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学生向在台大演讲的王永庆请教：“您能告诉我，您的成功，到底是勤奋重要还是运气重要？”王永庆答：“我负责地告诉你，年轻人，我用一生的勤奋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运气比别人好……”
拾煤鬻茶，生计维艰勤字诀
1917年1月9号，旧历的腊月廿四，这一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年，距离龙年的除夕还有6天时间。就在这一天，在台湾新店一个小山村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和所有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哭声有些不同，有点像新年的鞭炮声。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海军损失惨重，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朝割让台湾岛归日本所有。从此，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台湾人也遭受了长期的摧残。
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久，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在亚洲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由于台湾远离主战场，因此并没有遭受战火的威胁。然而因资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以供战争之需，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战争结束了，王家希望这个抓着龙年尾巴出生的男孩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于是祖父给他起名叫：永庆。
新店的直潭里四面环山，没有平整的土地，只有低矮的丘陵，贫瘠的红土地里净是碎小的石块。这寸草不生的土地却是种植茶树的好地方，人们便以此为生，在开荒出来的山坡上种植茶叶，这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生活，辛苦可想而知。
父亲王长庚也是个穷苦的茶农，以耕作几亩贫瘠的茶田，卖茶叶维持生计。茶叶每年只有春季到秋季大约半年的生意好做，其余半年时间赋闲在家，只得找点零工贴补家用。
直潭里分散住着数百户人家，没有别的生计，生活都很困难。人们害怕走出山林，就这样艰难度日。那时候，日本人在附近的山上开采石矿，需要一些有力气的男人，那是一项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危险的活，然而这样的工作都很难找到，还要四处托人情才行，主要是那时候工业很少，靠力气打工的人很多。
男人们上山打工要住在那里，家里的一切就全靠女人们来做。她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米不够吃，当发现米缸里的米所剩不多时，她们就急切地盼望山上的丈夫能够早些把钱寄回来。如果钱寄慢了，没米下锅，她们就只好先向邻居借一些，熬很稀很稀的粥，勉强度日。一直等到丈夫把钱寄回来，再买米还给邻居。所以，那时候虽然很穷困，但是邻里之间感情是很好的。
在王永庆的记忆里，那时候家里的粮食从来没有充裕过，一日三餐往往只有稀饭，里面可以照见人影。就是这样，母亲还总是把碗里可怜的几粒米捞出来，喂到儿子的嘴里，希望儿子能够吃饱。母爱是伟大的，永庆那时候还小，只知道贪婪地吃，顾不上体会母亲的情。
稀饭总是很快就消化光了，一顿饭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那时候的人们更多的时候都在挨饿，日子过得相当苦。村民们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改善一下生活，预备一些米饭和猪肉，慰劳一下缺油水的肠胃。等年节一过，又开始了吃稀饭的生活。
在当时的社会，百姓生活大多如此，王永庆家自然也不例外。一年辛辛苦苦劳作，只能勉强度日，有时候连肚子都填不饱。孩子们稍大一点的时候，就要帮助家里做点事，而捡煤屑算是一件力所能及的活了，对孩子们来说，也算是最有意思的一项活动。
村子附近有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有专门从狮仔头山运送木材或煤的台车经过，王永庆母子俩像别人一样等在旁，捡拾从车上掉下来的木材或煤块，从中挑出一些好的去卖钱，不好的就自己带回家以备生火烧饭用。
狮仔头山位于台北新店广兴山区，海拔约857公尺，属插天山系，因山形特殊，由远处眺望，极像一头趴在地上的大狮子，而且狮头的部位刚好有一个石洞，像狮口一样，因而得名；由于“狮仔头山”与七星山、土库岳、大栋山并列为北部郊山的“四大名山”。
狮仔头山产煤也同时给直潭里的村民带来了一项副业，村中大部分时间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居住，他们没有什么营生能做，而捡煤屑和木材正好不用花什么本钱，而且不用费很大的力气。
大家等在车道旁边，远远地望着有没有车会过来，犹如望穿秋水的恋人。即使每天过一千辆车，人们也不会嫌多，也不会觉得吵。母亲拉着永庆的手，也同样等在道旁。
然而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竞争，也许王永庆就是那时候开始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和母亲捡煤屑并不比别人占优势，有些煤块还没掉在地上，就已经被人牢牢地抓在手里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他们要比你高大一点，比你灵活。也有运气好的时候，恰好有木材掉到你的脚边，别人虽然不会再伸手过来抢，但还是会多盯几眼，眼神就不那么友好了，然而这样幸运的事情是不多的，很少碰到。
