了解人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了解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如超出此范围，便应安于无知。
4.了解物物之间的对待关系，并要超出事物的对立性而体味和谐之美。
5.扩大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信念与信心，注意天（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取消人和自然的对立，而与自然相和谐。人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如同大我，个人如同小我，在本质上是如一的。所以人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内，应取法乎自然——人类的生为与行事，都应合乎天然的运行——一切顺其自然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