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1年秋，游太原时，夜梦中竟“有人相告”，他与佛有前生之缘；（2）不久，涉恒岳，当他在大同华严寺睹龙藏本经时，赫然看见卷首序题明白无误地写道：“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大师宗颐述。”元丰，是北宋神宗的年号，离饶氏已相去800多年也，他的名字怎么会在那时出现呢？这显然是同名偶合。
但此后，饶氏在查阅《宋史》和有关佛史资料时，又不断发现“宗颐”的名字。而且，连日本大德寺的住持，也与他同名。
如此，饶氏写道：
……向不知何以结缘如此之深……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知名之偶合，亦非偶然，因识之以俟知者。
由于“结缘如此之深”，致使饶氏不能不怀疑自己“前生”可能就与佛结缘了。尽管他明知这是“偶合”，但又不能不感到“亦非偶然”，而且希望有“知者”来点化他。
其实，这正好说明饶氏的佛性善根是与生俱来的，他本质上就是菩提种子，禅僧复出也。
余秋雨说香港有饶宗颐，就有文化。虽然说得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饶公在香港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是深远而不可动摇的。
香港出了个饶宗颐，这是港人的福气。
306“笑罗汉”刘长乐玩转“金凤凰”
凤凰台上凤凰飞
长乐声中长乐舞
——飞舞造就凤凰人
左看右看，他都像个“笑罗汉”。
凤凰的成功在于定位准确，机位恰当。刘长乐也从中找到了最适合于他扮演的角色，凤凰也因他而飞而舞。
凤凰的危机与生机并存。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一）
我请了个来自家乡农村的保姆，她不识字，但很爱去庙里烧香拜佛，哪怕是见了报刊上登的佛像图片也要呆看半天。她将一本被我随手丢在废纸堆里的过期杂志又拾了回来，说上面有个“笑罗汉”，丢了怪可惜的。
我一看哪里是什么笑罗汉，原来是凤凰电视台的老板刘长乐。我不知他是否也像其他一些老板一样常去烧香拜佛，但他的面相和笑起来的时候，的确又像“笑罗汉”弥勒佛。凤凰的台标与3000年前成都金沙太阳神鸟神奇巧合，一脉相承，冥冥中是否传递出“笑罗汉”与佛有缘的信息呢？
但缘悭一面，我与他素无交往。这次写《独眼看禅机》时，也没想过要写他。我先想写的是传媒大亨默多克，早在10年前他就在富豪榜上名列前27位了。但在翻阅他的资料时，无意中发现此公与刘长乐竟还有一段奇特的“因缘”。说来说去，原来他才是凤凰台的“后台老板”、“最大的合作伙伴”。但这对合作伙伴，一开始便成了“冤家对头”。刘长乐面对他的顶头上司，敢于当面叫板，说个不字。默多克偏又降不住刘长乐，只好无可奈何地顺从他。
然而，在他们相处、碰撞和贴面的交战中又找到了“契机”和“支点”，所以这对冤家终于又成了天造地设的好伙伴，由此还打造出一只气吞山河、名震环宇的“金凤凰”。人们都说这简直是一个破天荒的“奇迹”，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缘分禅机。正所谓机缘巧合，妙想天成。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默多克与刘长乐之间，我选来选去，最后才发现刘长乐才是我要写的妙得禅机的传媒人物。
不想写他却又偏偏写了他，这也是一种机缘，正所谓“我正寻机他发机，二机相碰火光明”。心机不期而遇，自然就会擦出火花来。这也正是机缘巧合。
（二）
万物含机，人人有机。刘长乐也有他的禅机。就在被我丢而复拾的那本《南风窗》2002年4期杂志上，即刊有刘长乐写的一篇题为“全世界最有前途的文化市场在中国”的文章。他在从“来自凤凰的思考”中，便以此“定位”为支点，找到了平衡“电视与观众”、“老板与员工”和“经济与文化”的“契机”。
首先看他对凤凰台的“定位”。
在凤凰这只神鸟尚未在香港诞生之前，尽管世界上早已有成千上万的电视台了，但“华语的电视媒体还几近空白”。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又是如此众多，却很难找到一片华人话语的新天地。
1994年，刘长乐在新加坡无意中发现，华人竟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80%。这里的官方语言虽然是英语，但人们交流时说的却是华语。因此，在当地两个主要电视台中说英语的五频道，远不及讲华语的八频道的收视率高。体现在广告收入上，华语频道大大地超过了英语频道。
而分布在全球的华人，有五分之一的人讲的都是华语。于是，刘长乐便萌生了“办一家面向全球华人的卫星电视频道、为他们提供高素质华语节目的创意”。
刘长乐还同时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在当今由“西欧电视市场、阿拉伯市场、拉美市场以及华人市场”这张传媒市场的版图上，华语市场的潜力正被跨国集团的传媒大亨们所看中，而且都想抢占先机，独霸华语市场。
一个发现，就是一束思维智慧的闪光。
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先机。
刘长乐高兴了。他说：
正是这个定位，使我们在内容取向、表现形式、节目聚会上都能体现一个“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准则。比如我们的策略，不以华人受众圈中任何一个单一的地区为主流，而是一个“泛中国化”的概念，因为“凤凰”主要以两岸三地为目标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大陆对海外卫星电视有严格监管，台湾存在着本土的激烈竞争，而香港又有评议的障碍，只有中立的立场、事例的方向才能为两岸三地共同接受。
