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李敖对传统和假道学，天生就有一种誓不两立的逆反心理。你越打压他，他反倒跳得越高。正如有些学者说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与李敖打官司》）。
（四）
从《李敖有话说》中，不难发现：不论是对政治明星和风云政坛人物的评判，还是对各类娱乐明星和文坛才子的调侃，大多没有离开“玩乐”的这个框架。哪怕是在谈政议政的时候，也始终离不开“玩”和“笑话”。
这倒应了四川才子杨升庵说的那句名言经典：“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使人联想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那种无奈与伤感。
凡引人注意而成为焦点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历史。但历史的相似、交叉与轮回，总不免带些宿命的色彩，而且还夹裹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因此，重温旧梦也罢，回顾历史也罢，借古观今也罢，太正经了反而没意思，太认真了反而会自成“悖论”。所以，只能是也最好是“都付笑谈中”、“闲坐说玄宗”。
李敖恰好抓住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的“契机”，找到了他与历史、他与听众沟通、交流的“支点”，所以他把“李敖文化地球”撬动了，玩转了，玩笑了。
李敖明知自己不可能被选为“总统”和“市长”，但他偏要去搅局，参加竞选。明眼人一看，他是在闹着玩，是拿政治来开涮、戏弄，以表现自己的能耐和无所不能的率真与豪情。他敢于拿政治家们来作为自己戏弄的对象，以衬托他的胆识和霸道。他说：
台湾最近流传了一个笑话，是挖苦台湾的“总统”候选人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的。连战一边说一边眨眼睛的时候就是在说谎；宋楚瑜一边说一边掉眼泪的时候就是在说谎；陈水扁呢？一张嘴就在说谎。这个讲得很传神啊。我把它改了一下：连战一擤鼻子的时候就在放屁，宋楚瑜一拖椅子的时候就在放屁，陈水扁一开口就在放屁。拖椅子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放屁……（《李敖有话说》）。
其他，不论是讲《蒋介石出卖内蒙内幕》、《宋美龄通奸》，还是说《里根的下半身在哪儿》之类的大事，他都是正话反说，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就是说，李敖总是以“娱乐明星”的气派和姿态在表演。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不该如此，更不会有损于他的威名和高大形象，而是只想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较为精确的“定位”。
当今，不论是政坛官员，还是企业老板，抑或是专家学者，都习惯于将自己“品牌化”、“娱乐化”。他们都喜欢“在大众的聚光灯下翩翩起舞”，像歌星、影星和美星们那样，骚首弄姿，一展风采。你说他是章子怡，他偏说他是大长今。其奈他何？
李敖当然不屑于去做这类只会屁颠屁颠、说说唱唱和眉飞色舞的一般娱乐明星，他要做的是有文化、有思想、有风度、有气质和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超级明星”。但要做“思想家”的话，恐怕还不到位。
明代的王阳明，之所以被人称为“拿刀的哲人”和一代“思想家”，是因为他创建了“王学”，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心学”。王学不仅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思想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如梁启超说的“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章太炎也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阳明桃李满天下，王门学派遍布四面八方，“倾动大江南北”。
紧步王门后尘而又有所突破的是又一个伟大思想家李贽，即为李敖最崇拜的狂人怪杰。他之所以被誉为“思想家”，是因为他创建了“人欲说”和“童心论”。而且同样是门徒云集，弟子成群，乃至许多达官显贵都拜倒在“李大教主”的蒲团之上，聆听他“谈禅说道”。
由此观之，当一个思想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做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政治家则更不容易。即便是做像刘邦那样的“流氓皇帝”和像朱元璋那样的“草根君主”，也要有点政治手腕才行。
至于要做像胡适、饶宗颐、陈寅恪、钱钟书那样的专家、学人和教授，则更需要学识功底和文脉造就，不是凭一根棍子在台上指指点点就行了的。
因此，我为李敖在“华山论剑”中安了一把虎皮交椅，请他坐主持人的位置，权当一个执掌牛耳的“超级娱乐明星”、当今首席大玩主大狂人。他手中的那只笔和棍子，活像一根“搅屎棒”，直搅得落英缤纷，昏天黑地。
有人问云门禅师：“如何是佛？如何是禅？”
云门说：“干屎撅！”也就是“搅屎棍”。
“道在屎溺。”说佛禅是“搅屎棍”，一点也不臭，毫无玷污之意。所谓“搅屎棒”者，佛棒、禅棍也。
李敖很少谈禅说佛，只写过《法源寺》，但他实际上是不佛而佛，不禅而禅。资料上说：
早在1979年金庸造访台湾时，李敖就当面问他：“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1981年，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指出，“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书屋》）
