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平生都把奖掖人才视为极大的快事。他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若能身体而力行之，庶乎其免于大戾矣。”他正是从这种信念出发，去发现别人的长处，加以鼓励，使之发挥更大的才能，并以表彰他人作为引导，来启迪后进，要求部属加以效法。譬如，他推许胡林翼平实质朴，不用权术；李瀚章廉正诚朴，吏事精赅；称赞彭平麟任事勇敢，励志清苦，有古烈士风；李元度血诚果毅，陈达戎机；褒扬李续宜、李续宾兄弟善抚士卒，处变不惊；表扬王蜜熟悉地理，军事民主；陈士英历着战功，所部士勇精悍得力等等。这种以宏奖为主的教育方法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因为，它对被表扬者是一种鼓励，对其他人则是一种教育和启发，而表扬者本身所主张所提倡的东西也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向大家公布。对那些有过失、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曾氏不是当众予以斥责，而是进行个别谈话，指出其过失和错误，甚至进行严厉的批评。这样，使被批评者既能看到自己的过错，又未在众人面前失去面子和威信，有利于被批评者更好更快地改正缺点和错误。
再次是从言行、志趣品性中去识别、发现人才。曾国藩虽重视考言，“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但他还主张看一个人的言行和志趣品性以及实际任事能力如何。正如薛福成所指出的：“曾国藩知人之鉴，超铁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曾氏把说话有条理、不讲大话作为挑选人才的条件之一。他认为，择吏之道，“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挑选官吏是这样，择选将才也是如此。他说：“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宜有条理，利心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为什么曾国藩要把说话有条理、无妄言作为选将择官的一个条件呢？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官或武将，说话有条理，即善于思考、思路清晰，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素质，是一个起码的条件；而说话无条理，则说明思维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人是不能当官为将的。事实上，湘军将领中文人从军者不少，有些人好说大话，或自恃有才，目中无人，或好大喜功，讥笑别人无能。曾国藩对这样的人很反感。他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李鸿章虽才智卓绝，但初因历练较浅，颇有傲慢之习，曾国藩当着别人的面，不愿纳李入幕；后虽入幕，曾氏也常以严辞教训，使之日敛傲气。又，李元度文人习气颇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其中第一条就是戒浮，即“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曾氏多次表明，湘军历来不喜欢重用说大话的人担负将官之职。他最钦佩李续宾的稳重无多言：“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公端凝敦笃，爱人不尚美言，而意溢于色，色余于辞。”李氏所表现出的这种“拙诚”个性，大为曾氏所赞赏。曾国藩还常提醒部属：“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他尤其告诫他的子弟，要以行事稳重、少言寡语为先。
曾国藩把一个人的操守品行看得很重，把它作为发现、选择人才的条件之一。曾氏自幼饱览孔孟经典，治军之前又致力于程朱之学，因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之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奉为至宝。所以，他把操守、品性、为人如何这一点放在考察人才的重要位置上。他认为，德才兼备可为好官、好将，但在两者之中如只备有一方，那么他宁愿取才能稍欠之人，也不肯取无德之人。因此，他在考察人才时将德行操守、品性为人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曾氏常说，在方今天下大乱、人皆怀苟且之心的时候，特别要看一个人是否为人正派、操守过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全力为统治者效劳，乃至战死疆场也在所不惜。因此，曾国藩对无官气、有操守、品行端正的人特别器重，终生引以为同志，引以为心腹之交。兹略举几例以说明这个问题。
曾国藩很赏识江忠源，早在他奉命出山之前，就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原因就在于，江忠源曾两次千里迢迢分别扶邓鹤龄、曾如碰灵柩回籍安葬，对朋友竭尽心力，有古侠士之风，德信义气颇重。后来，江忠源果真于1853年兵败后投水自尽。
曾国藩很器重罗泽南。罗氏出身贫寒，家无钱买灯油，乃读书于月下，倦则露宿达旦。十年之内，他连丧十个亲人，后又失三子，但不为所折，“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人能够忘却一己之不幸，而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坚毅顽强，屡挫不折，足以担重任、成大业。加之，罗泽南在德行倶优的同时，“学识过人，可与谋军事者也”。的确，罗泽南治军严谨，手下将士均为忠勇烈性之人，最后罗及他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都相继为清王朝效命疆场。
