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以直接继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前代文化的载体，而所谓“多能明之”，不同于后来“百家之学”的偶尔“时或称而道之”，是一种明确的理解与接受。联系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求”的精神及其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向往与赞誉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邹鲁先生们的确是以继承一脉相传的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文化承传意识。而春秋时代的鲁国，保留前代文化最为完备，也为孔子及其弟子们承传前代文化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百家之学”中的其他各派，普遍带有反传统的色彩，与孔孟儒学以继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为主的基本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在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的态度，相对来说，确实比较保守。
但应当指出的是，孔子所要保守的，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或仪文制度，而是体现于所有古代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文化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礼乐的器物层面和仪文层面并不重要，当然可以也应当变革、损益，所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觚不觚”，也可以勉强“觚哉，觚哉”！（《雍也）。“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具体的仪文器物、礼仪形式、书可择其适用者用之，当然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损益创新。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同样也是如此。
孔子所欲固执而承传的，是超越器物仪文层面和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正表现了孔子对于这一深层文化精神传统的执著信念与承传意识。要说孔子“保守”，其保守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孔子之所以被人视为传统文化精神首屈一指的传人和代表者，与他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文化承传意识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种深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因为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理想中，就包含着肯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内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文化精神的主体的人在承传前代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应当也必然会对之加以扩充与创新。事实上，孔子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精神，虽然可以在尧舜禹汤文武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孔子本人的扩充与创新。
但是，扩充与创新，同断绝与废坠，是根本不同的。在孔子看来，传统文化精神尽管可以损益，但继绝与废坠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之所以坚信“天之未丧斯文”，即源于这样一种信念。
深层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显示其内在生命特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之所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不只在于衣食住行等器物层面上的不同，也不在于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某种集体的深层文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那么即使这个民族作为生物的存在（种族）依然子孙繁衍，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孔子虽说：“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但有君无君的问题同文化精神存亡继绝的问题比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与此有关。
三
每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的时期。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就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面临考验，甚至出现存亡继绝的危机。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孔子的时代，人们受政治、经济变革的功利目的的驱动，“斯文”的价值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忽视，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显然面临着相当的危机。孔子多次感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卫灵公》）。“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八佾》）。文献的散佚，还只不过是斯文危机在文化载体问题上的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颜渊》），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甚至在亲受孔子之教的门弟子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政治经济的功利目的，已经把读书为学挤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乐于经商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八佾》），显然也含有为了经济价值而牺牲文化价值的考虑。宰予心安理得地向三年之丧的必要性提出挑战，表现出对孔子所坚持的传统仁道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孝道）的怀疑。当时整个天下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大师执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辽适蔡，四饭缺适秦……”（《微子》）。专职文化人纷纷作为鸟兽散，“斯文”断绝的危机，在当时确实已经触目惊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信“斯文”不会扫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孔子讲到天与命的地方不多，也不曾对天命的含义加以发挥，但上面几条点到天命之处，实具有某种宗教情怀和超越的含义。这本身也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表现。按照后来思孟一派儒家的发挥，文化精神仁道理想达到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怀的超越信念，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中庸》），而在孔子的意识中，天之不丧斯文的信念，也已经与某种宗教情怀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信念当然也并非全无现实的依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只要真正有价值，斯文就不会坠地，文化就不会断绝，并不在乎统治者的提倡与否，亦不在于“大腕”们赞助与否。
然而信念与可能性是一回事，文化传统是否真能渡过现实的危机而承传接续下去则又是一回事。社会巨变的动荡时期，文化精神与普遍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往往是尖锐的。这种冲突在极端情况下恐怕未必不会导致某种文化精神的断绝或消亡。世界文化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因此，文化传统只有通过文化主体自觉的承接传播，包括在承传过程中的自我批判与改造工作，来回应新的社会环境提出的挑战，才能生存发展下去。这样的工作，往往必然地落在少数具有浓烈的文化生存悲情和文化生命意识，而且不计较政治经济功利得失的知识分子身上。春秋末年，历史选择了孔子来担当这一使命。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斯文”与客观环境出现巨大矛盾之际，在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的时代，仍然坚信“斯文”不可废弃的价值，怀着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情怀的坚定信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执著民族深层文化精神的承传接续，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改造和传播而努力奋斗。
孔子曾试图通过从政的途径，来拯救“斯文”的危机，实现其仁道的人文理想。可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中，虽然在遇到嘲笑、讥讽的同时，也曾受到过相当的礼遇与尊敬，但终究没有哪个政权正式任用他。尽管没有人公然说斯文一钱不值，尽管也有人认识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预感到斯文终究还会有再振的时候，但彼时彼刻，却似乎无人愿意负担起供养“斯文”的代价。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难解释为是由于孔子坚持要恢复某种旧制度，而当时的各国都已经是由新派人物当权的缘故。当时作为孔子人文理想对立面的，并不是某一种新兴的或保守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日趋鄙俗的反人文精神倾向。如果说孔子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则当时名义上的周天子尚在，孔子尽可以投奔其麾下，为重整周天下尽犬马之力，然而孔子没有也不会这样做。孔子的文化生存意识正体现于他决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文理想来迎合任何政治势力，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恰好相反，他栖栖惶惶周游列国，正是为劝说各种政治势力来适应他的人文理想。这与后来战国游士简练摧摩，练就三寸不烂之舌，怀揣一肚子奇谋诡计去为人主出谋划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在从政的尝试遭失败之后，孔子曾一度有过迷惘、困惑，感叹“吾道穷矣”，产生过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但他最终没有放弃继承传播斯文的努力。到了晚年，孔子仍然“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致力于教授弟子，整理典籍，传授斯文。他不为政治经济的功利目的而牺牲斯文的价值，却宁可牺牲自己的政治生涯与经济利益来成就斯文的生存。“君子道以为志”，“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尤贫”，“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通过“有教无类”的大众教育来传播斯文，使前代文化遗产从王宫下放到民间，使传统的人文精神扎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础。西周以前的许多文化典籍，经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传了下来，孔子坚持的仁道的人文理想，也由他的弟子们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动力之源。
孔孟儒学所坚持的人文理想，虽然在当时急功近利的社会潮流下命运极不佳，但到了后世，其价值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承认与尊重。虽然我们不可否认孔孟人文理想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在历代也会受到帝王们的歪曲利用这一事实，但就人文理想本身而言，是超越任何王权政治的，不失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即使在今天，如果要问有什么思想学说可以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资源，要问中华民族在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精神宝库中有过什么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恐怕也只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仁道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