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抢滩重庆北部新区和广州白云丹参、以及《电脑报》的举措，甚至包括与新加坡科技公司（STT）的联手合作以争夺对环球电讯控权的举措中，似乎都表现得滞后和错失良机。同时也说明他对“内地政治”的了解还是不怎么到位。他也许还不太清楚大陆正处于“转型”
阶段的“阵痛”时期，市场经济领域里的不少地方还带有原来计划经济的某些影子，官本位文化意识还很浓厚，办起事来并不那么顺畅。所以，李嘉诚对此表示失望与无奈，不免有些焦急，有时还怒火中烧，怨天尤人。
不过，“超人”的智慧与行动，总是不能用常情常理来衡量的。比如：近年来李氏旗下的“长和系”，在内地悄然完成了6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看似有些“逆市场而动”，违背常情，颇有风险。但焉知不是商机无限，极具发展潜值？这又不是一般人所能预期的，只有李嘉诚才能权衡利弊得失，把握这一良机。
况且，他早已精明洞透“经济制度问题不是经济本身，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
最近，他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嘉诚图书馆”开幕典礼上的致词中说：
如果说政治结构的改革像灵丹妙药，一剂便能解除贯穿于我们民族历史的痛苦及迷茫，那实在是颇为武断，也是过分简单的说法。我们需要建立在法治、可靠及公正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但一个公民社会必须先植根于每个国民的心中，人民要做出的承诺，是永远超越平等参与、个人权益及经济机会。大家要有对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精神，正如雅典人对其城市的古老誓言：“我们定将竭力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伟大、更辉煌、更美好，再传给我们的后代。”
（《青年参考》）
李嘉诚这样说，他自己则身体力行，首先带头这样做。因此在处理和平衡个人财富与社会利益关系上，他很早就找到了契机。
（五）
钱花了才能显示其价值，但1分钱的价值有时比1亿元的价值还大，全看你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
比尔·盖茨曾感叹说：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钱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有位南方富豪曾主动光临寒舍问我：人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赚了钱之后又怎样才能心安理得？
我说我从未经商，不知赚钱之道。我只知道一点佛禅妙法，不妨送你八个字：凶狠如魔，慈悲如佛（参见拙着《禅林清音》后记）。
后来又有一位山西的富豪问我：现在我虽然不是富可敌国，但已足够我花几辈子了。不过花来花去，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花了。你说怎么办？
我说：该省的决不花，该花的决不省。
他又问：到底怎么省？怎么花？
看来对有钱的大款们来说，这还真是个难题。
西门庆说：“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即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但花天酒地之后，他又对小儿说，你爹虽然有一天富贵，但还是被人瞧不起。
所以还是给你捐个官儿吧，以好重振家风，挣回脸面。
正像今天有些商人买官一样，目的是为了做红顶商人以便更好地赚钱；也像一些富商因赚黑心钱而不安去修庙烧香一样，目的是为了求得心灵上的解脱；还有就是富得流油之后资助学校、医院，最后将学校医院改成菖菖菖，以便流芳百世。当然也有只捐钱、不留名的。
这些都是花钱之法，但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和用心，为名为利也好，不要名不要利也好，其实终究还是在做生意，皆“市道之交”也。不为名，是为了更好的名；不为利，是为了更大的利。比为名为利者的手法更高。正如武则天的“无字碑”一样，远比“有字碑”强多了。
话扯远了，还是说李嘉诚吧。
李嘉诚是从不炫耀财富的，他不爱出风头、不哗众取宠、不喜欢剪彩、也不愿因捐钱修医院学校而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1995年间，中央电视台主持说他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便说这是误传。他说：“在香港比我有钱的人多的是，我在香港第六、第七名都排不上。”
事实上，李嘉诚已经荣登富豪榜了。2002年，《时代》杂志与CNN记者共同选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袖，李嘉诚就名列前茅，雄踞第9位。而且还特别指出：在香港人所花的“每一块钱”中，“都被李嘉诚赚走了一分”。
2005年，在《富布斯》公布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上，李嘉诚由2004年的第19位，一跃而为第10位，财产增加了28.7亿美元，已达到了135.7亿美元。他在亚洲和香港富豪中同列首席。
这位亚洲首富同其他富豪一样，自然也想广为善事，利益人群。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慈善事业的理念和目的，与别人大相径庭。
近来中央电视台有位女记者当面问他，人们都说找钱容易花钱难，你却找到了花钱的契机。在慈善事业上花了那么多的钱，足以能列出一长串的清单。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这位女记者一再说“慈善事业”，李嘉诚则一再申明他做的不是一般的慈善事业，而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同时也一再表明他的财富价值观，他说“贵为天子，未必就贵；贱为匹夫，未必就贱”。他说他始终追求的是“内心财富”和人格人性的升华，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说：只有内心富了才是富，只有有益于人了才是贵。