为了捡到煤块，能够卖一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不得不很早就带着小永庆出门，抢在别人的前面，就能够多得一点。也许就是那时候，他懂得了勤快的意义。晚上有些车经过，因为天晚了看不清楚路面，所以有的时候会掉很多煤块或木材。谁去得早，先看到了，就是谁的。运气好的话，一个早晨捡的煤块会比一天捡的还要多，所以很多人都去得很早。
如果去晚了，就要多走路，去很远的地方捡。顺着台车道，慢慢上山，或者走得更远。太远了，那里没多少人愿意去，而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生活就是这样，你只有比别人走得远才能领略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如今的人们会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别墅，欣赏优美的风景，过清静的生活，直潭里就是这样的地方，然而那里的人们却并不为此而感到快乐。
那里群山环绕，绿水潺潺，小山上还有成片的树林，一些不知名的鸟在树林间蹦蹦跳跳地叫着。然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小永庆并不十分开心，他没有多少时间去那里玩耍，也没有心情注意那些风景。他只是希望山路变得更陡峭一点，这样过路的车就会掉下更多的煤或是木材，他就可以多卖一点钱。能够吃饱肚子，就是那时候小永庆心里最大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母亲拉着他的手经常要走很远的路，直到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饿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
最发愁的还是母亲，她要不断地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而算计。
母亲开垦了荒地，种上了各色的蔬菜，这样就有了自己的菜园，吃的蔬菜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母亲总能算计着不让地闲下来，会一茬接一茬地长出不同的菜，如果米不够，就可以用菜充一下饥。
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猪油比金子还贵，做菜的时候只能用一两滴。这样做出来的菜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难吃的菜，母亲吃剩了也舍不得倒掉，要留到下一顿热热再吃。
那时候，小永庆就知道了：只有靠劳动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道理在他那儿已根深蒂固，他时刻不会忘记劳动。如果没有事情做了，他就扫扫地，搞一下卫生，总之要找一点事情做，从来不让自己懒惰，他觉得这样才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有时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要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养成一种习惯。
母亲虽然很少告诉他要勤劳，却是用实际行动来教导他们的。
因为浮现在王永庆眼前的，时常都是母亲忙碌的身影。5岁那年，有一次，出生没多久的二弟永在在床上哭闹，小小的永庆就跳上床，带着好奇与惊慌看着哭闹的弟弟，等待着母亲来哄。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母亲也没有来看一下哭泣的弟弟。这一幕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很久后他才想通，那是因为母亲太忙了，解决一家的生计是比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在父亲上山打工的日子里，母亲要负担家中所有的劳动，地里的茶树要收拾，菜要种，家里还有一堆人的饭要做，母亲每天都在脚不粘地地忙碌着。
通常在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家人都相继睡去了，母亲还是不能休息，她还要把地瓜切成条加上水煮，做成猪饲料，然后把它倒在猪的饲料桶里喂猪。所有这些都做完以后，母亲才能梳洗睡觉，往往是头一挨枕头，马上就睡着了。母亲甚至都没有发牢骚的时间和精力，要安排的事情太多了，只有坚持和忍耐。
在贫困的山村里，找到一个能够解决家庭温饱的途径犹如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艰难。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家里所有人只能省吃俭用，互相帮助。也多亏了母亲忘我地劳作，每年都能卖一次猪来赚一点钱，钱虽然不多，但能够使全家勉强生活下去。
多年以后，在王永庆的记忆中抹不去的还有那满山的茶树和采茶的艰辛。
王永庆的父亲种植的是“铁观音”，“铁观音”素有“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之佳称，驰名于海内外。然而，种植茶叶本身却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再加上父亲的体质天生很差，所以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压在了作为长子的永庆身上。
铁观音，又被称红心观音。天性娇弱，抗逆性较差，产量较低，有“好喝不好栽”之说。“红芽歪尾桃”是纯种铁观音的特征之一，是制作乌龙茶的特优品种。
铁观音制作严谨，技艺精巧。3月下旬萌芽，5月上旬开采，一年可采制春、夏、暑、秋四季。茶叶品质以秋茶为最好，春茶产量最多；秋茶香气最浓，俗称“秋香”。