曾国藩也很钦佩彭玉麟。彭氏为人刚正不阿，好义廉明。1855年冬，曾氏坐困南昌，江西境内大部分为太平军所占领。彭玉麟闻讯后即从湖北徒步七百余里赴赣，率内湖水师援解江西之危。曾国藩赞其“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彭玉麟一生有句名言：“不要官，不要钱，并不要命。”他曾十多次辞官不受，将俸禄用做建设长江水师及各地书院之费。曾国藩赞其“淡于荣利，退让为怀”，认为彭氏这种“君子慎度身世，信诸心则蒙大难、决大计而不惧；未信诸心，则虽坦途而不肯轻试”的德行操守，值得大大提倡，这样的兵将，这样的官吏就是人才，可成为国家之栋梁。
第四是从学识深浅、好坏去选择人才。早年的穷读苦学经历使曾国藩养成了一种重视学识的态度，即使是在军旅羁绊之际，亦未尝废弃书卷。他认为，学识如何是关系到人才兴衰的大问题。他要求他的部属，要“扩才识以待用”。他还经常勉励其子弟，要做到学识广博，严守操行。在才与识二者之间，他更看重识。因为他考虑到，一个能够承担天下重任、处理大事的人，首先应具备的是“识”，其次才是“才”，即“以识为主，以才为辅”。鉴于此，曾国藩平时就注意发现和网罗有识之士，并养在自己的身边，让他们充当思想库、智囊团。据容闳粗略统计，前后聚集于曾国藩“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曾的“总督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这些人有的是他过去在湘、京时的学友，如陈士杰、吴敏树、刘蓉、郭嵩焘等；有的由朋友推荐而来，如方宗诚、唐训方等；有的因诗文受知于曾国藩，如俞樾、张裕钊、何栻、黎庶昌、钱泰吉、李士棻等；有的因献计献策而被招入幕府，如李元度、薛福成、汪士铎、李鹤章、屈蟠等；有的由他人之幕转入，如左宗棠、郭崑焘、吴坤修、莫友芝、李鸿裔等；有的师事曾国藩，早年就被发现为人才，如李鸿章、邓辅伦、吴汝纶、洪汝奎等；有的则是在直接对话时，因其言谈招聘而来，如容闳、向师棣、罗萱、汪宗沂等；有的因军、政学识受知于曾国藩，如彭玉麟、王家璧等；一部分人则是于各地访闻时而知有一技之长、学识出众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蓉镜、倪文蔚、戴望等。他们几乎都是有功名甚或已取得最高学历的饱学之士，抑或一时之俊彦，不管以什么形式入幕，都与曾国藩对其学识的赏识有关。
第五是在重视学识的同时，注意一个人的才能大小。曾国藩虽在“才”与“识”之间，尤为注重“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一个人的才能。相反，他认为没有才能的人是不能成大气候、干大事业的。他说，好利与无才干，两者都不足取，但好利之人中尚有可做偏将裨将，即可做助手、副手的人。如果毫无才干、毫无专长，则“决当屏斥”。当然，对于那些有才无德，或有才而德欠优者，他主张“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这就是说，区别对待，择其所长，为我所用。
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眼识，凭其自身经验，摸索出了一套识别将才、官佐的方法。他认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又说：“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这就是说，不管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都应有用世之才具，方能担当挽回衰世的重任。按照这样的标准，曾国藩大胆提拔那些才具卓越的人。如不拘一格，授以起于诸生的彭玉麟、起于外委的杨载福统领水师的重任。又如参将塔齐布、千总诸殿元都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曾国藩便向朝廷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从而，塔、诸二人均被起用为陆军统领。
李鸿章血气方刚，才气过人，思维敏捷，说理透彻，入曾国藩幕府后，除担任文印之职外，对曾氏军事大计的定决亦有较大帮助。I860年，李元度兵败徽州，在对待继续起用李元度与否的问题上，曾、李二人交恶，终促使李鸿章辞幕。但曾国藩不计较李氏的傲骨盛气，念他“才干出众”，复于次年主动邀聘李鸿章重新入幕，随后又委以军事重任，师生重归于好。左宗棠意气豪迈，负非常之才，I860年为湖广总督官文所劾，曾国藩奏请朝廷，说左氏“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为难得之军事人才，从而聘左襄办军务。但后来，曾、左交恶，彼此不通音讯达八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之下，曾国藩仍然称颂左宗棠才能“天下第一”，是经营西北事业的合适人选。
四“广收”与“慎用”--功效显着的用人之法
在这里，我们需要继续考察的问题是，曾国藩的用人方法究竟如何。曾国藩对于因才而用的问题颇有研究。他在读书杂记中专门写有“才用”条。他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犁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俎错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他以良药不当于病、栋梁用于穴道、老牛捕鼠、千里马守门、宝剑劈柴、宝鼎犁田等生动的比喻，说明用人不当则收不到实际效果的道理，强调用才得当才能使“凡材”奏“神奇”之效。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特别讲究用人的方法。
对人才的广收慎用和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曾氏认为：“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他主张用人首在“广收”。不分才大才小，虽一艺一材，罔不甄录；不分区域，多方收罗；不拘身份，尊卑并用。并且强调，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他对其幕僚和部属常常谈到，要把湘军治理好，最要紧的是选好人、用好人。应该指出的是，曾国藩在这里强调的“慎用”，主要是针对“广收”而言的。因为，只有“慎用”才能“广收”，才可以杜绝滥竽充数之弊。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广收”，那么也会有人才缺乏、无从选择之患。因此，他主张“广收”和“慎用”同时并举，不可偏废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