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独眼看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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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人物篇(16)

还有,为开发草场而建设壮观的“人工草原”,是否就因此而“解决了奶牛的饮料问题”?是否就因此而保持了原有的“生态环境”?

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其所以是一个重大失策,就在于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态势。有灵有气,有源有脉,是个大气场。砍了的树可以重栽,坏了的坝可以重建,但地缘山脉的灵气却不能断了重植。

“人工草原”的脉息和灵气,根本无法与“自然草原”相比。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草之不存,牛将焉附?

牛之不存,奶将焉附?

当然,这不是牛根生一个人和蒙牛一家能解决的,草原丢失也不完全是蒙牛的责任。而且牛根生们也曾说过,如草原因蒙牛之故而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那宁肯不要“蒙牛”也要保住“草原”。这正像“还我草原”的呼吁一样,不能不令人感动,但又不能不令人担心。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也许牛根生早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这无非是杞人忧天罢了。

但现在解决了,能够永保太平无事?现在的“奶源”资源能使未来的“百年老店”使用一辈子吗?能保证“中国牛、世界牛”吃饱喝足吗?显然,这里面潜藏着最大的隐患与危机。事实上,内蒙古已成了沙尘暴之源了。

排除了隐患便意味着安全。

知道了危机便找到了生机。

那么,牛根生现在找到了吗?又将如何“整活”?

(四)

不错,在整活媒体资源、借媒体造势方面,牛根生们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蒙牛刚一落地诞生,当只筹集到300万元的时候,牛根生就拿出100万元来作为广告费。这正像他先建市场,后建工厂一样,也正像别人降价,他偏升一样,都是兵行险道、剑走偏锋和出奇制胜的怪招、高招。

“一线品牌上央视,二线品牌在省台,三线品牌地市转,四线品牌沿街喊。”这些都是牛根生们总结出来的整活媒体资源的战略战术。

高端品牌靠上央视和上全球性的电视台,与主流媒体合作,连飞船上天蒙牛也要陪它一起上,真是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遍地开花,满天飞舞,到处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蒙牛的身影和它发出“为中国喝彩”的最强音。

广告词编得一套一套的,观众也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些都不必多说了,现在要说的是蒙牛人对“超级女声”的“双赢组合”。

早在2004年,蒙牛就在四川找到了一个年仅16岁的“乖乖女”作为它的代言人,喊的是“蒙牛酸酸乳,酸酸甜甜就是我”。效果很不错,蒙牛卖得更加火爆。

为了掀起更大的广告声势,蒙牛人欣然与湖南卫视台联手,创造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超级女声现象”。

当时湖南卫视在全国的影响并不怎么大,正愁无米下锅,蒙牛人刚好找上门来,两家一拍即合。湖南人说,我们这里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供蒙牛使用。蒙牛人财大气粗,表示愿意提供1亿元的资金,不够还可以再增加,但一定要收到像核聚变那样的轰动效果。事后证明,果然旗开得胜,大获成功。报上说:

据蒙牛集团总裁新闻助理张治国介绍,蒙牛乳业为这个节目提供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支持。1亿元资金投入到一个传媒娱乐节目中,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儿“疯狂”。其实,这种担忧都是多余的。数据显示,蒙牛乳业7月8日香港联交所开市价格为每股4.88港元,到“超女”决赛前夕的8月19日,股价直线飙升,至当日收盘的5.8港元。8月23日,蒙牛乳业发布了2005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公司上半年营业额由去年同期的34.73亿元上升至47.54亿元。

在这场全民狂热背后,“超级女声”幕后“大佬”——蒙牛乳业才是最大赢家。

蒙牛将“超女”变成了“女”,它自己也盆满钵满,乐在中了。

有人说“企业家如果不赚钱那就等于犯罪”。商家哪有不图利的,一个个都想捞钱。而且总是不择手段,只要能赚钱,有什么不能干的?

