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乘胜追至狼居胥山，霍去病率大军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并且登上高山遥望大沙漠。封狼居胥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从长安出发，一直奔袭至贝加尔湖，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一路狂胜，这是怎样的成就！
经此一役，匈奴的三大战略集团都被打垮，再没有能力和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了。大汉兵威之盛，一时无敌，至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廷”。
当然了，霍去病没碰上单于，用现在的词语来形容心里也很郁闷，一路追杀左贤王到天边也是一种发泄和鞭策吧。这次漠北战役虽然是霍去病生命的顶峰，但也是少年将军的最后绝唱，一代战神的传奇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
而这一年的霍去病年仅22岁。
英年早逝
在完成了“漠北大战”的功勋之后，霍去病也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大将军、大司马。然而这却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这最后的两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使这个少年将军的一生出现了一块阴影，那就是射杀李敢。
两年后，元狩六年（前117年），24岁的大将军霍去病因病早逝。而死于什么病史书中没有记载，这位伟大的少年将军就如流星一样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并封霍去病为景桓侯。他的舅舅卫青在十年后去世，卫青和霍去病的墓都在汉武帝的茂陵旁边，霍去病的墓很像祁连山，而卫青的墓很像匈奴境内的卢山。两山之中，是牢固的汉室江山。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人。史学家司马谈之子，10岁读典籍，20岁后游遍大江南北，采风访古。初任郎中，后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馆图书。后因替李陵辩罪，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奋著书，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继太史令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典文籍”，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20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年），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他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做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打入大牢。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出来。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简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共五部分一百三十篇，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了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中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年）、迄秦二世（前207年），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年）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许慎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誉。他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精文字训诂。著《说文解字》十五卷，是我国第一说解文字原始形体结构及考究字源的文学性专著。另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已佚。
许慎曾担任太尉府祭酒，师从经学大师贾逵。他历经21年著成的《说文解字》，归纳出了汉字540个部首。
永元十有二年（100年），始作《说文解字》，序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建光元年（121年），书成。收单字九千三百五十有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有三，分于五百四十部。病中之时，遣子冲献书于帝。
死后，葬郾城县（今召陵区）姬石乡许庄村东。墓髙十有五尺，径四十有八尺。乡人曰：“日动一厘，夜长三尺。”谬也，岂有自拔之冢。
《后汉书》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源谁澄。”
至清，岁以仲月后丁之日，县令、学官到许夫子墓前致祭，行一跪三叩礼。
康熙四十有六年（1707年），郾城县知县温德裕立“孝廉许公之墓”碑。
光绪年间（1908年），郾城知县王风森立“许夫子从祀文庙碑”。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七年（1985年），许慎研究会第一次会议时，立“重修许慎墓碑记”。植柏百八十有二株，今存百五十有三株，三九之数也。
目前，许慎祠堂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许慎路，漯河四中（原郾城一高，省立郾中）旁。
袁绍
袁绍（？~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是汉末最有实力的诸侯。
出身名门
袁绍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官宦世家。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父亲袁逢，官拜司空。叔父袁隗，官拜司徒。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将，早逝。袁绍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
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郎，袁绍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不久，因母亲病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共六年。之后，袁绍拒绝朝廷辟召，隐居在洛阳。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这才应了大将军何进的辟召。何进是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对宦官专政不满。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当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朝廷另组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他的调度指挥。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病重，太子未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宦官与外戚何进的矛盾激化了。汉灵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皇后所生，名刘辩；另一个是王美人所生，名刘协。群臣请立太子，汉灵帝因刘辩轻佻浅薄，很不中意。但废嫡立庶，又担心群臣反对，所以举棋不定。蹇硕等宦官当然心领神会，最主要的是不愿意大权落入何进手中，因此借口韩遂作乱，提议请大将军领兵西上平叛。在这个关键时刻，何进洞悉宦官的诡计，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奏请遣袁绍东进徐兖，待袁绍兵还，自己再西击韩遂。不几天，汉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诛何进，后立刘协。于是派人迎何进入宫计事，何进却集结军队于宫外，严阵以待，而称病不入。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立刘辩为帝。
刘辩即帝位，何皇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辅政，同录尚书事。这是外戚与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一个胜利。这时，袁绍通过何进的宾客张津对何进说：“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专干坏事。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何进甚以为是，于是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何甬为北军中侯、许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同时受到提拔的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成了何进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