全球华人市场的定位，使“凤凰”在国际电视传媒以英文为通行证的一统天下中，打开了一片华语新天地。（《南风窗》）
不久，凤凰终于从香江腾空而起，展翅高飞。凤凰人从此打造出由“两岸三地”到“全球华人”的空中平台，一展华人的英姿风采，传播华人的最强音，而准确的“定位”恰是它成功的起点。
（三）
刘长乐不仅为凤凰找到了最佳的“位置”，而且也为凤凰找到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伙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拔尖人物默多克。
这位传媒大亨虽不及比尔·盖茨之富有，但他也拥有约50多亿美元的身家，更拥有强大的媒体资源和先进的技术。当时他正想打入中国大陆电视市场，香港则是他抢攻大陆市场的桥头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卫视中文台就将境外的娱乐节目通过卫星率先传送到大陆，但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亟需要找一个具有华人背景和与大陆有“人缘”的合作者，于是他选中了刘长乐。
刘长乐也盯上了默多克的传媒资源和技术手段。“好风凭借力”，正好“送我上青云”。
于是这种利益上的互补磁力将我们与默多克的卫视结合起来。“凤凰”的资本构成显示了华商投资者、华人机构和跨国传媒集团三者在电视技术、人际关系和发展资本方面的完美结合。（《南风窗》）
这也可说是良缘天配，奇妙姻缘。
然而，即使是天堂里的玫瑰花也是有刺的，就像两只刺猬一样，都想借助对方的体温来暖和自己，但一旦靠近的时候，各自的刺又会伤害对方。于是彼此都在寻找一个最合适的距离与位置，也就是找到一个能平衡双方的支点、契机。
但在“心有灵犀”还未沟通、契机尚未找到之前，必然是一番争吵和痛苦的折磨。
果然，在对电视台的“定位”解决之后，在电视“节目”的定位时，双方发生了截然不同、南辕北辙的争执与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默多克看来，当今世界是一个玩乐主义高涨的时代，两岸三地正好是一个“娱乐大舞台”，因此他认为电视台的中心应该定位在“娱乐”上。凤凰应当又玩又乐，也正像刘长乐的名字一样，应当大乐特乐，意思是“长乐长乐长长乐”。所以他明白无误地宣布了他的决策：
娱乐娱乐再娱乐！
刘长乐听了，连声叫“NO！NO！”。他说就我个人而言，当然需要也很想“长乐长乐长长乐”，但就凤凰而言却不能搞什么“娱乐娱乐再娱乐”。
默多克盯着他问：那你想搞什么？
刘长乐也盯着他说：“新闻新闻新新闻！”
双方都各执己见，争吵不休，但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闹到曾参与并创立凤凰的首席执行官戴格里那里，殊不知这位瘦高瘦高的首席执行官也反对刘长乐的“定位”。
一时，刘长乐孤掌难鸣了，他陷入了沉思。
（四）
港人对“娱乐”的看法，向来是分成两大派。一派认为，从社会角度看，娱乐新闻是市民大众的免费娱乐之一，也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开心果”。因为它丰富了民众的生活，令社会多姿多彩。小猫小狗都乐意玩线球、皮球，何况乎人。因此一谈起影视明星的绯闻艳事来，总是津津乐道，其乐无穷。从心理角度看，人们总有一种好奇的窥秘的欲望，借此从中获得一种满足和快乐，这就形成了“娱乐市场”和狗仔队。
因此，大小媒体虽然发播各种新闻，而且大都是头版头条，但版块的数量却远远超过新闻。有的几乎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发播娱乐新闻和图片。各类明星们的婚丧娶嫁、男欢女爱、恩怨情仇，乃至他们的鞋袜和小孩的尿片之类的东西，也大登特登。王菲刚生一女，一家香港媒体便许诺，谁要是拍到王菲婴儿照片，即赏奖金10万港币。至于吃喝玩乐，泡吧泡妞，抢购豪宅名车等等，那更是起劲宣扬。
在刘长乐看来，对两岸三地的民众而言，尽管也需要娱乐新闻，但比较而言则更需要政治新闻。尤其对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而言，现在还不是什么大玩大乐的时代，就算是在香港这样的繁华都市，也不应当过分地宣扬人生就是吃喝玩乐。要玩也要玩得高雅，玩出格调来。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现在更渴望的是优秀的新闻节目，而不是什么“娱乐娱乐再娱乐”。
他知道默多克“要的是市场和利润，只要能赚钱，没有什么节目是不能做的”。因此他对默多克说，如果“节目定位”不准，你就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也赚不到钱。他特别提醒默多克说，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刚刚脱贫、大多数民众还处于并不富裕、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则更需优秀的新闻导向，而不是什么“肥皂剧”之类的东西。娱乐“搅屎棍”，只能越搅越臭。