每年春茶采摘，都像一场战争。从清明前开始也只有20来天。赶着好天气，每天摘下的青叶，通宵都要炒完。王永庆的记忆里，随地可见的大小“簸篮”、“竹筛”，里面盛着刚刚摘来的青叶，嫩绿初青，碧碧的叶像无数双青眼在眨动。几口大锅前，父亲则忙着炒茶。杀青有下马威，初时火温有120℃，炒茶人斜坐高凳，一只手抚锅边，一只手下锅飞快翻动，然后两手轮流换岗。
待青叶炒“燠”了，立即起锅，杀青毕。接下来炒第二轮，一锅可炒杀过青的叶子四五两，炒制香茶的秘诀更在这第二回合上。
只见那青叶入锅渐渐变身，丝丝缕缕的香魂飞将出来，那只炒手既要翻云覆雨，又要怜香惜玉，一掌掌压下去，不能断了青叶的好身材，也不能让茶香全部消散了。时间、火候、动作、香气、干湿……全在一双手啊。只有熬得不老不嫩，不温不火，如玉如金，如刺如针，才算有模有样，有脸有面，谓之香茶。
除此之外，父亲还和爷爷一起做茶叶买卖。春天和夏天，每天早上4点父亲就出了家门，和雇工一起去茶叶地收购村民们前一天采摘的干茶叶，然后回家。
收购的茶叶有很多种，质量上乘的茶叶为银黄色，质量一般的茶叶略带黑色，质量最好的为银白色。在收购的茶叶中，挑选出黄色的茶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银黄色的茶叶干了以后很容易破碎。所以还必须再次和黑色的茶叶混合包装，然后把包装好的茶叶装到渡船上，顺直潭里的山谷直接运送到台北大桥附近的批发市场。其中这运送的活儿就是永庆父亲的工作。
然而，忙过了这一阵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特别是到了秋天和冬天，去山上打工还要托关系，这样大家就想做点其他的事情。这里的土地，除了长茶树之外，还有一种洋槐树可以生存，父辈们种下的已经长成了树林。然后村民们把年龄老的树伐掉，然后做成木炭，拿到城里去买。有钱人要用木炭取暖，要用木炭暖屋子，煮火锅，所以销量还不错。但是小永庆的家里从来都舍不得用。到了春天，在那些地上种上茶树，仍旧靠卖茶业来维持艰难的生活。茶叶生意的利润是很高的，但是茶农和这种小生意的利润是很低的。
为减少成本，每到春天茶叶生长的季节，永庆家就把平时用来装面粉的袋子改装一下，用来装茶叶。但是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要用传统的方式染包。由于父亲体弱多病，这样的事情就全部由母亲一人承担。就连挑选茶叶的事情也常常得母亲亲自过问才行，可以说母亲就是家里另外一个父亲。
赤足荒学，老大徒伤悔字诀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孩子都会慢慢长大。
孩子小的时候，总会想等大一点了就不会这么累人了，可是长大一点了，就会发现还会有新的麻烦，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人家来说。
首先一个问题是，孩子大了饭量就会增加，今天我们可能不能体会到，有了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而穷苦的人家往往会因为吃饭发愁。孩子要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是环境不允许，家里没有钱给他们补身子，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衣服穿呢？孩子多的人家往往一件衣服会穿好多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缝缝补补一直穿到老小，大家都不能穿了的时候已经都成破布条了，也舍不得扔掉，留作补衣服用。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大家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多数只能忍受，却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日本人的学校。
况且，家里把孩子养大了，刚刚能够做个帮手，却要送进学校，生活本来就很艰辛，这样学费先不说，岂不是又少了一个干活的，生活会更加艰辛。
所以，一般的人家都是要孩子帮忙下田或者看牛，不送去学校。当时，一个孩子看一个月的牛，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也可以解决许多的事情了。下田还可以帮着多收一点粮食，农闲了还可以上山做一点苦工，或就待在家里帮一点忙，减轻一下父母家务的重担，让他们腾出手来做别的事。
1923年，王永庆7岁了，祖父开始念叨该是上学的年龄了。祖父曾经是教书先生，多少有一点学问，他懂得，家里总要有个识字记账的人，总要有一点文化才能有出息。况且，虽然是日本人的学校，却有中国的教员，这些教员经常也会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
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但多数是对牛弹琴，村民们并不懂得将来会怎样，因为生存还有困难，他们认为怎样做总归是要娶老婆生孩子，而这一切是看有没有钱，不是看有没有上过学。
为了一个孩子，教员往往要走上很远的路，反复来好几次。
然而，王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第一次教员路过他家门口，觉得他还小，却看上去很聪明，便顺便进了他家。恰好母亲在家，教员说明了来意，母亲不置可否，她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因为大女儿也到了读书的年龄，然而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去上学。
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送孩子去读书，但是只能让永庆去，他毕竟是个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小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在穷苦的环境里，男孩子总是要比女孩子幸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