是的，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人格的高低。但那又如何？
当今有些“美女”看见住别墅豪宅和坐宝马香车的男士就穷追不舍，理由是能住豪宅和开宝马的一定有钱有势，天生就是“美女”钟情的白马王子。
协和医大的一位女生在网上求嫁亿万富翁，理由也很简单，这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只能用数据说话”。她说我很爱你，是因为你开着宝马车，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还有一些商家口称广为善事，但就是光打雷不下雨，尽开空头支票，即使兑现了也只不过用钱买个名声而已。
然而，这些都是为李嘉诚所反对而不屑一顾的。但如果说他捐助舍财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回报社会、爱国为民的一种无私奉献精神，恐怕也不尽然，否则他同一般的慈善家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佛家说大恩不言谢，所谓回报，无非是因果之说。禅师们说的“净化自己，利益人群”，这倒与李嘉诚巴谱了。因为在李嘉诚的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中，分明蕴涵着“净化自己”与“自我完成”的人生境界。
一位大师说过：“人成即佛成，完成即人格。”
我曾参照马斯洛的五层人格金字塔，构建了一座东方人格金字塔：
（1）功利需要（即马氏的“生理需要”）。
（2）伦理需要（即“安全需要”）。
（3）政治需要（即“归属需要”）。
（4）品学需要（即“尊重需要”）。
（5）禅的境界（即“自我实现的需要”）。
我在《禅的人生与艺术》一书中，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解读，不妨节录一段。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是“更为成熟、更为完满的人”。其定义是：“在他们的基本需要已得到适当满足之后，又受到更高层级的动机——‘超越性动机’的驱动。”其基本条件，他列了四条：淤完全健康，没有疾病的人；于是基本需要已充分满足的人：盂是能主动积极地运用自己的能力的人；而且榆是为了他们所为奋斗，为之求索并奉献忠诚的价值所激励的人。
除此，他还为自我实现者作了很多描绘：
“自我实现的人是恬然自发，天然情真的人，他们比其他人更易于把握自己的真性。”
“每一个自我实现的人都献身于某一事业、号召、使命和他们所热爱的工作，也就是‘奋不顾身’。”
总之，他恨不得把所有美好的词句都赋予他所设想的自我实现者，为之披上圣贤、先哲的衮衣。但说来说去，似乎都不及中国圣人、真人、佛陀那么动听，所以他干脆就说：
“也许用……‘老庄’的道、抉择、目的、甚或意志等术语来表述会更好。”他指的大约就是“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合目的性”。不用说，他想把西方的“自我实现者”与东方的“先知、诗人、圣贤”的人格综合为一个，融合为一体。
果然，当他在谈到自我实现者拥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高峰体验”时，他索性就把“高峰体验”看成是中国“僧人、圣徒、瑜伽信徒、禅宗”的那种“宗教体验”。
尽管马氏将他的“善良的天国”移到了现实生活里，正如禅师们把“西方的菩提圣树”移植到人间大地上一样，同样遭到人们的冷落与唾弃。因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认钱不认人的“人间火宅”世界里，那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虚无说教和人性的光辉，往往是一钱不值的。说多了还只能令人心烦意乱，不屑一谈。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人性人格是一钱不值的。
“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和权利。”
因此，李嘉诚在“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和“实现自我”时，首先把最能释放自己生命潜能和宏伟理想的支点、位置选在最富有挑战也最具有机会的经济市场。这也许正是他“被迫入市场发现别有洞天，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多种需要，而终扎根于市场的原因”，也是他不断拼搏、乃至直到他富可敌国年岁已高的今天依然还在找钱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经济实力越强，说话才越有影响力，越能帮助他人，也才越能使人格增值。
但光用钱说话，仅凭数据来显示人格，终归还只是一个经济动物。
这样是不能完全拯救苍生、感召社会的。单靠GDP的持续增长和市场经济，解决不了人类文明的诸多问题。
因此，李嘉诚始终没有忘记，他追求的是人生“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在取得一富在天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始终把“内心财富”
作为他的既定目标。在他看来，所谓“内心财富”，无非就是一种人性人格的升华，一种人文精神的闪光，一种信念信誉的缩影。
他对那些“只懂得说上两句人文精神语言”的企业家和学者，向无好感。这不是对人文精神本身的否定，而是对人文精神的确切了解。
