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落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当时他17岁。第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公元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公元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再次落第。
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
训练军队
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澄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经不把他当回事了，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是袁世凯一人操办，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同时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但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为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十月初七，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建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
进一步掌权
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宗藩关系”的权力，并要求朝鲜国王，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使朝后，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另选一“公正明识者”。在李鸿章的保护下，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全无认识，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朝鲜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时，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以便制造战争借口，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在袁世凯一力保证“日本必无他意”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进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李鸿章命令其“要坚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凯称病，再次要求回国，获准。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惊惶异常，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协助周馥，联络各军，筹办饷械。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李鸿章严令“即回本任”。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李鸿藻说情，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袁世凯无法，只得遵命。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
《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为逃避责任，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即不时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
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二十三年（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成为荣禄掌握的“武卫军”之一。不久，袁升工部侍郎，仍专管练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袁升授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赴任。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同时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并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军阀形成
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逝世。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在内、外政策方面，袁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袁世凯权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后又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借机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参议院也只得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实行帝制，改元洪宪。
忧病而死
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终年57岁。
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还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是广东南海县人，人们尊称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近代维新派领袖，公元1888年上书言变法。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培养梁启超等。公元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后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筹划变法，促成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后主张君主立宪。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
立志求学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属于官宦书香世家的后代。高祖康辉，曾诰封荣禄大夫，官拜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鹏，讲学于乡里，是名闻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赞修，担任过连州教谕，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广东文人中颇有声望；叔祖康国器，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命广西巡抚。到其父亲康达初时，家运开始衰败，官仅至江西的补用知县。康有为对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后简称《年谱》）。
作为长子的康有为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数首。6岁拜师简凤仪，系统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等书。7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康有为学习专心致志，十分用功。无论多么难读的经书，他只要诵读几遍，就能背诵如流。由于康有为读书过目不忘，颇能强记，悟性又好，故老师十分喜欢他。远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银塘乡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许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也许是经书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康有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难怪乡里的亲友们送给了他一个雅号“圣人为”。的确，还在孩童时期，康有为就已树立了远大志向。一次，父辈们来到康有为的书房，想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有意考一考他的才学。时值屋外柳絮纷飞，有人顺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让康有为答对。小小年纪的康有为不假思索地对以“鱼化龙”三字。此对不仅对仗工整贴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为的宏大志向，难怪当时父辈中就有人叹曰：“此子非池中物。”
19岁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荫康有为的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