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面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3月14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卿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需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是否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断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讠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地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扇、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3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121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35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一？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50000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接下来，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海一地公债应该如何劝募？杜月笙深思熟虑，他建议：
“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买。”
宋子文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于是，杜月笙便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己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推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便一脚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许世英回国述职，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医时期，大战爆发，中、日交涉剑拔弩张，7月13日他奉命带病返任。杜月笙闻讯，马上赶到北站迎接，然后一直送他到驶赴日本的海轮上。这时，江上风清，微波不兴，悬太阳旗的军舰就在附近停泊，许世英绝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议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明白许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动容，眉飞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刚50岁，年富力壮，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4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朋，指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的狰狞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们增派大军发动猛攻，向华北各地狂轰滥炸，宣布中国对日宣战。7月底，北平陷落，8月初，上海形势紧张，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寻获的挑衅丑剧，8月9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赴京共赴国难，举行军事会议声中，风云险恶的上海终于响起了枪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当场击毙，国军阵亡一人。
于是，8月11日，27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备战姿态，威胁中国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从这一天起，上海人开始知道战祸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闸北成千上万的居民携带箱笼细软，像潮水般地涌向租界，人潮淹没了街道，遍地都是弃置的家俱行李，汽车被迫停在街心，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无法全部接纳，于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有风餐露宿，抱着不曾打开的铺盖，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饬租界的慈善团体，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救济。
8月13日，淞沪大战爆发。“一？二八”之战中力抗日军的国军劲旅中，87师王敬久部扼守江湾新市区，88师孙元良部则进驻上海北站，用明晃晃的刺刀和隔阵的日本兵针锋相对。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6000人，从天通奄钢筋水泥、金汤铁池般的兵营出动，9时15分，分兵两路，向江湾及闸北两地的国军挑战，日军一开头便使用立体战术，飞机滥炸，大炮猛轰，继之。以列队冲锋，第一天，我军奋身反扑，越战越勇，用手榴弹和刺刀压迫敌人节节后退。
14日掀起了沪战的高潮，使上海人一时拍手欢呼，一时悲泣哀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经我飞机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9架，造成0∶9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捷报传来，上海市民雀跃三千，兴奋若狂，奔走相告。因此，当天下午我战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时，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险，争先恐后，万人空巷的到江边观战。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空中鏖战，上下翻飞，落弹如雨，一会儿虹口被炸，腾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浓烟，一会儿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团团烟雾弥漫江面，触鼻的浓烟被江风吹到了浦西来，没有人躲得过它的侵袭，几百万人全在呛呛咳咳。
在虹口、闸北，87师和88师大发神威，多次发起冲刺，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这时杜公馆电话机也一直响个不停，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国军第36师宋希濂部和第98师夏楚部即将开到；4个师的主力部队一起努力，有望将敌军全部包围而加以歼灭。
正在欢天喜地，额首称庆，突然之间传来天崩地坼的巨响，华格臬路杜公馆房屋摇摇晃晃，玻璃窗哗啷啷，吓得杜月笙以及众人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万墨林刚一清醒，立刻便去接电话问出了啥个事情。哪晓得他的问话还不曾说完，接着又是一声轰炸，天摇地动，令人失魂落魄，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叠声地问讯，等到对方答复过后，他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不好了，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杜月笙勉定心神，疑惑不已地问：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
于是，万墨林再拨电话，又去打听，这一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他报告说：
“爷叔，是一架中国的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一共落下来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1000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个！他们说那两处地方正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极了！”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的一大悲剧，正因为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们都出来看热闹，欢欢喜喜地像是过年，不料受伤的战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了两千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抹去眼泪，态度更加坚强，他们没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称颂那位不知名的空军英雄。因为他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强使那架受创的飞机飞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如果他跳伞逃生，任让飞机坠降，那更不知要带给上海人多大的灾害。
8月15日，沪战的第3天，日本军机全面出动，猛炸京沪沿线，闸北虹口战况空前激烈。正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极不寻常的贵宾，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叠声地在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于是，这位贵宾笑容可掬地被请进客厅，他中等身材，一举一动充满活力，高额，两道剑眉，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诚挚而热情，马脸上鼻大、嘴阔，天庭特别的饱满。他便是戴笠，字雨农。从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紧紧地握手以后，成为杜月笙最亲密的战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结合，并肩作战，使他们两人对于抗战贡献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风，又字征兰，浙江江山仙霞乡人。
抗战前夕，戴笠所领导的军统规模已很庞大，军统人员的活动范围从都市大城市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胆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俩之间结识甚早，早在上海滩，杜月笙与戴笠便有过交往。现在，他和戴笠分宾主坐定，数语寒暄，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然而，这却使杜月笙大为犹豫。
因为戴笠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所提出的请求和计划，使做了半辈子太平绅士、社会领袖的杜月笙听来，太疯狂、太大胆了，几乎是疯人所为的事情。
原来，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凭几则电令，无中生有，组成了一支2000余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700多支。抗战爆发后，戴笠也电令军统天津站长王新衡设法组织“便衣队”，在敌军占领地区从事袭击敌军。由于爱国青年的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投效，不数日间便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劲旅，这一次的成就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想用“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扩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