可见，李敖是很懂佛法的，但不是佛学家，更不是禅者。然而，他手中的笔和棍，却每带禅风佛雨。在“拈花微笑”中，充满了“杀机”。
只有懂得“慈悲如佛，凶狠似魔”的人，才能妙悟禅机。
只有懂得“杀中有救，救中有杀”的人，才能以“机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只有懂得“善其用心者”，才能做出入歌楼酒馆而不迷和率性与美女缠绵而不色的“得大自在”之禅师。
观李敖的心路和人生轨迹，也大抵如此耳。所以我说他手中的笔与棍是“超级搅屎棒”，就像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一样，想打谁就打谁，想搅什么就搅什么，而且连玉皇大帝的金銮宝殿也被他搅得来摇摇欲坠。
李敖的“搅屎棒”似乎更厉害，搅得乾坤颠倒，日月无光。搅得许多人睡不着觉，搅得许多人心烦意乱，当然也搅得令人心花怒放，拍手称快。
老实说，连佛祖都被李敖搅烦了，搅乐了，但分明又哭笑不得，无可奈何。正如雨果说拿破仑一样：“连上帝都被这个人搞烦了！”
但是，那又如何？
因为，不难发现：从古代的太上老君李耳，到唐代“笑傲王侯”的李白；从明代“风流快活”的李贽，到今天“笑骂由他”的李敖，俨然是一脉相承的，颇有“李氏家族”的宗风道骨。而且也不乏魏晋名士的风范，晚明“狂简”之士的遗风，还多少有点五四的自由传统。如此，其奈他何！
不过，“牢骚太甚防肠断”，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为妙。对于诅咒之人，不妨学一学胡适，权当它是“小事体”，而且“欢迎之至”。也就是将诅咒者，权当是一种“因缘”。不过，这对李敖来说，是很难的，否则他就不是李敖了。
老兄走好！
余秋雨学胡适玩实用主义的“媒婆哲学”
“投机取巧”，不仅是商家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最根本的原动力，也是人们在社会人生舞台上生存和成功的奇妙技巧。
余秋雨在各个时期的“生态环境”中，都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也颇能“审时度势”，“投机取巧”。
余秋雨正陷入因“自负”而坠入“自忧与自误”的危机怪圈里。
（一）
不管怎么说，索罗斯在当今世界这个金融的轮盘赌台上，的确是一个成功者。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叫《索罗斯投资的24个秘诀》。
索罗斯看了却狂笑不止，说哪来那么多的秘诀。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有一个，这就是“投机取巧”。
“投机取巧”四个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但三岁小孩都知道的，八十老翁未必能做到。相反，中国人对“投机取巧”一词，却一直都在“误读”，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代名词，常骂某人是“投机分子”云云。
殊不知，“投机取巧”既是商家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最根本的原动力，也是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和文艺家们在社会人生舞台上，指点江山、大展拳脚的生存和成功的奇妙技巧。
“机”，是调控平衡阴阳万物、正负兴衰的一个神秘“支点”，也是焦点和圆心。
“投”准了圆心，“取”好了焦点，“巧”到好处，便能从中发现商机、军机、天机、时机、良机、生机、契机、玄机……从而，找到“支点”，把“地球”举起来。当然，也会碰上危机、死机……所以，人们需要“投机取巧”。
这样的“投机取巧”，又有何不好呢？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人，大多是各种类型的“投机”者。只不过，有人因“投机”而成功，有人却因“投机”而失败，有人因“投机”于正道而名扬天下，有人却因“投机”于邪途而身败名裂。但好也罢，坏也罢，走运也好，倒霉也好，“机”毕竟还是要“投”的，“巧”毕竟还是要“取”的，就看各人的造化、本事和技巧，也要看他对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那么，余秋雨的“投机取巧”，是成功呢，还是失败？我认为，他是成功啦！至于是正是邪，我以为，他是正不到位，邪不到点，亦正亦邪，亦真亦幻。
李廷华在《余秋雨：面对偏激的偏激》一文中说道：
余秋雨的文化“建设性”是以其人生态度的“适应性”为基础的。他的人生技巧，可以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以文才享名，而又不堕入政治恶秽；今天的社会，他可以不要“院长”的官位而周游世界，可以不要“作协会员”的虚名而驰骋文场。这样的“左右逢源”，在一个发生过巨大民生颠簸的文化困惑的社会，当然不免引起诘问。（《书屋》）
但“诘问”归诘问，事实归事实。
我在《于无声处下秋雨，胡适率性刮禅风》一文中，已作过相关的表达。但意犹未尽，这里还想从老余与胡适的机缘、文脉和“批判余秋雨的风景线”中，再谈点我的看法。
（二）
中国当代发生的那场令许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说是“文化”，其实那是最无“文化”的年代，一个“大革”文化的“命”的年代。因此，当时许许多多的文化人是没有话语权的。然而，余秋雨不知怎的，他却有了话语权。当时，老余就写了批判“斯坦尼”的学术论文，也写了批判胡适的《胡适传》。
《胡适传》，便赫然刊登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
1976年5月，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收进《历史人物集》中正式出版发行。此书至今我仍然保存着。
当时，我读到老余写的《胡适传》时就想，他为什么不写别人，而专挑胡适来“批判”呢？
