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力统一全国是多尔衮既定的方针。然而，当时主力退保西安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和活动在西南的张献忠的大西军，加在一起还有四十余万。明福王朱由崧刚刚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集合江淮以南各镇的兵力，仍有五十万部众，并且雄踞长江天险。而清军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总共不过二十万人。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不足，并且顾此失彼，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制订了统一全国的作战部署，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证明多尔衮宣称的清得天下于“流贼”的口号，付诸军事行动，以便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第二，便于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从而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顺治元年1月，多铎率清军在潼关与大顺军激战近月，重创大顺军。公元1645年12月，清军攻占西安。2月，多尔衮接到多铎“克定全省”的捷报，立刻命令他，“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又责成阿济格率吴三桂等，追击大顺军。5月底，阿济格追击大顺军于湖北通山县，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顺治二年四月，张献忠在四川凤凰山与豪格率领的清军相遇时，战败身亡。此后，大顺军、大西军余部继续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4月15日，多铎率大军抵达扬州，明大学士史可法死守。25日，城破，史可法死于难。扬州城经历了空前浩劫，清军大肆屠戮，史称“扬州十日”。5月6日，清军渡江，弘光政权军队不战而溃。14日，清军占领南京，福王逃往太平，旋被俘，弘光政权的大批文武官员及二十余万军队投降。于是清军继续向南方各省进军。
清军占领南京，很快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由于当时清军再度强迫人民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军继续统一南方的行动受到挫折。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尔衮又灵活地改变了策略。顺治二年7月间，他以“大兵日久劳苦”为名，把南方人民最恨的多铎召回北京，而改派福建籍的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他要利用洪承畴在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影响，来“节制”南京、江西、湖广等地区，进一步消灭刚刚在福建建立的唐王的隆武政权和浙江鲁王的鲁监国政权。多尔衮在洪承畴临行前，称他为自己“心爱之人”，鼓励他“此行须用心做事”。并特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授权他“便宜行事”。多尔衮采取的这套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洪承畴坐镇南京后，很快扭转了清军在江南的被动局面，组织了对唐、鲁两个小朝廷的军事进攻。洪承畴先后招降了两政权中执掌大权的方国安和郑芝龙，乘唐、鲁互争之时，轻松攻下浙江。随后长驱入福建，消灭了隆武政权。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就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在很短时间内消灭了南明的大部分势力。到公元1648年，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选贤任能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官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才，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的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多尔衮作为满洲贵族的代表，始终是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族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在南明基本被消灭后，当这些王公贝勒陆续回京时，多尔衮为了防止他们恃功争权，又用种种借口来打击他们的势力。公元1647年2月，多尔衮以“府第蝓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五年（1648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公元1648年11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他的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定国策的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宫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多尔衮主张满汉人民通婚。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满汉人民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宫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的统一中国、“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功过评说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最终在功成返京后，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对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渐渐加重。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的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公元1650年1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娶了过来；5月，又征朝鲜女成婚。多尔衮居住的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皇帝居住的地方。由于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自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受伤，涂了一点儿药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年仅39岁。顺治帝率诸王大臣迎奠东直门外，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纵观多尔衮的一生，他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他有着卓越的见识和胆量，是别人所不及的。
郑成功
郑成功（1624年~1662年），祖籍福建南安人，民族英雄。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母为日本田川氏。郑成功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明末抗清名将，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公元1646年在南澳（今广东）起兵抗清，1661年率部进军台湾，次年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
年少有为
郑成功的父亲是郑芝龙，受明朝朝廷招安前为一海盗首领。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松，明天启四年（1624年，日本宽永元年）农历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因此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七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1630年郑芝龙将他带回南安教养。因受限于日本禁止女人离境的规定，故田川氏并未随行。郑芝龙延聘儒士教育郑成功，以便争取科考功名。
郑成功受南明隆武帝笼络，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廷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进入台湾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下达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签字投降，撤离台湾。于是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分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乾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死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最终病倒，同年5月病逝，享年39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计，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死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郑氏政权在台湾总计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
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