刘长乐不是政治家和道德家，他似乎也不想把自己打扮成普度众生的如来佛祖。现在他想的只是怎样才能使他的凤凰在华语天空中飞得更高更快，立于不败之地。在娱乐与新闻之间，他把平衡二者的支点定在新闻，也许与当今正处于玩乐主义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或者是他判断上的失误，但他在冥冥中又觉得似乎必须这样，也只能如此，岂有他哉！但更多的理由，他也说不上来（这很可能是他判断上的最大失误）。
默多克面对着他的这位合作者，也感到十分棘手和难办。在他看来，这哪里是什么伙伴，分明是一条犟牛。他本想一走了之，但牵手容易分手难，牛不吃水强按头则更加难。最后，他只好亮出他的王牌，说看来我只好陪你赌一把了，就照你说的办吧。如果你赢了，凤凰上市时，我分文不要，把集资的钱全部用于事业发展上。要是输了呢？他没有说，但潜台词却相当明白，刘长乐也十分清楚，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把凤凰的节目支点定在新闻上。
（五）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刘长乐找到了凤凰节目的支点，果然就把凤凰这个小地球撬起来了。于是，人们便在凤凰的节目编排组合中看到，尽管也有《娱乐串串SHOW》和《娱乐大王猜猜猜》，还有什么《非常男女》和各种选美选猫之类的活动，但凤凰节目的主要品牌还是：
“小莉看世界”；“风云对话”；“时事直通车”；“有报天天读”；“凤凰快报”……除此，还有许多意料不及的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如2001年间莫斯科发生的劫持人质和纽约发生的“9.11”事件，凤凰台都作了连续好几天的滚动式的详细追踪报道。
当“9.11”事件发生后，凤凰台当即中断了正常节目而抢先直播了美国灾难现场，而且一播就是好几十个小时。因为它填补了中国内地没有任何电视台作如此快速而详细报道的空白，所以，那几天几乎所有能收到凤凰台的中国家庭的电视都转到了凤凰频道。
我也正是从这时才开始真正地认清了凤凰的“庐山真面目”，也才与凤凰真正地“结缘”。
也许是我在《繁荣的陷阱》一书中，曾预言说美国在近期内必遭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所以当“9·11”事件果然不幸而被我言中后，《旅游新报》的记者便来采访我。
该报及时而连续地登了我的三篇长文采访报道，海内外的反映都不错。当时我在观看凤凰台的相关报道时，无意中发现我和凤凰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至少是很合我的胃口和欣赏习惯。从此，凤凰走进了我，我也走进了凤凰。
我本来是不喜欢看电视的，忙起来就更不喜欢看了。但从这时起，我却居然喜欢看凤凰台了，它俨然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常想，凤凰台上必有一位“高人”在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但我又相当孤僻、寡闻，并不知道凤凰台的老板就是刘长乐。其实观看电视正如读书一样，观者首先注重的是内容而不是作者台长，只有他觉得内容很好后才想知道制作者是何许人也。我也正是觉得凤凰有如此美妙的内涵之后，才想知道掌控凤凰的高手是谁。不久才打听到，这位高手就是刘长乐。
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事物的偏爱与取舍，也都是这样的。凤凰就因为它的“定位”准确和丰富而优秀的节目，这才“飞入平常百姓家”。收视率高了，广告客户也就争先恐后地蜂拥而至，舍得花钱。
刘氏在他的文章中说：
几年中，凤凰广告收入增长了10倍，平均年增长幅度达81.15%。2001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我们又新开了两个频道的情况下，广告仍比去年有双位数增长。“9.11”之后，得益于我们全面客观的报道，“凤凰”的广告收益大幅上升，这说明，作为传媒，使命感和利润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现在，凡三星级以上的酒店中都可收到凤凰台，连像我的儿子所在的那个名气还不大的和府酒店也能接收凤凰台。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默多克才终于明白，发展中国家人民更需要的不是肥皂剧而是政治新闻和富有内涵的文化。因此，他很乐意在中国的蓝天上，放手让刘长乐去操控这只“浴火而重生”的神鸟。刘长乐也就成了神州放鸟人。
从此，默多克在认可了刘长乐的创意之后，就不再插手凤凰的具体管理了。正如媒体说的：
他只是作一种远距离的观察，从这只鸟的动作上去判断风向和温度，为自己的嫡系和王牌部队进入中国内地作准备。他更愿意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他愿意在观察凤凰的过程中等待或偶尔出手。默多克借刘长乐的力，反过来，刘长乐又借默多克的力，借力发力，也许就叫合作。
默多克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对小他20岁的刘长乐充满了敬意，刘长乐也将他视为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他们联手合作，之所以成功地创造了中国传媒的一个奇迹，就是因为找到了合作的契机。不过，他始终担心的是，当“爱秀、敢秀、大家秀；你乐、我乐、大家乐”到来时，凤凰台还稳得住吗？敢不乐吗？他更担心的是，凤凰定位于“新闻”虽然别有洞天，但却不利于凤凰在大陆“落地”。
（六）
“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