他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人文精神。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就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在身份认同并不怎么看中的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他却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他对“自我实现”的要求，则更为强烈，时刻不忘。与索罗斯一味用钱来买“开放社会”，则更不相同。
在李嘉诚的办公室里，一眼就可看见“知止”二字。这是何意？
《大学》开宗明义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大学的道理，是净化自己的德性人品，并以此去感召人民，最终达到善的境界。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到心静不乱，像禅者那样具有八风吹不动的定力，最终实现自我，完成自我。
唐代魏征和李靖的师父文中子，据此创立了一门“止”学。中心是“高才非智，智者不显”，“大智知止”……“止”，就是指达到“善”的大智若愚的最高境界（“止”，也含有“不到顶点”、“适可而止”和“势不可造尽”的意思）。
“善”者，禅也，颇有人文精神。
内心深处富有“善根”和佛光禅影的李嘉诚，正是用“止”来激励自己去攀登建立在李氏经济帝国基础上的东方人格金字塔，尽快实现自我，完成自我，达到“善”（禅）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智”、“大善”之人，做一个超越自己又返璞归真回归自己的禅者。
如何超越？姑且以宋代法演禅师一偈为参：
人之性命事，第一须是。
欲得成此，先须防于。
若是真人，……。
（参加拙着《中国禅师》）
附录：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稿（节录）
屈指一算我的公司已成立了五十五年，由1950年数个人的小型公司发展到今天全球52个国家超过20万员工的企业。我不敢和那些管理学大师相比，我没有上学的机会，一辈子都努力自修，苦苦追求新知识和学问。管理有没有艺术可言？我有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翻查字典，“艺术（Art）”的定义可简单归纳为人类发自内心的创作、行为、原则、方法或表达，一般带美感，能有超然性和能引起共鸣。
它是一门能通过求学、模仿、实践和观察获得的学问。
我常常问我自己，你是想当一个团队的老板还是领袖？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你的权力主要来自地位之便，这可来自上天的缘分或凭仗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较为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要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想当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是一重大责任。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什么人，是建立尊严的基础。儒家之“修身”、“反求诸己”、“不欺暗室”的原则，西方之宗教教律，围绕这题目落墨很多，到书店、在网上，自我增值的书和秘诀多不胜数。
一方面我紧守角色，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工，但我坚持每样交托给我的事，妥当出色；另一方面绝不浪费时间，把任何剩下来的一分一毫都用来购买实用的旧书籍。因为如果欠缺学问知识，程度与人相距甚远，那么运气来临的时候也不知道。还有一重要小点，讲究仪容整齐清洁是自律的表现，但能选择自律心灵态度的人更容易备受欣赏。
二十二岁，我成立公司以后，进取奋斗的品德和性格对我而言层次有所不同。这时“能忍”和“任劳任怨”的毅力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
意志需要和知识结合，静态管理自我的方法要伸延至动态管理，问题的核心在如何避免聪明组织干愚蠢的事。成功也许没有既定的方程式，失败的因子却显而易见，建立减低失败的架构，是步向成功的快捷方式。“如果”一词对我有新的意义，多层思量和多方能力皆有极大的价值，要知道“后见之明”在商业社会中只有很狭隘的贡献。人类最独特的是不仅是我们有洞悉思考事物本质的理智，而是我们有遵守承诺、矫正更新的能力，坚守价值观及追求目标的意志。
我认为自我管理是一种静态管理；是培养理性力量的基本功，是人把知识和经验转变为能力的催化剂。
这“化学反应”由一系列的问题开始，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中，要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拼战命运的决心，但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信息、有机会，但我有没有实用智能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但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懂得恰如其分处理的心力？你的答案可能因时、因事、因处境，审时度势而有所不同，但思索是上天恩赐人类扞卫命运的盾牌。很多人总是把不当的自我管理与交恶运混为一谈，这是很消极无奈，在某一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
十四岁，还是穷小子一个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一很简单的管理方法——我必须赚取足够一家勉强存活的费用。我知道没有知识我改变不了命运，我知道今天的我没有本钱好高骛远。我也想飞得很高，在脑袋中常常记起我祖母的感叹：“阿诚，我们什么时候能像潮州城中某某人那么富有？”我可不想像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Icarus）一样，凭仗蜡做的翅膀翱翔而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