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沿着西起鄱阳湖口东至江阴要塞的千里长江北岸，积极准备渡江作战。人民解放军决定于4月21日强渡长江。
4月20日，炮三团团长李安邦和当时任团政委的康矛召同志前往扬州八兵团司令部参加渡江作战的会议。9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炮声从三江莹方向传到正在举行会议的扬州。稍后不久，司令部即接到炮三团打来的电话：一艘英国军舰不顾下游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驶过我三江莹左翼的炮位，我向英舰开火，英舰也向我阵地还击，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战，英舰中弹30余发，悬挂了白旗驶离南岸，停靠在我阵地西南约7000米处。
下午1点30分，三江莹方向又传来了炮声，另一艘英舰从上游顺流疾驶增援受伤的英舰，同我炮兵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英舰连续中弹五发后，全速下驶脱离我火力网，然后又调转舰头沿北岸上驶，利用我野炮阵地的死角，击毁七连野炮两门。该舰继续上驶时，遭到我一连榴弹炮的迎头痛击。英舰又连中数弹，被迫回头下驶。
傍晚，解放军的几位首长赶回三江莹后，看见那艘船尾悬挂着英国国旗编号为F116的军舰停泊在长江南岸，船名已看不清楚，只能够看见指挥台、尾炮塔及船身多处中弹的斑斑裂口。英舰之所以泊近南岸，估计是在指挥台中弹后航向失控而搁浅。
这两艘在长江肇事的英舰第一艘叫“紫石英”号，第二艘叫“伴侣”号。
当晚，外电报道了在长江肇事的英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的受伤情形。
这时，紧靠国民党炮兵阵地的“紫石英”号已降下了白旗，但它所处的位置严重妨碍我步兵的渡江和登岸。因此，第二十军指挥员要求炮兵迫使该舰移走。
接到命令，七连向“紫石英”号连连发炮之后，从舰上传来几声剧烈的爆炸声响，一道浓烟从舰上滚滚升起。此刻江水受到晚潮的影响，水位有所上升，使得“紫石英”号可以驶离。就这样，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在晚潮中缓缓移动，然后消失在荡霭的水天之际。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和“伴侣”号在长江内先后受伤的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
4月21日晨，英国舰队驶过了江阴，继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江西前进。英舰密切窥察我阵地，舰上的巨炮一齐指向北岸。
早在北岸待命的特纵炮队一团向英国舰队鸣炮示警。英舰自恃船坚炮利不仅置我警告于不顾，而且向我猛烈轰击。忍无可忍，我沿江炮火只好一起向这艘目中无人、丝毫不识时务的英舰开火。霎时间，英国舰队纷纷中弹，“伦敦”号带着累累弹孔和伤痕溃驶上海。
次日，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报道了英国海军的伤亡：“紫石英”号死亡十七人，重伤二十人，六十人泅水登岸；“伴侣”号带回死者十人，伤者十二人，前炮两门被击毁；“伦敦”号已将死者十五人和伤者十三人载抵上海；“黑天鹅”号七人负伤。
这件事当时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并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焦点。
此时上海爱西路十八层楼公寓的一间房子里的一位有些清瘦的老人，也时刻收听着从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他希望这件事能使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再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自己在上海滩上再度辉煌起来。
这个人就是驰骋上海滩几十年、名噪一时的教父——杜月笙。
自从4月10日下野总统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以来，他一直在想着去留问题，对大上海，他太留恋了。他觉得，自己的每一根毛孔都是和大上海息息相关的。自己已经老了，经不起外面的风风雨雨了，此次一别，定是永诀。所以，他不想走。
但是，面对狂飚突进的共产党军队，他能不走吗？
所以，“紫石英”号事件一发生，他心里有股火苗“蹭”地蹿了一下。但这股火苗仅仅是蹿了一下，就熄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渡过了长江，把南京也占领了。进军的尖刀已指向上海这座繁华而污浊的城市。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宣称的航空母舰没有来，中国新兴的力量已经让帝国主义看到，这个古老的民族已经不会为炮舰所屈服了，它们再也不敢动不动就把军舰开来了。
面对这一变化，杜月笙知道，自己只能走了。
他立刻让手下人去包了一艘荷兰轮船，把一家大小，包括一年多来一直与他同居的著名演员孟小冬及其秘书、随从都送到船上，再悄悄地与黄金荣道了别。4月27日，春雨霏霏，杜月笙的包船从上海启碇。
轮船慢慢地顺着黄浦江水向东驶去，缓缓地驶过他的出生地高桥。他扶着栏杆，凝目眺望，船后翻腾着不息的滔滔江水，把他的思绪带入了过去的岁月：破旧而低矮的杜家老宅，踯躅的年迈外婆、失落的同胞妹妹、苦难的早逝双亲，往事如烟，一幕一幕，泪水不由地从他的眼睛里滚出来，掉进黄浦江中。
透过霏霏的春雨，他仿佛看见一个少年从高桥镇上走来……