这些都“犹可说也”,因为“媒体与资本”的组合早已成为当今市场的一种时尚,一个亮点。

企业将媒体“品牌化”,既出名又赚钱。

媒体将企业“娱乐化”,既赚钱又娱乐。

因此当今的企业家们,大多喜欢在聚光灯下像孔雀开屏一样,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风采。有个地产商就坦承说他早已“娱乐化”了,你说他是巩俐,他反而说他是章子怡。其奈他何?

牛根生虽然没有如此狂乐,但也不失时机地去央视春晚联欢会上闪亮登台亮相,与民同乐。更利用“超级女声”这一平民选秀、大众造星的娱乐平台,不仅将“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有效地推介给了消费者,同时还树立了鲜明的品牌形象”,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播弄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全民大众娱乐运动”。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充分地说明了牛根生们,是能找准时代脉搏、并能站在时代尖端,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人。不过,人们对“超级女声”的评价却大相径庭。而且,时下的这场争论大有水火不容,越演越烈之势。

我随手从资料堆中取出重庆地区的一份晚报,即看到同时刊登的三则短论,不妨转录如下。

一篇是罗伟写的“癔症”,曰:

相对粉丝们真实的激情来说,外围的谣言被比赛结果证实则如吞苍蝇。是谁在操纵这些年轻生命的自由选择?这也许到最后都没有答案。让人沮丧的正在于此:也许在幕后人看来,这不过是他引发的一场全民癔症罢了。

一篇是刘春燕写的《不爱超女者,斩》。

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在我们13亿多的兄弟姐妹中,怀有中立和负面情绪的人加起来一定比前者多。可这并不妨碍大家各自生活,各自得过且过。你有爱超女的权利,我也有讨厌的自由,凭什么,突然之间,说几句跟超女不登对的话,就变成了不懂时尚不懂潮流反对社会进步的“邪恶势力”一样,人人得而诛之?

一篇是周含秋写的《换种口味》。

翻开娱乐版,慈善大表演,大家来捐钱,这就是我的贡献。王菲唱的真没说的。在这场狂欢大派对里,有人发财了,玉米、盒饭们把支持化作短信,短信又变成人民币哗啦啦地飞进别人的包;有人出名了,不止是舞台上眼泪花花的超女们,还有评委啊记者啊。成都有位女记专写超女红了,被称为“超母”,派生出来的还有“超哥”。

这场冗长的肥皂剧吞噬着报纸的大幅版面。我的许多同行很辛苦地在烹这道菜,没办法,谁让爱吃的人多了。有人把超女拔高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我不敢苟同。因为在看似繁华的娱乐盛世背后,我也看到了营养不良的油腻过剩。

有时候娱乐版上的东西并不娱乐。比如上周把悲伤留给我们,把美丽带到天堂的高秀敏。这边在寄托哀思,那边依然想唱就唱。

总算要OVER,想起了一首打油诗,诗名《换口味》: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冬虫夏草才够味,虎鞭熊掌最气派。

这些说法也许只是一种情绪,而并非实质,但当第一轮“超级女声”的帷幕刚一落下时,“超级男生”即紧步后尘,其余名目繁多的什么《超级国际选美大赛》和《超级旅游选星大赛》等,也纷纷酝酿出笼,甚至连“超级猫”、“超级狗”和“超级猪”也蠢蠢欲动。最终,这股超级旋风竟将少林寺也席卷进来了。少林寺也要效仿《超级女声》而推出它的《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真可谓“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全民全族都在搞乐搞笑。直搞得超哥超妹和超爸超妈们,一个个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却又全身心地投入。他们平时省吃俭用,但为选星选秀发短信时,却格外大方。有个年轻的中学生,不到一个月就为此花去了1000多元,连眼都不眨一下。而她的花费都要她早已退休并不宽裕的父母来承担。但可怪者,她的父母却乐意负担。为了让儿女能走上超级女声的娱乐平台而一步登天,出人头地,他们愿意不惜花血本而投资。

她们的女儿则更将此平台看成是自己追名逐利和美好人生的一条终南捷径。如此父辈和后代,应当说不在少数。

这是不是对年轻一代的误导和毒害呢?是不是对艺术的玷污呢?

