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中日本人的姿态，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就“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问题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此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从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认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受命议和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实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结果，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这就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说，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总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收拾残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沙俄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年~1908年），叶赫那拉氏。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六年（1856年）生载淳。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子载淳即位，即同治帝。她被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与慈安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帝死后，立其侄为光绪帝。在随后的30余年里，她对外妥协投降，对内仇视改良派维新运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被选入宫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2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晋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十一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公元1873年，载淳成年，那拉氏宣布撤帘归政，但仍阴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那拉氏立宗室载恬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1889年，载恬大婚成年，那拉氏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那拉氏仍不以为意，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那拉氏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当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那拉氏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战派及向光绪示威。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并翦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一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那拉氏万分惊恐，曾使命顺天府准备车马，想尽快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三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那拉氏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那拉氏、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但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那拉氏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痛斥那拉氏的卖国罪行。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实行变法。9月，那拉氏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偕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那拉氏“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统治结束
慈禧在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上，汲取了历代后妃预政的经验教训，她绝对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内侄，顶多把内侄女选为光绪的皇后。无论是两宫垂帘，还是单独听政、训政以及在归政后发动戊戌政变，她都得到宗室亲王、近支的支持。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主张维新的光绪一边，女主临朝能做到这份儿上也堪称绝了。实际上也正是慈禧成功地赢得皇族成员的支持，中国向近代社会转轨的不啻羊肠一线的机会也就被断送了，从王公贵族到八旗子弟最终全都被辛亥革命的浪潮吞噬，也就真的什么都绝了。当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也把一些维新措施捡起来，诸如废除科举、取消捐纳、颁布学堂章程、派遣留学生出国、设立练兵处，凡此种种实际也并没超过当年洋务运动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也颇有“棋差一步错”的味道。棋盘上走差了一步都会满盘皆输，更何况政坛上的措施晚了几年或几十年。
慈禧凭着几十年的从政手腕，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又开始酝酿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番对日本及欧美等国的考察，到光绪三十二年才拿出一份效法日本君主立宪的考察报告。
慈禧命令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与军机大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对考察报告的实施意见：首先采用君主立宪的政体，但要为此进行准备，拟在10年或10年以后开始实施。此次效仿日本，限制各省督抚的权限，地方的财政、军事权收归中央；改革官职。旋即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一份诏书：虽然肯定“实行宪法”，但又以目前“民智未开，若操切行事，徒具空文”，并决定“从官制入手”，“以预备立宪为基础”。忙乎了两年，也就敷衍出一个“预备立宪”，而且预备期至少是10年。
光绪三十四年夏秋（1908年）以来，慈禧终于到了残灯将尽的地步，她最不放心的就是光绪。而光绪从1898年戊戌政变被囚禁在瀛台以来（即使除去到西安逃难的一年多时间，也还有八年多的囚禁）他不是亡国之君，却连汉献帝都不如。即位34年的光绪从“无疾病……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要让光绪“病”死在慈禧前面，的确不容易。瀛台八年多的囚禁、饥寒交迫的日子、毫无亲情的囚徒生活也没能把他摧垮。他心底始终有个百折不挠的心念：要坚持到太后百年之后，实现自己振兴国家的抱负。在从西安回京后依旧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继续阅读有关中外书籍，甚至重新学习英语”，但大权在握的慈禧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慈禧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要为大清王朝选择皇位继承人，慈禧把早已经考虑好的人选说了出来：决定立醇王的孙子、载沣的儿子——不到二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作为同治的继承人；为了让自己的内侄女——光绪皇后当上太后，她只能接受让溥仪兼祧光绪的建议；并令载沣担任摄政王。慈禧当然了解自己内侄女的能力以及时局的动荡，不然她是不会让光绪的弟弟载沣来当摄政王的。慈禧是个很霸道、专横的女人，虽然醇亲王对太后恭谦得都有点令人肉麻，但当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去世后还因坟前的一棵树而引起轩然大波。醇亲王的陵墓前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一些迷信风水的人说：醇王墓有帝王陵墓的气象，醇亲王的后代依然会入承大统。慈禧听信了这话，立刻令人去砍掉那棵树。光绪在得知自己父亲坟上连一棵树都保不住，气得下谕说：谁敢砍这棵树，先来砍他光绪的头，但慈禧还是在光绪赶到墓地前把树砍了。光绪悲忍不住号啕大哭，绕着父亲的墓走了三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慈禧虽然砍了银杏树，结果仍然要从醇亲王的后裔中去选择皇位继承人，并让奕的儿子当了摄政王。别看慈禧对醇亲王一支接连出皇帝非常不情愿，但老醇王的福晋不仅不感激涕零，反而失声痛哭地说道：“既杀我子，复杀我孙，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幽禁”，紧紧地抱着孙子不肯松手。去接溥仪的王公大臣，只能用不能抗旨来迫使老福晋就范。在老福晋看来，所谓入承大统就是把孙子送到终身幽禁的地方，就是生死之别。在光绪去世的第二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慈禧也不得不伴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放弃把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权力。由于她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已经亲政的同治与光绪、用于大权独揽，由于她的孤陋寡闻以及对世界风云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她给过继孙子溥仪留下的是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的王朝，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挥霍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