众所周知，作者写谁和不写谁，为谁作传，除了奉命作文之外，大多是选择与自己心路相通，或者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传主”来下手，决不会平白无故地想写谁就写谁。这就叫文章或为时而作，或为己而发。
老余写“斯坦尼”，是因他有爱好戏剧的兴趣。那么，他写“胡适传”，是否与他和胡适的文脉和心路相通有关呢？是不是与老余当时已被上海帮“录取”的心情有关呢？
可惜，当时我对老余的处境和政治风向，都不甚不解，所以一直狐疑于心。直到现在才始有所悟，看出了一些门道。
老余对于各个时期的“生态环境”，的确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也颇能“审时度势”。
在“文革”这样狂风暴雨的险恶环境中，他首先锁定好自己“文化本真”的“位置”，一直保持他“人性文心”的本位，不想去滚那一滩政治浑水。而且从骨子里他也看不起王洪文、王秀珍那班人，嫌他们没有文化内涵。
但作为一个早熟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才子的余秋雨，他又不愿意放弃表现自己的机会。因此，他终归和“石一歌”们合伙了，也被当时的掌权者“录取”了，其心情自然是得意的。“仰天大笑出门去”，他要借助当权者这一“载体”来实现他的文人美梦。或者说，他已决定将自己的命运放在这个平台上，作一次赌博。也就是说，既然当权者赏赐给他一道美宴，不吃白不吃，他就不失时机地赴宴入席了。
老余在描写胡适“挑灯看榜”时，他写道：
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朋友和学生们笑话吗？既要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报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做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胡适传》，投机二字的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最后，胡适“被录取”了，终于直挂云帆济沧海，仰天大笑“跨出了第一步”。
胡适在夜幕掩护下“挑灯看榜”时，“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的心态，被老余的生花妙笔，描绘得惟妙惟肖。
其实，胡适的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本领，胡适的这种“投机”取巧的选择，何尝又不是老余当时诡谲心态的自然流露。
要知道，这一步对老余来说至关重要。
时机决定一切。
当时的权贵看中他，既是他的“幸”，又是他的“不幸”。
但不管怎么说，权贵的看中和他自己的“投机”选择，几乎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至少影响了他的前半生。同时，也从中看出了老余对政治若即若离的“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
如果说胡适“挑灯看榜”时的心态与老余当时心态偶然巧合还有些牵强附会的话，那么，在对政治采取实用主义、投机哲学方面，则几乎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胡适说：“真理所以成为公认的真理，正因为他替我们摆过渡，做过媒。摆渡的船破了，再造一个。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这个媒婆不行了，打她一顿媒拳，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来做大媒……”
这种“媒婆哲学”，说白了，就是有奶便是娘。一切都从实用、实际和实惠出发，甭管他是什么“娘”，只要有奶吃就是娘。但如果没有奶呢？那他就不是娘了吗？
有奶没奶都是娘才对，所以当我在北大求学时在图书馆看到这段原话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运用起来时，却灵活自如，得心应手。
胡适一方面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也不做什么“鸟官”。但时机一到，机缘成熟时，他又大讲特讲要创建好人政府，争夺《新青年》，还嚷着要做政府高官。而且，他果然一度官运亨通，与官家为伍，直至后来出任外交大臣。
这种对政治所采取的实用、实际和实惠的实用主义、投机哲学，在老余的《胡适传》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可谓相当精彩。但老余对实用主义、投机哲学的灵活运用，却比胡适更为精彩，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险恶的政治风暴中，老余几乎每次都能不失时机地纵身一跳，躲过急流险滩而又悄然平稳地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安下身来，再去寻觅更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时机。
而且，他比胡适更为高明的做法是，他对政治只“参与”而不“搅和”，只“同流”而不“合污”，只重“文”而不重“官”。事实上，他即使想做官，当时的权贵们也不会赏给他“乌纱帽”。因为他的书生气太重了，对政治不在行。他自己也恪守着为“文”的本分，始终扮演着适合于他的“秀才”这一角色。
“文革”结束之后，在严格清查时，按说他应该受到处罚，但微妙的是，他居然不降反升了，竟当上了一院之长。这也许正是他当初重文而轻政、未死心踏地追随“四人帮”的结果。
然而，更妙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老余的官儿本来当得好好的，他却突然宣布不当院长了。他要离开官场而全身心地去闯文场，进行“文化苦旅”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