南京某高校的一位大学生在网上发出的公开信中,作了明确地回答。

我绝对不承认自己是被“超女”毒害的青年,我觉得您太低估了您的孙辈们的鉴别力与欣赏水平。我想即使没有“超女”的出现,“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心理同样也会出现。……我们为什么喜爱甚至追棒“超女”?那是因为“超女”的门槛低。我只要想唱就唱,并且还有老师的免费点评。尽管某些老师的言论有点尖锐,但略带讽刺的点评恰巧打碎了我们许多人的明星梦,让我们安心学业,这有什么不好吗?

(《中国青年报》)

此言一出,上万网民立即响应。一位网友说:“消费时代来临了,一切价值被重估。高雅文化被请下神坛,取而代之的是娱乐的、先锋的、寄托个人经验的大众文化。在品尝到了大众文化的甜头之后,公众也感受到了扞卫艺术主导权的必要性,人民需要自主选择和免于胁迫的艺术。”

然而,文化部原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会主任、中国工程主席团顾问、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对“超级女声”活动却一直表示不满和反对。他在接受媒体专访、召开媒体批评“超女”座谈会和相关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场合,都直言不讳地认定这是对艺术的“玷污”和对年轻一代的“误导”和“毒害”。他直指广电部对“超女”监管不力,认为像“超女”这类东西,不应该允许其“存在”。如果可能的话,他要以教科文卫体组织对“超女”进行“干涉”。

如果这仅是刘忠德个人的看法,那倒也无所谓。因为他也有话语权,认为现有的文化秩序和高雅文化的垄断局面,应当得到继续维持和巩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行为,应当坚挺下去,不容任何人侵扰。这也仅是他个人的理念。他想做当年手握剪刀去街头巷尾剪掉年轻人的长发和嗽叭裤的居委会大爷大妈,或者想重温当年批判三点式、比基尼的风光旧梦,这也是他个人的权力与自由。他想重当清除精神污染的急先锋,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单凭他身上套的那么多耀眼的光环,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心头发怵。再加上他的位高权重,以“组织”的名分出面,则更令人不寒而栗。也许他又是正确的,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新闻导向;也许又是媒体这根“搅屎棒”在乱搅和。

但对也罢,错也罢,他人可以无所谓,但作为这次“超女”的“幕后”

策划人、“操纵”者和始作俑者的牛根生们,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了。从“超女”的负面影响和从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看,也的确值得人们深思。这是不是企业与媒体的最佳组合?将“超女”变成“女”之后,还剩下什么?

除此,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觉。

人们都很欣赏牛根生的“口号文化”,我也认为他是“口号文化”的佼佼者。他几乎出口成章,妙语连珠,随便吐出一个口号都可成为“经典”。

但不知怎的,我从蒙牛喊的诸如“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中,便油然想到大跃进时代人们喊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从蒙牛你超我赶的“火箭速度”中,我仿佛又听到大跃进时代中那种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呐喊声。

从“蒙牛、中国牛、世界牛”和“温暖全世界”的豪言壮语中,似乎又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高呼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红遍全世界”。

事实上,从《蒙牛内幕》一书中散发出来的,也都是充满了口号、广告气息的包装语言。

广告、口号不能没有,也不能不要,但喊得过多过响过烂时,也会产生“市场上喊得最凶的人往往是骗子”的反效果。

我这样说并非想损伤蒙牛的形象,也非与老牛过不去。实际上我是很敬重他的,所以才在中国大陆众多企业家中仅选写他一人,也因此才为他未来的命运而担心。

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此可谓神话般的“超速”。

他是中国一个普通的企业家,却成为全球捐股的第一人。此可谓离奇般的“超前”。

他抓住了“超速”的契机,同时也抓住了“超前”的先机,所以这才从精算出支点的位置上,举起了蒙牛这个小地球。

这也许才是老牛成功的真正原因与秘密,但是否也隐含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危机呢?

姑且以洞山禅师的临终偈为老牛和超女作一评参:

学者恒沙无一悟,过在寻他舌头路。

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

老牛走好!超女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